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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时代相比，乾嘉诗坛并称群体多数因相同地区而得名，地域性相当明显，但群体成员的诗学主张、艺术风貌并不一致，呈现出鲜明的跨地域特征。这种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似乎矛盾的组合，构成了乾嘉诗坛独特的时代特征。另外，受考据学的影响，乾嘉诗人大多学养深厚，对诗学问题的认识能够汲取前人合理主张，从而使乾嘉诗学呈现出鲜明的集大成特征。
清代地域文化相当兴盛，从督抚到县令常把地方文化研究整理作为要务。在省志、府志、县志的编撰过程中，地方乡贤、文士都是方志史家刻意标举的内容，地域诗话、诗选应运而生，如杭世骏《榕城诗话》、郑方坤《全闽诗话》、曾燠《西江诗征》、陶元藻《全浙诗话》、阮元《两浙
轩录》，均是针对特定地域诗歌文献的汇辑。在这种背景下，地域并称群体大量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乾嘉诗坛的地域性首先表现为地域并称群体数量众多。以袁枚《随园诗话》为例，该书所提及的11个并称群体中，以地域而得名的有“辽东三老”“浙派”“吴中七子”“常州文人”“江西四子”“桐城诗人”“安庆二村”“金陵二诗人”“河东三凤”，多达9个。《清诗纪事》所提及77个乾嘉诗坛并称群体中，明确以地域命名的有“东南二老”“辽东三老”“桐城二诗人”“松里五子”“京江三诗人”“扬州二马”“秀水派”“江右八家”“吴中七子”“江东二王”“江西两名士”“江西四子”“嘉定三才子”“嘉禾七子”“淮南两君子”“浙中诗派”“绵州三李”“常州七子”“岭南三子”“岭南四家”“京江三凤”“嘉兴二吴”“高密派”“金陵两诗人”“常州四子”“越中七子”“白沙二垞”“金陵二诗人”“京江七子”“西园十子”“杭州两布衣”“粤东三子”，多达32个。其余45个虽然没有以地域命名，但许多群体成员或属兄弟，或属同乡，也来自相同地区，地域性十分明显。
除数量多之外，乾嘉诗坛的地域性的另一个表现是涉及地区更加广泛。明代影响较大的地域并称群体有“北郭十子”“吴中四杰”“闽中十子”“南园五子”“公安三袁”“钟谭”“云间十一子”“雪苑六子”等，涉及江苏、福建、广东、湖北、浙江、河南等地。乾嘉时期，不管是东南文化中心还是西南、东北比较偏远的地区，均涌现出众多并称群体。如浙江有“浙派”“浙中诗派”“浙西六家”“钱塘四布衣”等；江苏有“吴中七子”“京江三凤”“京口五诗人”“嘉定三才子”等；江西有“江西两才子”“江西四子”“江右八家”等；四川有“绵州三李”“通江三李”“丹棱三彭”“丹棱三杨”“蕺山四凤”等；云南有“龙湖三子”“四杰”“诗中三杰”“保山二袁”；广西有“西粤二子”“桂林二友”“二童”“桂平三潘”等；贵州有“黔中三畸男”“思南二俊”等；关外有“辽东三老”“辽东三布衣”“燕山十布衣”等。
地域之广远迈前代。
乾嘉诗坛固然拥有众多以地域命名的并称群体，但这些群体却具有鲜明的跨地域特征。这种跨地域特征的首要表现是京师诗学中心的确立。明代以来，江南一直是诗学中心，如孔尚任《官梅堂诗集序》所言：“吾阅近诗选本，于吴、越得其五，于齐、鲁、燕、赵、中州得其三，于秦、晋、巴蜀得其一，于闽、楚、粤、滇再得其一，至于黔、贵则全无之。”
乾嘉时期，京师逐渐成为另一个诗学中心，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随着社会安定，凡是求取功名的士子必须入京参加会试。中式士子常被留入庶常馆学习，之后担任各级官员，而落第士子也会亲身感受到京师浓郁的诗学氛围。二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编撰《四库全书》，众多富有诗才的文人被招入京。三是清代翰林院一向为文人荟萃之地，聚集了很多诗人，各地诗人也以结交翰林学士为荣。以上三个因素的交集，使乾隆时期京师成为各地诗人的聚集中心，如翁方纲的苏斋、法式善的诗龛、城南陶然亭、城西万柳堂，均是京师诗人举行集会的常聚之地。可以说，在乾嘉推崇文教的政治背景下，京师既提供了各地诗人交流的平台，又为诗人获得声誉提供了良机，这个诗学中心是以跨地域性为主要特点的。
乾嘉诗坛跨地域性的另一表现是同一群体成员的诗学宗尚并不相同。由于诗学视野的扩展，兼之对明代门户之争的反思，乾嘉诗人很少愿意寄人篱下，亦步亦趋，而是重视个性的舒张。由此导致同一群体成员即使私交甚笃，但诗学追求却各有不同。如“吴中七子”中的王昶官位最显、寿命最长、名气最大，所著《湖海诗传》接续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且强调辨体、诗教，被视为沈德潜的继承者。赵文哲与吴泰来却师法王士禛，如赵文哲《媕雅堂诗话》云：“王右丞（维）无体不工，五古尤属绝品，其佳处去六朝人已远，而隽永超诣，全是一片妙悟。故王渔洋不入《古诗选》而以冠《三昧集》，学五古者断断以此为正宗。”
把王维五古山水诗视为最高典范，其观念承继渔洋《唐贤三昧集》。吴泰来创作以山水诗而著称，诗风清秀闲远，颇似王士禛。王昶评曰：“企晋才情明秀，尤嗜征君所注《精华录训纂》，故作诗大指一本渔洋。”
王鸣盛虽入沈德潜之门，却有宗宋的经历，王昶评曰：“初为沈文慤公入室弟子，既而旁涉宋人。归田后，复守前说。”
钱大昕为著名考据学家，论诗尤重学问，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评道：“竹汀诗溯源汉魏，出入唐宋，舂容渊雅，蔚为大宗。”
至于曹仁虎和黄文莲，因创作成就不太显著而未列入《乾嘉诗坛点将录》。不难发现，被沈德潜所推举的“吴中七子”中，群体成员的创作风貌和诗学趣味却有明显差别，赵文哲和吴泰来师法渔洋，王鸣盛和钱大昕以学而著称，曹仁虎和黄文莲诗学成就不足以成家立派，真正继承格调说衣钵的只有王昶一人而已。
乾嘉江西籍诗人也是如此。蒋士铨论诗兼综唐宋，推举杜甫、韩愈、黄庭坚，如袁枚《随园诗话》所言：“蒋苕生与余互相推许，惟论诗不合者：余不喜黄山谷而喜杨诚斋；蒋不喜杨而喜黄：可谓和而不同。”
吴嵩梁作为翁方纲弟子，论诗折中“肌理”与“性情”，其《题陈东浦方伯敦拙堂诗集》称赞陈文述作品道：“平生大节忠孝备，以诗为政敷有方。性情所结自沉挚，骨格至老逾坚苍。”
曾燠则不主一家，强调人品与诗品的统一，其《陈受笙镜社诗钞序》云：“夫学古人之诗，非但学其诗也。子舆氏有言：‘诵其诗，知其人，是尚友也。’今学诗者不曰李、杜，则曰韩、苏，而其旷迈之怀、贞素之节、忠爱之意、悱恻之诚未知皆符合否？”
可见，乾嘉众多江西诗人的艺术风貌和诗学追求也是多元化的。
乾嘉诗坛跨地域性的形成与诗人丰富阅历和所接受的多方面诗学影响有直接关系。乾嘉诗人的人生轨迹一般是早年在乡里和各地书院读书，之后，少数诗人仕途顺达，多数诗人仕途蹇塞，或入幕，或游历，或应聘教习。不管是踏入仕途还是游历入幕，往往有机会突破地域的局限，转益多师，从而导致早年诗学主张或创作风貌的改变。比如，明代岭南诗人有号称“南园五子”的孙蕡、李德、黄哲、王佐、赵介及“南园后五子”的梁有誉、顾大任、黎民表、吴旦、李时行，他们都标举唐音、诗风雄直。
乾隆时期，岭南诗风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三十六年（1771）翁方纲担任广东学政期间，由于翁氏论诗提倡肌理，重视学问，推举宋诗，在他的影响下，众多岭南青年诗人开始突破传承已久的“标举唐音”的地域传统。如“岭南四家”中的冯敏昌“由昌黎、苏、黄上窥李、杜堂奥，乃自具炉冶，独开生面”
，张锦芳“诗宗大苏，上溯韩、杜，卓然树骚雅之帜”
，其艺术风貌与明代“南园五子”和清初“岭南三大家”均有明显区别。
总体而言，乾嘉时期浓厚的诗学风气使各地诗歌蓬勃发展，也涌现出众多地域并称群体。但乾嘉多数诗人的生活轨迹不再仅限于家乡，或因科举入都，或追随幕主辗转各地，或于京师入职翰林院、四库馆、六部等政府机关，或于地方担任行政官员，这种经历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借鉴、吸收不同的诗学观念，也能够把自己的诗学主张扩展到任职之地，由此导致众多地域并称群体成员的诗学宗旨或艺术风貌出现变化。
中国古典诗学虽然群体林立、观念纷呈，但严羽之后，众多诗论家关注的焦点开始集中于学识与才性、格调与性情、复古与新变的关系。以复古为特征的群体大多把某一时代树立为典范，主张通过典范的学习来写出优秀的作品，格调优先、提倡复古、注重学识是他们论诗的特色；而以新变为特征的群体的基本主张是强调真情、提倡新变、注重才性。乾嘉诗人论诗极力避免极端之论，力图兼容并取，正是考据学风影响的结果。
乾嘉考据学与诗学的密切联系表现为乾嘉诗人同时兼有学者的身份。首先，有些诗人是以乾嘉考据家而著称的，如“吴中七子”中的钱大昕著有《廿二史考异》《元史艺文志》《十驾斋养新录》等；王鸣盛著有《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蛾术编》等；“常州七子”中的孙星衍著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孙氏周易集》等；“绵州三李”中的李调元著有《易古文》《尚书古字辨异》《郑氏尚书古文证讹》《诗音辨》《礼记补注》等。这些诗人的学术成就超过了诗歌。其次，有些诗人的创作成就与学术成就同样显著，他们既是第一流的诗人，也是第一流的学者。如“乾隆三大家”中的赵翼著有《陔馀丛考》《檐曝杂记》《廿二史札记》等；肌理说盟主翁方纲著有《礼记附记》《两汉金石记》《经义考补正》《通志堂经解目录》《焦山鼎铭考》《粤东金石考》等；“吴中七子”中的王昶著有《金石萃编》《湖海诗传》等；“三才子”中的法式善著有《成均备遗录》《李文正公年谱》《洪文襄公年谱》等；“常州七子”中的洪亮吉著有《毛诗天文考》《春秋左传诂》《六书转注录》《十六国疆域志》等。第三，还有一些乾嘉诗人虽然学术成就不是特别显著，但他们却有充当四库馆臣、编撰史书方志等学术研究经历，如“乾隆三大家”中的蒋士铨曾供职国史馆，担任《续文献通考》《皇清开国方略》纂修官；“常州七子”中的黄景仁曾授武英殿书签官，入四库馆。可以看出，乾嘉诗人多数具有学术研究的经历。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乾嘉诗人的知识视野和学术领域远较前人宽广。如位列“东南二老”的沈德潜常被视为格调说盟主，其交游涉及惠栋、厉鹗等著名学者，其考据学论著有《古文易考》《尚书古文今文考》《周礼缺冬官考》《新旧唐书考》《史汉异同得失辨》，其以学入诗之作有《唐明皇太山封禅碑》《书马文毅公汇草辨疑后》《过黄潜善墓》，不难推测沈德潜的学术素养一定远较明七子深厚。
正是由于乾嘉诗人普遍的深厚学养，使他们对众多传统诗学命题的看法远较前人深刻，并呈现出鲜明的集大成特征。如传统诗学论创作主体要素时常提及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并认为四者无先后轻重之分。乾嘉诗人普遍认为，对诗人而言，先天之才固然可贵，后天之学尤为重要。“东南二老”中的沈德潜指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把“学识”视为创作的基础。“乾隆三大家”中的袁枚指出：“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古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
这位风流自赏、以才著称于世的诗坛盟主也认为学力深是优秀诗人的基本要求。“吴中七子”中的钱大昕进一步指出，诗人应有“四长”，《春星草堂诗集序》云：“昔人言史有三长，愚谓诗亦有四长：曰才，曰学，曰识，曰情。放笔千言，挥洒自如，诗之才也；含经咀史，无一字无来历，诗之学也；转益多师，涤淫哇而远鄙俗，诗之识也；境往神留，语近意深，诗之情也。”
认为优秀诗人离不开天生的才华，后天的学问，还要具有分辨高下雅俗的见识，作品最终具有意味深长的抒情效果。这种观念涉及创作主体要素和审美效果，就论述的深刻性而言远迈前人。
以深厚的学养为基础，乾嘉诗人对众多诗学基本问题以及用典、议论、法度等创作技巧的探讨，能够充分吸收前人合理主张，兼收并取，不趋极端。比如，对如何处理继承古人与师古独创的关系，乾嘉诗人均意识到明七子机械复古之弊，故在学习古人的前提下，对真情和创新精神大加推崇；对如何处理用典与直抒性情的关系，乾嘉诗人认为用典应如水中着盐，不露痕迹；对如何处理诗歌议论与抒情的关系，乾嘉诗人认为议论须带情韵以行，不可流露出学究气；对如何处理法度与自然的关系，乾嘉诗人认为法度不能流于雕巧，要大巧若拙，流于自然。正是由于乾嘉诗人学识广博，故对相关诗学问题的认识能够摆脱门户之见，立论通达，呈现出鲜明的集大成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