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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称群体与诗学流派对诗坛格局的反映具有不同的特点。并称群体多是清代诗论家对当时诗坛感受的真实记录，有助于后人了解当时诗坛格局的原始面貌。不过，每个人的阅历总是有限的，诗论家所提及的并称群体只能涉及少数诗人，就反映范围而言难免显得狭窄。另外，并称群体往往具有浓厚的主观倾向性，诗论家对乡贤、亲故的推崇有时并不符合诗人的实际成就，许多并称只是刻意比附“七子”“四杰”，故为谀辞。章学诚曾批评清人诗话败坏世道人心
，正是批评清代诗坛这种互相标榜的不实之风。
相对而言，以流派论诗的长处是能够相对客观清晰地展示不同群体的诗学宗旨和艺术风貌的特点、差异。诗学流派是后代学者对诗坛格局的梳理，经历过岁月长河的大浪淘沙，经典作家作品比较清晰地得以呈现，学者们自然也就容易客观而全面地勾勒出诗坛的宏观面貌。不过，诗学流派对诗坛格局的反映也有缺陷，出于建构流派的需要，学者们往往刻意强调流派之间的冲突与差异，容易忽略甚至有意遮蔽流派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这是应该加以警惕的。
就乾嘉诗坛而言，乾嘉诗人有感于明人门户纷立、各执一端的偏颇，兼受乾嘉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气的影响，论诗大多能够转益多师，汲取众长，诗坛很少出现明代流派之间相互激烈攻讦的情况，跨流派现象相当普遍。
格调派盟主沈德潜和性灵派盟主袁枚的交往堪称乾嘉诗坛跨流派现象的典型。钱泳《履园丛话》曾言“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
，袁枚有《与沈大宗伯论诗书》《再与沈大宗伯论诗书》，对沈德潜推崇诗教、尊唐贬宋的观念表示不满。但是，诗学观念的不同并不影响两人的友谊，现存沈德潜酬赠袁枚诗作有6首，其《追和望山尹师同袁子才同年游摄山诗次韵》云：“清时别见元才子，日下红尘不愿尝。师弟归依情自浃，林泉眠食兴偏长。伞山溪谷寻俱熟，宦海风涛涉久忘。我欲续游偕故友，策将小蹇过丹阳。”
《寄袁简斋同年次其见赠元韵》云：“龊龊休教溷乃公，胸怀夷白想光风。摄山峦岭家园里，曼倩刚方谐语中。学道自能平块垒，观空转复擅明聪。来吴欲访工诗者，旗鼓谁人角两雄？”
对袁枚超人的天分表示由衷的钦佩，虽为次韵，却不乏真情。袁枚对沈德潜也相当尊崇，《小仓山房诗集》现存11首（《闻同年裘叔度沈归愚廷试高等骤迁学士喜赋一章》《怀人诗·沈确士》《寄怀归愚尚书四首》《赠归愚尚书》《同年沈文慤公挽词四首》）怀念或与沈氏唱和之作，如《赠归愚尚书》云：“九十诗人卫武公，角巾重接藕花风。手扶文运三朝内，名在东南二老中。”
对沈德潜的风采和地位颇加颂扬。《同年沈文慤公挽词》云：“诗律长城在，群儿莫诋呵。梅花香气淡，古瑟雅音多。”
嘲笑诋呵沈德潜之人不自量力。两人尽管诗学主张有异，但相惜相敬，私交相当深厚。
此外，沈德潜与浙派厉鹗、杭世骏也非泛泛之交。其《怀人绝句·厉樊榭》云：“未尝獭祭才原富，自爱林居拙独存。新买一船云水外，载将桃叶与桃根。”
又《送杭堇浦太史》云：“殿头磊落吐鸿辞，文采何尝惮作牺。王吉上书明圣主，刘蕡对策治平时。邻翁既雨谈墙筑，新妇初婚议灶炊。归去西湖理场圃，青青还艺向阳葵。”
前者指出厉鹗作品并非是堆砌学问，而是深厚学力的自然流露；后者称颂杭世骏雄才卓识，并感叹其归隐田园的高逸情怀，对两人的尊崇之意溢于言表。
秀水派、肌理派盟主钱载和翁方纲的交往也相当密切。乾隆十六年（1751），翁方纲中举，座师为钱载从父钱陈群，得与钱载相识，次年两人同登进士第，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钱载辞世，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担任广东学政期间，翁方纲多次把诗作寄给钱载指正，钱载均予以详细品评。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钱载回信评论翁诗：“七古仍以对为佳，又必以整为佳，不可专作长短句，此也要紧说话也。今已入妙境，有味之至。此后只要准绳秾郁，以情胜，则更妙矣。”
称赏与规劝兼备，洵为知己之言。翁方纲对钱载也颇为推重，其《寄祝萚石阁学七十寿诗二首》云：
诗坛今代斫轮家，回首江湖阅岁华。五岳师门仍雅颂，万松斋扁即烟霞。丝纶职近森丹地，桃李阴浓列绛纱。自倚云霄铭竹杖，登山时节正黄花。
嗜酒天真不放杯，论文胸次更奇哉。奔流万里河之曲，上下千年汉以来。雪月花皆成旧识，书诗画尽扫凡材。即今老眼收芹藻，齐鲁层青抱讲台。
翁氏把钱载推举为诗坛“斫轮家”，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且以后生晚辈自居。乾隆三十七年（1772），翁方纲广东学政任满抵京，即把次子翁树培过继给钱载，钱载名之曰“申锡”，视为己出。乾隆四十一年（1776），翁方纲选钞钱载诗集为《萚石斋诗钞》四卷，王昶《跋坤一诗钞》云：“从覃溪学士获见所钞《坤一诗》四卷，虽不足尽坤一之诗，而坤一诗之佳者毕著于此。”
称赞翁方纲慧眼识珠，能够发现钱载优秀的诗歌作品。从这些事迹来看，钱载、翁方纲堪称知己，无丝毫门户习气。
沈、袁、钱、翁的密切交往并非特例，乾嘉诗坛众多大家由于同僚或同门之谊，经常举行修禊、赏花、登高、消寒等活动。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钱载有《小庭桃树作花，翁编修（方纲）、朱编修（筠）、曹赞善（仁虎）、程选部（晋芳）、姚秋曹（鼐）过饮，翁编修有诗，并及余正月以来为丁辛老屋厚石斋编次遗集，奉答二首》
，这次聚会涉及秀水派钱载、肌理派翁方纲、桐城派姚鼐、格调派曹仁虎，丝毫不见门户之间的排斥。《纪晓岚年谱》“乾隆三十九年”条载：“三月三日，与《四库全书》总纂官陆锡熊、纂修翁方纲、朱筠、林澍蕃、姚鼐、程晋芳、任大椿、周永年、钱载等人，出右安门十里，至草桥，举修禊故事，且集于曹学闵斋中，会者凡三十九人。”
乾隆四十年（1775），吴蔚光有《朱学士（筠）、何明经（青）招同翁学士（方纲）、程主事（晋芳）、孝廉（瑶田）、丁孝廉（逵鸿）、家助教（省兰）、孝廉（兰庭）、洪孝廉（榜）、汪子廉（端光）、温舍人（汝适）、黄秀才（景仁）、金秀才（翀）、杨上舍（芳灿）饮于陶然亭，分得乱字，时十二月二十六日也》。
严荣《述庵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一年”条载：“先生自庚辰秋寓教子胡同，凡十有七年，至是移寓烂面胡同。京洛名流，如陆健男学士（锡熊）、金辅之殿撰（榜）、周书昌编修（永年）、戴东原庶常（震）、任幼植吏部（大椿）、洪素人刑部（朴）及其弟舍人（榜）、张商言舍人（埙）、吴泉之助教（省兰）、吴竹桥上舍（蔚光）、吴胥石孝廉（兰庭）及门人张汉宣（彤）、黄仲则（景仁）、胡元谨（量），执经谭艺，文酒之盛如初。”
王兰荫《朱笥河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二年”条载：“冬，王昶为通政司副使，职事清简，暇时辄与朱筠、钱载、翁方纲、陆锡熊、曹仁虎、程晋芳等举消寒文酒之会，会自七八人至二十余人，诗自古今体至联句诗余，都下传为盛事。朱筠与王昶互主骚坛，称‘南王北朱’。”
从这些记载来看，诗酒文会参与者众多，涉及众多流派，其乐融融，许多后辈对众多诗派盟主均以师长待之。
乾嘉诗派盟主大都具有广阔的胸怀，能够把大批诗人团结在周围。如王昶《湖海诗传》所选皆交游投赠之作，共得600多人；袁枚庆祝八十寿辰时，各方投赠多达1300多首
。此外，像蒋士铨有《怀人诗四十二首》，程晋芳有《怀人诗十八首》，王芑孙有《岁暮怀人六十四首》，郭麐有《病起怀人诗四十二首》，法式善有《怀远诗六十四首》，陈文述有《海上怀人诗》11首、《西泠怀旧》17首、《滦河行馆秋夜怀都门友人》21首、《寒夜怀人诗用滦河秋夜怀人诗体》60首、《雪夜怀人诗》5首、《除夕怀人诗》6首，等等，所怀之人均涉及众多流派。
总之，古今学者面对相同的对象，所呈现的诗坛格局却存在明显差异。当代学者以流派划分诗坛格局重在揭示各家诗学观念之“异”。由于派别之间壁垒分明，故当代学者所建构的诗坛格局比较清晰。古代学者注重并称群体，重在揭示各位诗家之“同”。并称群体不利于全景式观照诗坛格局，但却能够看出诗学团体之间的密切交游，有助于把握历史的真实细节。以清人并称群体的视角观照今人通过流派对乾嘉诗坛格局的划分，可以发现乾嘉诗坛跨流派现象相当普遍，普通诗人往往拜服在多位盟主的门下，盟主决不以此为嫌。同时，乾嘉诗人大都有书院求学的经历，入仕后同僚之间又有频繁的诗酒文会，一些封疆大吏、各省学政又喜欢招揽文士，这些都大大拓展了乾嘉诗人的交际范围。兼之此期博采众长的学术风气，使乾嘉诗人能够突破狭隘的门派之见，转益多师，从而为诗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契机，大大促进了诗学的发展。相对而言，当代学者以流派建构乾嘉诗坛格局时，容易忽略流派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相应放大了诗学主张的差异，这是应该引起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