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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流派是现代学术的产物，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里，文学见解和艺术风格近似的作家之自觉或不自觉的结合”
。一般而言，文学流派的判定离不开共同的艺术风格、公认的文学领袖和相对稳定的成员三个要素。不过，从清代诗学研究的实际来看，当代研究者很少严格依据这一标准来划分流派。由于标准的多样化，各家对乾嘉诗学流派的认识不太一致。当代较为全面论述乾嘉诗坛基本风貌的著作有朱则杰《清诗史》、严迪昌《清诗史》和刘世南《清诗流派史》等三部。朱则杰《清诗史》完成于1988年，最初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2000年列入“中国分体断代文学史”丛书再版。此书列举格调派、浙派、秀水派、肌理派、性灵派、桐城派六个流派，另把黄任、胡天游、黄景仁、舒位、王昙、黎简等知名诗人单列成节加以论述。严迪昌《清诗史》完成于1992年，最早于1997年在台北出版，2002年修订后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列举格调说、肌理说、性灵说、八旗诗人、浙派、秀水派、高密诗派、岭南诗群、常州诗群等九个诗派群体，另单列屈复、胡天游、黄景仁、王昙、孙原湘、舒位、郭麐、彭兆荪等知名诗人。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完成于1994年，次年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200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列举浙派、格调诗派、肌理诗派、性灵诗派、桐城诗派、高密诗派、常州诗派七个流派。三书均为专门考察清代诗歌发展史的专著，对乾嘉诗坛的论述能够代表当代学界的主流观念。综合三家所论，当代视野中的乾嘉诗坛格局大致包括浙派、秀水派、格调派、肌理派、性灵派、岭南诗派、常州诗派、桐城诗派、高密诗派九个流派，它们构成了当代视野中的乾嘉诗坛基本格局。
“浙派”在乾嘉时期作为流派已被提及。袁枚《随园诗话》云：“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
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云：“新城王渔洋力宗唐音，范围一世，学之者几无以自见性情。钱塘厉樊榭出，乃主张宋诗为教，以救渔洋末流之弊，后人因以浙派尊之。”
《清稗类钞》“厉樊榭诗为浙派领袖”条云：“钱塘厉樊榭大令鹗著有《樊榭山房诗》，为浙派领袖。然其参会唐宋，于王文简、朱竹垞外，自树一帜。虽以沈文慤之主张汉魏盛唐，亦盛称之。实则五言古、七言律、七言绝句佳者甚多，七言古才力薄弱，局势平常，五言律殊少神味，非其所长耳。”
均明确把这一群体称为流派，盟主是厉鹗，诗学宗旨是唐宋兼取。
清人又有“浙中诗派”之说，王昶《湖海诗传》评吴锡麒云：“浙中诗派自竹垞、初白两先生后，二十余年，大宗、太鸿起而振之，及两公殂谢，嗣音者少，司成以云蒸霞蔚之文，合雪净冰清之作，驰声艺苑，独出冠时，既工骈体，尤善倚声，而诗才超越，直继朱、查、杭、厉之后，宜中外望之指为景庆也。”
纪昀《四库提要》“怀清堂集”条云：“论者称浙中诗派，前推竹垞，后推西厓，两家之间，莫有能越之者。”
《清史稿》吴锡麒本传云：“浙中诗派，前有朱彝尊、查慎行，继之者杭世骏、厉鹗。二人殂谢后，推锡麒，艺林奉为圭臬焉。”
从所举朱彝尊、查慎行、汤右曾、杭世骏、厉鹗、吴锡麒来看，“浙中诗派”只是泛指浙籍诗人，与袁枚所言“浙派”有所不同。
钱锺书是最早把“浙派”视为诗学流派的现代学者。《谈艺录》云：“浙派西泠诗家多南宋江湖体，惟秀州诸作者知取法西江大家，上续梨洲坠绪，汪丰玉仲鈖一诗最便例证。”
他认为“浙派”中的“西泠十子”“西泠五布衣”等承继江湖诗人，以晚唐诗为师法对象；而汪仲鈖则承继黄宗羲，以黄庭坚所代表江西诗派为师法对象。可以看出，钱锺书所谓的浙派比较接近王昶、纪昀所说的浙中诗派，泛指浙籍诗人。
钱锺书之后，把浙派视为诗学流派的是朱则杰。朱著《清诗史》单列“厉鹗和浙派”一节，明确把浙派视为文学流派。朱则杰把厉鹗视为此派盟主，指出“厉鹗诗歌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宗宋，具体表现有二：一是专法宋代诗人，二是好用宋代典故”
。该书对厉鹗诗歌艺术风貌的分析相当细致深刻，但未涉及浙派其他成员及其创作。
严迪昌《清诗史》在第二编第五章“查慎行论”中单列“‘浙派’辨”一节，在第三编第六章“乾嘉时期地域诗派诗群巡视”中单列“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一节。严迪昌指出：“清代诗有‘浙派’之说，究其实乃是清代前期‘宗宋诗派’这一模糊复合概念的别称，并非涵盖有清一代浙籍诗群之总体。”
严迪昌特别强调浙派“宗宋”这一基本立场，所以把查慎行视为浙派成立的关键人物。严迪昌还指出：“到清代中叶，‘浙派’尽管启变而且形成多种分流，但其基本色调无改”，“人，是清代‘盛世’之人；心，是收缩紧裹之心；徜徉的空间原是南宋京畿之域，足可神驰往昔，构想与宋诗心魂相交游；治的是探究宋诗本事的稗官史乘。此即为清代‘宋诗派’的或一形象和特质，而从历史规定性来说，是指清中叶前后的‘浙派’形象和特质”。
严迪昌以“宗宋”作为浙派的基本倾向，明确反对以浙籍作为判别依据，并对“宗宋”的具体表现加以描述。严迪昌还指出，吴焯、周京是查慎行、厉鹗之间对浙派发展很有关系的诗人，与厉鹗齐名诗人有杭世骏，后期浙派重要诗人有吴锡麒，对此派宗旨、盟主、成员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
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单列“浙派”一章，并对浙派的产生、宗旨、代表诗人加以系统论述。刘世南把厉鹗视为浙派创始者，并指出其诗学宗旨主要是矫正王士禛、朱彝尊“追求诗歌语言的藻丽”之弊，于是“提倡学习宋诗，以‘孤淡’来矫正那种流弊”
。此外，刘世南还论及此派重要成员有杭世骏、金农、吴颖芳、丁敬、符曾、陈撰、汪沆、符之恒等。
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浙派的专著。张仲谋认为浙派有四个阶段：顺治朝与康熙前期为创始期，康熙一朝为衍化期，雍正朝与乾隆前期为繁荣期，乾隆朝为终结期。对诗派盟主，他提出“一祖三宗”：“以清初黄宗羲为浙派初祖，以康熙朝之查慎行、雍乾时期的厉鹗，与纵跨乾隆一朝的钱载为‘三宗’。”
从对浙派的分期和所举诗家来看，张仲谋主要参照王昶、纪昀、钱锺书相关论述又有改造，一方面，他把众多浙籍诗人统纳在浙派之内，另一方面又强调浙派宗宋的基本诗学倾向，这样就把朱彝尊从浙派中剥离出去。
综上所论，浙派作为文学流派堪称古今学界共识。现代学者对浙派的认识存在两个分歧：一是浙派的成员，有的学者以浙派涵盖浙籍诗人，有的认为前期代表人物是查慎行，乾嘉时期是厉鹗、杭世骏和吴锡麒；二是浙派的流变，有的学者认为浙派发展贯穿整个清代，有的则限定在查慎行、厉鹗分别代表的清代前期、中期宗宋诗学群体。客观而言，浙派与秀水派的成员区别十分明显，以浙派涵盖浙籍诗人十分不妥。浙派盟主应为厉鹗，之后高擎浙派大旗的有杭世骏和吴锡麒，重要成员有全祖望、金农、胡天游、汪师韩、汪沆、齐召南等，多为嶰谷诗社、韩江诗社中人。浙派成员大多学养深厚，但仕途不甚显达。除齐召南曾任礼部侍郎外，其他成员大多仕途蹇塞，以执教书院或入幕为生。浙派诗论以宗宋为主要特征，但浙派宗宋，不同于明七子派字摹句拟之宗唐，他们主要是学习宋人求新求变、不合凡俗的精神和对学问读书的重视，所以浙派诗人的艺术风格多有不同。由于浙派诗人大多沉沦下僚，所以喜欢使用拗怪的形式表现不合时俗的心态，透露出一种野逸的风味。
秀水属浙江嘉兴，清代已有“秀水派”之名。钱仪吉认为此派的开创者是朱彝尊，其《山西广灵知县名宦朱君事状》云：“吾郡诗学，本朝自君家竹垞太史，名重海内，世谓秀水派。乾隆间，吾从父萚石先生父子、汪厚石桐石兄弟，及比部王谷原孝廉、万柘坡诸先生继起，振兴古学。君与同里蒋先生元龙及寓公戚先生芸生，齿稍后，皆学诗于萚石先生，皆法太史之法而不袭其貌，各具坛坫成一家言。”
这种看法似不符合实际。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评钱载云：
萚石斋论诗，取径西江，去其粗豪，而出之以奥折。用意必深微，用笔必拗折，用字必古艳，力追险涩，绝去笔墨畦径。金桧门总宪名辈较先，论诗与相合，而万循初孝廉光泰、王谷原刑部又曾、祝豫堂典籍维诰、汪康古吏部孟
、丰玉孝廉仲鈖相与酬唱，皆力求深造，不堕恒轨，一时遂有秀水派之目。继其后者，萚石子百泉编修世锡、豫堂子明甫孝廉嘉、谷原子秋塍大令复，各能尊其家学。《萚石集》中，君亲师友惓惓不渝，其于万王祝汪诸君死生离合，必见于诗。盖温柔敦厚，发为心声，固自有其本也。
徐世昌对秀水派的诗学宗旨、演进和成员进行了详细叙述。他指出秀水派倡导者是金德瑛，盟主是钱载，主要成员有祝维诰、王又曾、万光泰以及汪孟、汪仲鈖兄弟，后继者首推钱载子钱世锡、祝维诰子祝喆和王又曾子王复。秀水派论诗发源于江西诗派，师法对象是黄庭坚。徐世昌之论应该代表了学界对此派的主流意见，《清史稿》王又曾本传也有类似论述：“同县钱载论诗宗黄庭坚，务缒深凿险，不堕臼科。又曾与朱沛然、陈向中、祝维诰和之，号‘南郭五子’。又有万光泰、汪孟
、仲鈖皆与同时相镞砺，力求捐弃尘壒，毋一语相袭取。为诗不异指趣，亦不同体格。时目为秀水派，而又曾与维诰、光泰尤工。”
从这些论述来看，秀水派与浙派的诗学旨趣、团体成员区别十分明显，应属两个不同的派别。
钱锺书《谈艺录》第五十二至五十八条曾对钱载诗歌详加论述，其云：“朱竹垞力非涪皤，而浙江后起诗人，如万柘坡、金桧门、王谷原、汪丰玉、沈匏庐辈，皆称山谷。钱萚石与桧门情厚交亲。”
指出钱载与朱彝尊对待山谷诗态度迥异。又言：“萚石好收藏，精鉴赏。顾其题咏书画，有议论，工描摹，而不掉书袋作考订。”
认为钱诗虽为学人之诗，但与肌理派有所不同。但钱锺书并没有把这一群体视为流派，《谈艺录》云：“乾隆时秀水诸贤，则钱萚石气魄有余，才思殊钝，抗志希为大家而并不足为名家。万柘坡、王谷原颇清隽而边幅甚狭，谷原中年且厌薄西江。”
似乎基于钱载、万光泰等人有限的创作成就，固不足以视为流派。
钱仲联是最早把这一群体视为流派的现代学者。他说：“钱载诗属浙派，但不同于朱竹垞，而是秀水一派，学韩愈、黄庭坚。朱氏浙派学明七子，是大范围的浙派。秀水在萚石之前尚有金贵文（金德瑛），为秀水派开创者。《滮湖遗老集》中有论诗绝句：‘先公手变秀州派，善用涪翁便契真。’秀水派有萚石、梓庐、拓坡、丁辛、襄七，朱氏也是嘉兴人，但非秀水派。”
认为秀水派与浙派明显不同，开创者为金德瑛，盟主是钱载。
之后，朱则杰《清诗史》列“钱载和秀水派”一节，他提出朱彝尊是秀水派的源头：“朱彝尊后期诗歌兼学黄庭坚，其部分作品具有‘高老生硬’之致，已‘得涪翁三昧’。钱载自幼从其父学诗，而其父又为朱彝尊学生，所以他本人事实上也是朱彝尊的再传弟子，其诗学与朱彝尊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并强调说：“朱彝尊取径黄庭坚，赋格生硬，这在其整个诗歌创作中所居的比重毕竟有限，而钱载却以此作为基本。”
明确把钱载视为秀水派盟主。
严迪昌《清诗史》也列“钱载与‘秀水派’”一节，他似乎不同意朱则杰的观念，故强调说：“此诗派上限只能断自金德瑛一辈，与朱彝尊无涉，”“‘秀水派’与自查慎行到厉鹗称典型的‘浙派’已趋变异，”“更重要的一点是‘秀水派’阵营的馆阁气、翰苑气严重浸入诗心，与‘浙派’的野逸情趣有着重大差异”。
之后，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专列“秀水诗派”一章，他一方面继承了朱则杰的观念，把朱彝尊视为秀水派的始祖
，并对朱彝尊诗歌的内容、风格详加分析。另一方面又拋弃了朱则杰把钱载视为秀水派盟主的主张，只是在本章最后一部分“秀水诗派的变化”中引用钱仲联关于浙派和钱载的论述。
客观而言，秀水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也是古今学者的共识。秀水派是以不同于浙派的面貌出现的，不宜把朱彝尊视为此派的始祖。秀水派的倡导者是金德瑛，盟主为钱载，主要成员有祝维诰、王又曾、万光泰、汪孟
、汪仲鈖，后继者有钱世锡、祝喆和王复。与浙派主要成员仕途蹇塞不同，秀水派成员多为馆阁文人。同为学宋，浙派排斥黄庭坚，而秀水派对黄氏情有独钟，讲究字句锤炼，追求生硬奇崛与平淡靖深的融合。
清人在论及沈德潜为代表的诗学群体时，并无“格调派”之称。或基于沈德潜为江苏人而称为“吴派”，如阮葵生《茶余客话》云：“诗道陵夷，厥分二派：一曰吴派，谓以盛唐为宗。……一曰浙派，谓以南宋为宗。”
或基于诗学宗旨强调其“格律”内涵，如钱泳《履园丛话》云：“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自宗伯三种别裁集出，诗人日渐日少；自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日多。然格律太严固不可，性灵太露亦是病也。”
最早把沈德潜所代表的诗学群体称为“格调派”的是铃木虎雄。1911年，铃木在《艺文》杂志发表《论格调、神韵、性灵之诗说》一文，后被收入1925年出版的《中国诗论史》。铃木似乎没有把“格调说”和“格调派”加以区别，第三编第三章“格调说”论述了明七子四大家的诗学主张，在第五章第二节“沈德潜及其诗说”中指出：“沈氏诗论的立足点可以说是温和的格调派，是兼采格调、神韵二说的精华部分而成。”
在第十节“随园对其他诸派的抨击”中列举格调派，并强调：“这里所说的格调派，即主要对明七子而言。”
可见，铃木虎雄在论沈德潜时，只是强调其诗学主张属“格调说”，并没有从流派的角度加以论述，故未涉及流派成员、宗旨、流变等内容。
郭绍虞沿袭了铃木虎雄“格调说”与“格调派”混用的做法，在发表于1938年《燕京学报》第二十三期的《性灵说》中，郭绍虞指出：“近人每谓他的诗论是格调派神韵派和考证诗的反动，实则随园对于神韵说还相当的推崇，而且王渔洋的时代较早，神韵一派在当时已成强弩之末，只有沈归愚所创导的格调派，却正在幸运的时期，假使说他对于当时诗坛的反抗，那么无宁指格调一派为较为近理。”
虽提及沈德潜所代表的格调派，但内涵与格调说并无差别。之后，郭绍虞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第五篇第三章“格调说”中，收录申涵光、毛先舒、叶燮、沈德潜、宋大樽、宋咸熙、潘德舆等众多诗家，其论沈德潜曰：“昔人之述归愚诗论者，或举其温柔敦厚，或称其重在格调，实则仅得其一端，归愚诗论，本是兼此二义的。”
不再称沈德潜为格调派，也未涉及流派成员组成和发展流变。
朱则杰明确以“格调派”命名沈德潜所代表的诗学群体。《清诗史》第十章单列“沈德潜与格调派”一节，在评述此派诗学宗旨之后，朱则杰又对流派成员做了明确论述：“他早年在家乡苏州，曾结举‘城南诗社’和‘北郭诗社’，联系了一批同行辈的诗人。同时，他又带出了许多学生。其中比较著名的如王鸣盛、王昶、钱大昕等七人，时称‘吴中七子’……沈德潜的再传弟子如黄景仁，在诗歌创作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这些论述似乎承继徐珂而来，《清稗类钞》“诗学名家之类聚”云：“受业者，其初以盛锦、周准、陈櫆、顾诒禄为最著。其后则有王鸣盛、王昶、钱大昕、曹仁虎、黄文莲、赵文哲、吴泰来之‘吴中七子’。……再传弟子则有武进黄景仁，私淑弟子则有仁和朱彭。乾、嘉以来之诗家，师传之广，未有如德潜者。”
严迪昌《清诗史》未明确把沈德潜所代表的诗学群体称为“格调派”。严著列“耆儒晚遇的沈德潜”一章，只是指出沈德潜为诗坛领袖，并对其“格调说”加以阐释，进而指出“吴中七子”、毕沅、曾燠均与沈德潜诗学渊源较深。
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则明确把沈德潜所代表的诗学群体称为流派，此书专列“格调诗派”一章，刘世南指出：“它的产生，正是为了矫正浙派末流的缺点”，“另外，对清初的神韵说，沈氏也有所补充”，“同时，也针对新兴的性灵派”。
刘世南对沈德潜所代表的格调派理论主张和创作成就的分析颇为偏激，如言“反正奴才要做得稳也是不容易的”，“格调说的内涵，无非是内容要关乎教化，出之以比兴手法”，“统观他的‘襟抱’与‘学识’，不过是一套腐朽的封建奴化思想”。
相对而言，对此派成员和流变论述得较为简略。
王顺贵《清代格调论诗学研究》是研究格调论的专著，王顺贵把沈德潜视为清代格调论的集大成者，把薛雪、李重华、乔亿、黄子云、潘德舆视为清盛期其他格调论者，把刘熙载、朱庭珍、王闿运定位为清代格调论的嗣响。
在措辞上，王顺贵很少使用“流派”这样的表述，只是基于个人的理解重新建构了清代格调说的谱系。
综合来看，清人在论及沈德潜所代表的诗学群体时，并未明确称为格调派，此派命名乃是现代学者的产物。结合诗学宗旨、成员和影响来看，这个群体可以称为流派。明代与清代格调派共同特征是重视对各种诗歌体裁的体制规范和审美特征的分析，寻求具有“本色”之美的“第一义”作品，为后学指明师法对象。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沈德潜颇重儒家诗学传统，即兼有温柔敦厚和格调二义。二是明七子所推崇的最高格是汉魏古诗和盛唐近体，基本上是各种诗体的创始之作。沈德潜则注意到后世诗歌的成就，把师法对象拓展到中晚唐和宋代诗人。三是同为学古，明七子以“神似”古人作为最高追求，所谓“置于古人集中，与古人体制风格一致”，这容易导致复古有余、创新不足。沈德潜是以“神韵”作为最高境界，倡导生动传神和缥缈悠远的审美效果，能够部分弥补复古之弊。清代格调派前期盟主是沈德潜，后期是王昶，主要成员包括沈德潜未仕时的诗友和出仕之后的众多追随者。除《清稗类钞》所提及的诗家外，王昶《湖海诗传》明确提及的属于此派的诗人还有王庭魁、吴璜、吴照、程际盛、沈景熊、何青、王文潞、朱宗大、邵志纯、项墉等。
清人在论及袁枚所代表的诗学群体时，似乎也没有“性灵派”之称，只是强调袁枚论诗标举性灵。如孙星衍《游随园赠袁太史》云：“等身诗卷著初成，绝地天通写性灵。我愧千秋无第一，避公才笔去研经。”
赵怀玉《寄袁丈枚》云：“早辞簪绂住烟萝，坐享名山册载过。举世共推文福备，先生独占性灵多。”
钱泳《履园丛话》云：“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
以“性灵派”命名袁枚所代表的诗学群体是现代诗学的产物。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把袁枚诗学主张概括为性灵说，其云：“任凭性情流露并加以自由地叙述，不受一切形式法则之束缚，弃去古人糟粕而行之以清新机巧，是为真诗。这种诗论主张，被称之为‘性灵’说，大概是取其以能使性情灵妙活用为贵之意。”
在“结论”部分，铃木专列“性灵派之弊”标题，但正文并未出现“性灵派”。可见，铃木笔下的“性灵派”等同于“性灵说”，究其实，铃木虎雄基于袁枚提倡性灵，故视为“性灵说”的代表，并没有把袁枚所代表的诗学群体视为流派。这种观念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也有体现。
最早明确把袁枚所代表的诗学群体称为“性灵派”的是钱仲联。在《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中，钱仲联指出清中叶浙诗四大流派，其中之一“是以袁枚为首的性灵一派”。此文侧重论袁枚的诗学观念，对流派的成立、成员等缺少分析，只是说：“袁枚流派，如赵翼、张问陶、舒位、孙原湘诸人，都不是浙江人，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以内。弟子如王昙，则自树一帜，属于另一派。杭州诗人，为袁枚一派的，有钱琦、张云璈、梁同书诸人，成就都不高。”
之后，朱则杰《清诗史》单列“袁枚和清诗的解放”一章，也把这一群体称为流派。朱则杰指出：“他们（笔者注：指赵翼、张问陶、宋湘等）和袁枚的许多弟子门生一起，以袁枚为中心，在不同的距离上共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性灵’派。”
严迪昌《清诗史》单列“袁枚论”一章，对袁枚诗歌成就、历史意义详加论述，但并没有出现“性灵派”这类措辞。刘世南《清诗流别史》则专列“性灵诗派”一章。刘世南吸收铃木虎雄、郭绍虞等人主张，认为袁枚性灵说是为矫正格调说、浙派和肌理说，进而指出性灵说的核心是“真”与“新”。
然后，刘世南又吸收朱庭珍、钱仲联和朱则杰的观点
，把袁枚、赵翼、张问陶作为性灵派的代表人物。虽然此书对性灵后学未曾涉及，但对性灵派的论诗宗旨、核心人物已有清晰说明。
王英志《性灵派研究》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性灵派的专著。
王英志在前言中指出性灵派是一个“自觉型的文学流派”，该书前五章对此派的兴起、特征、理论宗旨、作品艺术特征加以系统论述，第六至第十章对性灵派的组成加以详细阐释，最后一章谈此派的影响。王英志认为，性灵派主将是袁枚，前期代表人物有赵翼和何士颙，后期代表人物有孙原湘、张问陶、舒位，其中张问陶被王英志定位为性灵派的殿军。此派主要成员有袁氏家族诗人和随园女弟子。此书在朱则杰《清诗史》和刘世南《清诗流派史》的基础上，从流派的角度对性灵派进行了全面考察，自此，性灵派的面貌变得清晰。
综上所述，清人在论及袁枚所代表的诗学群体时，并未明确称为性灵派，此派命名也是现代学者的产物。此派诗学宗旨是主张诗歌抒发性情，展示个性和才气。由于强调对性情不加约束，铃本虎雄、郭绍虞等学者均对此派有所批评。结合当时格调说和肌理说盛行的背景，性灵派的诗学主张对创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性灵派的主将是袁枚，成员众多。一般认为袁枚、赵翼、张问陶为性灵派主将，成就较大者为舒位、王昙、孙原湘，另有何士颙、王文治、孙韶、袁树、陈熙、杨芳灿、秦大士、龚远超、陈蔚、方大章、陈竹士、黄允修、谭霞裳、陆建、胡书巢，以及席佩兰等众多女弟子。不过，当代学者所命名的性灵派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有的被列入性灵派的诗人曾特意与袁枚划清界限，如张问陶《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云：“诗成何必问渊源，放笔刚如所欲言。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
似乎刻意标明自己绝非袁枚诗派中人。
清人提及翁方纲，一是承认其为诗坛盟主之一，如张际亮《刘孟涂诗稿书后》云：“自诗道之衰，南则袁子才，北则翁覃溪，咸自命风雅以收召后进；后进者名能诗而不染其流弊者寡矣。”
二是指出其论诗主张“肌理”，如陶梁《红豆树馆诗话》云：“乾隆中，畿辅前辈以宏奖风流为己任，首推朱文正、纪文达两相国，而覃溪先生鼎峙其间，几欲狎主齐盟，互执牛耳。……生平论诗谓渔洋拈‘神韵’二字，固为超妙，但其弊恐流为空调，故特拈‘肌理’二字，盖欲以实救虚也。”
但综观整个清代，并没有以“肌理派”之名指代翁方纲所代表的诗学群体。
当代“肌理派”的命名是受铃木虎雄和郭绍虞的影响。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指出袁枚提倡性灵针对的是“典故派”。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明确把肌理说与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并称，此后，学者论及清代诗学常把四大诗说并称。
首次以“肌理派”命名翁方纲这一诗学群体的似乎是朱则杰，《清诗史》列有“翁方纲与肌理派”一节，重在阐述肌理说相关理论主张。严迪昌《清诗史》列有“翁方纲及其‘肌理说’”一章，虽不言派，但对这一诗学群体成员的论述更加详细。严迪昌指出，与翁方纲诗风近似的有李文藻、桂馥、孔继涵，翁氏门下刘台拱、凌廷堪等亦以学人而兼能诗。
之后，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专列“肌理诗派”一章，刘世南先论述了肌理说的理论价值和翁方纲作品艺术特色，然后详细阐述了肌理派的流派成员，包括谢启昆、翁树培、夏敬颜、张廷济、梁章钜、吴重憙、阮元，相对详细勾勒出这一流派的基本面貌。此外，蔡镇楚《中国诗话史》和朱培高《中国文学流派史》也以“肌理派”命名翁方纲为首的这一群体。
“肌理”来自杜甫《丽人行》，翁方纲《仿同学一首为乐生别》曰：“格调、神韵皆无可着手也。予故不得不近而指之曰‘肌理’。少陵曰‘肌理细腻骨肉匀’，此盖系于骨与肉之间，而审乎人与天之合。微乎观哉，智勇俱无所施，则惟玩味古人之为要矣。”
翁方纲以“肌理”表述自己的诗学主张时，内涵较杜甫诗歌特指杨贵妃之美大大拓展，他强调义理与文理的统一，借真才实学来振兴诗道。与浙派宗宋重在求新求变不同，肌理派提倡宋诗侧重于宋人对读书、学问的主张，它是为补救神韵说玄寂难解和格调说拘泥古法之弊而提出的，其基本内涵如吴兆路《翁方纲的“肌理”说探析》所言：“是我国传统诗学中‘以学问为诗’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对‘学人之诗’一派的形成和后来宋诗运动的产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合清人和现代学者的相关论述，“肌理派”这一名称应是现代学者的产物。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评梁章钜云：“翁覃溪言门下诗弟子百十辈，茝林最后至，而手腕境界迥异时流，不名一家而奄有诸家之美云。”
曾提及翁方纲门下弟子众多，从艺术风貌和论诗宗旨来看，这一群体的诗歌风貌具有明显差异。如翁方纲堪称学人之诗的典型，但弟子冯敏昌、黄仲则却以才性见长。参照“文学见解和艺术风貌近似”这一流派成立的基本原则，肌理派似乎很难称为一个文学流派。
最早标举“岭南诗派”的是明代胡应麟，《诗薮》云：“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第格不甚高，体不甚大耳。”
朱彝尊也认同这一观念，《静志居诗话》评黄佐云：“岭表自‘南园五先生’后，风雅中坠，文裕力为起衰，如黎惟敬、梁公实辈，皆其弟子。嘉靖中，‘南园后五先生’，二子与焉。盖岭南诗派，文裕实为领袖，不可泯也。”
所言“南园五先生”指孙蕡、王佐、黄哲、赵介和李德，“南园后五子”指梁有誉、欧大任、黎民表、吴旦和李时行。清初，王隼编选《岭南三大家诗钞》，以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为“岭南三大家”，并未以诗派命名。乾嘉时期，岭南诗歌仍相当兴盛，重要诗人有黎简、张锦芳、冯敏昌、温汝适、潘有为、赵希璜、吕坚、黄丹书、宋湘、张维屏、何太青、谭敬昭、黄培芳等，其中黎简、张锦芳、吕坚和黄丹书被称为“岭南四家”，黎简、冯敏昌、宋湘被称为“岭南后三家”，冯敏昌、张锦芳、胡亦常被称为“岭南三子”，张维屏、谭敬昭、黄培芳号称“粤东三子”。另外，梁善长《广东诗粹》、温汝能《粤东诗海》、刘彬华《岭南群雅》皆为篇幅较大的广东诗歌总集。但是，在论及清代岭南诗人作品时，清代诗坛均无“岭南诗派”之称。
现代学者首次提及“岭南诗派”的是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列“岭南派”，其云：
岭南诗派，肇自曲江；昌黎、东坡，以流人习处是邦，流风余韵，久播岭表。宋元而后，沾溉靡穷。迄于明清，邝露、陈恭尹、屈大均、梁佩兰、黎遂球诸家，先后继起，沉雄清丽，蔚为正声。……乾嘉之间，黎简、冯敏昌、张维屏、宋湘、李黼平诗尤有名，李氏稍后，卓然名家。
认为岭南诗派由来已久，乾嘉时期以黎简、冯敏昌、张维屏、宋湘、李黼平五人为乾嘉年间岭南派的代表。汪辟疆又谓：“近代岭南派诗家，以南海朱次琦、康有为，嘉应黄遵宪，蕉岭丘逢甲为领袖，而谭宗浚、潘飞声、丁惠康、梁启超、麦孟华、何藻翔、邓方羽翼之。”
在他看来，岭南诗派在明清时期一直绵延不绝。
朱则杰在《清诗史》“乾嘉以降的其他诗人和诗派”一章中曾提及黎简，既没有称为“岭南诗派”，也没有提及冯敏昌等其他岭南诗人。严迪昌《清诗史》“乾嘉时期地域诗派诗群巡视”一章列“岭南诗群”一节，先述“岭南三子”“四家”的诗歌艺术风貌，并指出“广东诗歌在这一时期里受‘苏黄’诗风影响浓厚，这无疑是翁方纲‘肌理说’熏陶之故”
，然后分别论述了黎简和宋湘两位岭南诗界的典型。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列“岭南诗派”一章，仅对屈大均、陈恭尹、释函可三位清初诗人详加论述，未涉及乾嘉时期的岭南诗人。
综合来看，乾嘉“岭南诗派”是现代学者的产物。乾嘉之前，岭南诗家不随时风，论诗多标举汉魏三唐，诗风雄直劲厉，音调高亢，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进入乾嘉，岭南诗家与外界交往愈加密切，兼之翁方纲长期担任广东学政，岭南诗人的诗学趣味和艺术风貌趋于多样化，创作成就和诗坛影响力也尚不足以与沈德潜、袁枚等人相抗衡，以流派来概括这一诗人群体似乎不太符合实际。
“毗陵”为常州旧称，下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八县。清代已有“毗陵诗派”之称，赵怀玉《竹初诗钞序》云：“吾乡风雅盛于康熙间，邹进士、董文学倡国依社，后君家湘灵继开毗陵诗派，学者翕然从之。于后复有醉吟、浣花、峨眉，一时旗鼓竞雄，故查悔余尝称吾常为诗国。”
赵怀玉指出毗陵诗歌创作盛于康熙时期，邹诋谟、董以宁提倡国依诗社为此派开端。在钱湘灵的影响下，醉吟、浣花、峨眉诗社兴起，毗陵诗歌创作达到高峰。赵怀玉把常熟人钱湘灵视为毗陵诗派的开创者，把“毗陵四家”及醉吟、浣花、峨眉诗社成员视为主体。不难发现，赵怀玉所言“毗陵诗派”与乾嘉时期“毗陵七子”并无直接联系。杨钟羲也提及“毗陵诗派”，《雪桥诗话》云：
明孝丰吴峻伯中丞维岳，少受业于毗陵，以诗振起嘉靖间，与李先芳辈结社西曹。初与王元美为同舍郎，实弟畜之。弇州尝云：“峻伯首进我于社，厥后历下门户浸盛，诗宗北地，号王、李，持论不相洽。”元美作《诗评》，与先芳均置之广五子中。而大函为峻伯所取士，反跻而上之。其评峻伯诗则云：“如子阳在蜀，亦具威仪。又如初地人见声闻则进，见大乘则小。”峻伯颇不平之。裔孙应奎蘅皋诗：“少日成名众所希，毗陵诗派早知归。敢因历下持牛耳，遽忘云山旧钵衣。”
但细考杨氏所论，所言“毗陵诗派”乃指明代诗人。从清人习论来看，黄景仁、洪亮吉等人常被标举为“毗陵七子”“常州四子”“洪黄”等，赵怀玉、杨钟羲所言“毗陵诗派”与乾嘉常州诗人没有直接关系。
朱则杰和严迪昌《清诗史》只是把“毗陵七子”视为诗学群体加以论述，均未视为文学流派。最早把这一群体称为流派的似乎是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列“常州诗派”一章：首节立足洪亮吉的诗学主张，认为此派对清代诗坛盛行的神韵派、学宋派、格调派、肌理派、性灵派、浙派均持反对态度；次节论述了此派的诗学宗旨；第三节论黄景仁诗歌的艺术风貌；最后谈其他常州诗人的诗歌创作和此派的影响。
刘世南基于“毗陵七子”共同的诗学主张和创作风格而把这一群体视为文学流派，理由并不充分。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毗陵七子”政治地位不高，虽以创作见长，但影响力非常有限；二是“毗陵七子”以才性见长，诗歌艺术风格存在较大差异；三是“毗陵七子”对当时的袁枚、王昶、翁方纲相当倾慕，并没有以反对者自居。
继承刘世南诗派观念的是纪玲妹，《清代毗陵诗派研究》是迄今为止唯一从流派角度研究这一诗学群体的专著。纪玲妹认为以“毗陵诗派”命名这一群体较为合适，并指出：“毗陵诗派是由清初的‘毗陵四家’、‘毗陵六逸’、清中叶的‘毗陵七子’三个诗群为中心，以及诗群周围与之来往较多，并有诗歌唱和，且出生于武进、阳湖两县的诗人们组成的。”
对此派成员详细加以说明。全书共分七章，从地域、诗人、诗论、创作、题材等方面对这一群体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流派属性的论述稍感薄弱。如第二章“毗陵诗人的文化人格”指出这一群体“重视忠孝节义的传统”
，第三章“毗陵诗派的诗论及与性灵派的区别”指出这一群体论诗“是在力主创新的基础上，主张性情、品格和学识并重”
，这些特点多为清代诗人之共性。
客观而言，“毗陵诗派”也是现代学者的产物。这一群体以创作见长，除“毗陵七子”外，著名诗人还有钱维城、钱维乔兄弟和杨梦符、刘嗣绾等人。他们既无共同的诗学宗旨和诗派盟主，作品风格也存在很大不同，参照流派成立的基本原则，把此期毗陵诗人视为流派稍感牵强。
“桐城”作为文学流派一般指以“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所代表的古文流派，很少用来指代诗歌。王昶曾提及“皖桐诗派”，其《湖海诗传》评韦谦恒云：“皖桐诗派，前推圣俞，后数愚山，以啴缓和平为主。约轩承其乡先生之学，故不以驰骋见长。六一居士序《宛陵集》谓‘古雅纯粹’；汪尧峰序愚山诗谓‘简切淡远’。举似约轩，可谓得其法乳者。约轩以翰林大考受知，不数年直纶扉，出为方伯，缘事罢归。以四库馆编校，加鸿胪少卿，故吟兴至老不衰。”
所言“皖桐诗派”乃指安徽桐城籍梅尧臣、施闰章和韦谦恒等诗人。清代最早以“桐城派”论诗的是程秉钊，其《国朝名人集题词》云：“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熟重轻。”
指出桐城派的诗歌与文章一样颇有价值，所论仍重在古文。
现代学界最早以“诗派”称呼桐城的是钱锺书，《谈艺录》专列“桐城诗派”一条，其云：“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
姚范（1702—1771）乃姚鼐伯父，字南青，号姜坞。乾隆七年（1742）进士。著有《援鹑堂集》五十卷。徐世昌《晚晴簃诗话》云：“姜坞为惜抱世父，世称大姚先生。其诗善于俪事，导源义山，而别开蹊径，实与昆体不同，亦无宋人粗劲之习。包慎伯称其诗文必达其意，绝去依傍，自成体势。在翰林时，同馆袁子才欲其赠诗，竟不可得，可以知其异趣矣。惜抱恒言学所自出。方植之极重姜坞，评定古今人诗话，李申耆推为片语破惑，单义树鹄。盖有表章之者，而其名始著也。”
钱锺书还提及此派论诗不完全排斥明七子，又推崇黄庭坚。
钱仲联也有类似主张，其云：“桐城非但是古文派，还是诗派。除上举外，其理论还可见《惜抱轩尺牍》。姚论古文之说也可移之于诗，如阳刚阴柔之说，其中较推重阳刚。姚身体较清瘦，读古文未能高声，往往低吟，而其七言古却有气派。姚有诗选、诗论及创作，因而成为桐城诗派，观其诗论及弟子诗论，可见其主张。”
但钱仲联比较重视作品艺术风貌的分析，对诗派成员、流变缺少论述。
朱则杰《清诗史》第十四章“乾嘉以降的其他诗人和诗派”有“姚鼐和桐城派”一节，认同这一流派的成立。严迪昌《清诗史》第四编“风雨飘摇时的苍茫心态—晚近诗潮”第一章“昏沉时世中的悲怆诗群”列“兼辨姚鼐的‘桐城诗法’”一节，从章节名称来看，未有流派之称，但从相关论述来看，严迪昌也认同“桐城诗派”的存在。与前人相比，严迪昌对姚鼐诗坛地位的起伏和桐城诗派的确立做了精彩考察，他指出：“曾国藩选《十八家诗钞》，定姚鼐七律为‘国朝第一家’，才声价扶摇直上。”又言：“桐城之有诗派的追认，实系‘同光’诗人心香祭成，史实甚明。”
这些观点皆能补前人对此派论述的不足。
之后，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专列“桐城诗派”一章，首节论“桐城诗派的形成”，他继承钱锺书观点，以姚范为此派创始人，姚鼐为盟主；次节述“桐城诗派的诗论”，立足于姚鼐相关论述，概括出桐城派六点诗学主张；第三节谈刘大櫆、姚鼐、方东树和梅曾亮的创作风貌；第四节谈“流派与影响”，他指出：“刘大櫆、姚鼐在诗的方面传人很不少，除上述方东树、梅曾亮外，还有吴德旋、朱孝纯、疏枝春、陈用光、鲍桂星、周有声、姚莹、姚椿、张裕钊、姚浚昌、张亨嘉、王必达、朱琦、曾国藩、范当世等。”
综合来看，“桐城诗派”的确立乃是现代学者的产物。从论诗宗旨、诗派成员和影响来看，把姚鼐所代表的这一诗学群体称为“桐城诗派”是能够成立的。桐城诗派论诗与袁枚所代表的性灵派强调自抒性灵相对，主张遵循旧规，熔铸唐宋。此派与翁方纲所代表的肌理派诗学观点也有明显差别，于唐尤重李商隐，于宋尤重黄庭坚，强调用典使事圆融无迹。另外，桐城诗派与浙派、秀水派等其他以地域命名的诗派不同，其成员并不限于安徽桐城。
清人论及乾嘉诗坛，已有“高密派”之称。袁洁《蠡庄诗话》云：“山左李石桐辑《中晚唐诗主客图》，分张水部、贾浪仙为两派，登莱一带言诗者多宗之，谓之高密派。”
之后民国所编《高密县志》云：“李怀民与其弟宪暠、宪乔以中晚唐律诏后进，海内宗之，称为李高密派。”
1962年，汪辟疆发表《论高密诗派》一文，他指出：“高密诗派，始于清乾隆朝高密李石桐怀民、叔白宪暠、少鹤宪乔兄弟。世所称为‘高密三李’者是也。惟三李之诗，亦自有异。语其开派，则石桐实为首倡。”
也明确把这一群体称为流派，并对此派的发展流变、诗学宗旨和成员加以明确叙述。
严迪昌《清诗史》第六章“乾嘉时期地域诗派诗群巡视”列“高密诗派述略”一节，对高密“三李”诗学观念和创作风貌考察之后，专门对刘大观的诗学观念加以叙述。
之后，刘世南也把这一群体视为流派，《清诗流派史》列“高密诗派”一章，先论此派兴起原因，次论诗学宗旨，再论李宪噩和李宪乔的诗歌艺术风貌，又论此派追随者，最后对此派加以评价。
该书关于高密诗派的诸多观点乃继承汪辟疆《论高密诗派》，但论述相对更为详细。如关于此派的盟主，刘世南指出：“诗派开创者是李宪噩，而扩大诗派影响的则是李宪乔。”
宫泉久《清代高密派诗学研究》是目前唯一研究高密诗派的专著。该书重点论述此派的诗学宗旨，其中第一章对此派的成员、产生背景及发展流变加以详细论述。在论及此派流变时，宫泉久指出高密“三单”（单楷、单宗元、单烺）对“三李”具有关键的影响，并依次分析了“三单”作品所透露的贫而乐道的隐逸高士形象。宫泉久还指出：“在高密诗派的发展中，不断壮大高密诗派实力、扩展其影响的有‘后四灵’和‘王氏五子’。”
对以上诸家分别考察之后，宫泉久还对广西一地的高密派诗人详加论述。在该章结束，宫泉久对高密诗派的流派特点进行了总结：“高密诗派是由寒士文人组成的诗人群体，他们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掌握生死予夺的政治权力，身处窘境，没有兼济天下的机会和能力。但‘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时刻没有忘怀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他们推尊中晚唐时期的张籍、贾岛，是因为张、贾‘才识高远’、‘气骨棱棱’，是‘古之豪杰’。他们诗学主张中体现的是诗人的文化品格。”
相当深刻地揭了此派的艺术风貌和诗学宗旨。
客观而言，高密诗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也是古今学者的共识。这一群体具有相对固定的成员和相近的诗学追求、艺术风貌，具备文学流派的基本属性，视为地域文学流派是符合实际的。由于流派成员政治地位不高，创作成就也没有达到一流诗家的高度，所以影响力比较有限。
综合来看，乾嘉诗坛九大流派中，浙派、秀水派、高密诗派是清人已有的观念，格调派和性灵派首先由铃木虎雄提出，桐城诗派首先由钱锺书提出，岭南诗派首先由汪辟疆提出，肌理派首先由朱则杰提出，毗陵诗派首先由刘世南提出。其中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出于流派研究的需要，把众多诗学群体视为流派并加以系统阐述，影响尤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