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出生在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长大。我父亲在宫廷中做事,空闲时间经营一些香料和丝绸,赚了不少钱。在我成长过程中,父亲的耳濡目染,使我无形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他在亲自启发开导我的同时,又让我去教士那里听课。当我稍大一些的时候,他决定要我接管他的商店,但是,当我显露出来的才华高出他的期望值的时候,他又决定按朋友们的建议,要我学医。因为,一位医生的医术如果高于一般的江湖医生,在君士坦丁堡的机遇是很多的。同时,也是非常受人欢迎的。
有一天,我家来了许多法兰克人,其中一人劝我父亲把我送到他的祖国去,到巴黎去学习。在那里,学习这种专业是免费的,而且能够学得最好。他甚至想在他回家时把我带去,不要我出钱。我父亲年轻时也喜欢旅行,就欣然同意了。这个法兰克人对我说,我可以在三个月内做好出发的准备。能到外国生活,这使我高兴得有点忘乎所以,恨不得马上就上船出发。那个法兰克人终于做完了生意,准备上路。
出发前夕,父亲把我领到他的小卧室。在那里,我看见桌子上放着漂亮的衣服和武器。但是对我的目光更有吸引力的,还是一大堆金币,这么多金币放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拥抱我,对我说:“亲爱的孩子,我给你买了旅途上穿的衣服,那些武器是给你的,是我出国时你祖父给我挂在身上的。我知道你会使用。但是,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时候,决不要使用它。要打的时候,就一定要狠狠地打。我的财产不多,亲爱的,我把它们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是你的;第二部分是我的生活费和备用金;第三部分对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那是供你救急之用的。”我的老父亲这样对我说,两眼泪光盈盈。这或许是一个不祥之兆吧,因为我从此就再没有见过他。
我们一路上非常顺利,平安抵达。不久就到了法兰克人的国家,又走了六天才抵达大都市巴黎。我这位法兰克朋友替我在巴黎租了一间房子,劝我不要乱花钱——这时我身边共有两千银币。我在这个大都市住了三年,学到了作为一个名医必须具有的医术。但若是说我很愿意留在巴黎,那我就是撒谎了,因为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不适合我,同时,我在巴黎交到的好朋友也寥寥无几,不过都是些高贵的青年人罢了。
我的思乡之情终于变得更加强烈了——三年来我一直没有得到我父亲的任何消息,因此,我抓住一个好机会,回家去了。
这时法兰克斯坦正要派遣一个使团到东方,我应聘作为外科医生加入使团的随员团中,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但我发现我父亲的房子上了锁。乡邻们看到我都很吃惊,他们告诉我,我父亲已于两个月前去世了。在我幼年时代教导过我的那位教士,给我送来了钥匙。我孤零零地走进那所荒凉的房子里——我父亲留下来的东西全都没有动,只有他答应死后送给我的钱不见了。我向教士追问这笔钱。他鞠了一个躬,说道:“您父亲是作为一个虔诚的圣徒死去的,因为他把他的这笔钱捐赠给教会了。”对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证据反驳教士。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并没有把所有房子和父亲的货物当作捐献物品。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不幸。可是自从那时起,打击一个一个接连不断,我作为一个医生,一直没有把名气传出去,因为我很清高,不好意思到市场上去推销自己。我没有父亲的处世能力和社交才能。他如果还健在,肯定会把我介绍给富贵人家的。这些人再也不会想到我这个可怜的扎罗伊科斯了。父亲的货物也找不到市场,因为自从父亲去世后,老客户们纷纷走了,新的客户得慢慢寻找。
当我对这种处境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在法兰克的时候,经常看见我国同胞,他们走遍全国,在各个城市的市场上展销商品。我记得很清楚,当地人喜欢购买他们的商品,因为他们的商品来自异国他乡。做这种买卖,可以获得百倍利润。我很快作出决定,变卖父亲的房子,把所得的一部分钱交给一位可靠的朋友保管,又从剩下的财产中拿出一些购买法兰克所缺少的物品,例如围巾、丝织品、化妆品和食油等。我在一条船上租了一个舱位,踏上了第二次赴法旅程。
出了达达尼尔海峡,我的运气似乎来了。我们的航程短,而且顺利。我走遍法兰克的大小城镇,发现各地顾客踊跃购买我的货物。我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个朋友不断发来新鲜货,我一天一天地富起来,终于积蓄了足够的财富,深信可以大胆地做一笔较大买卖了,便带着货物来到了意大利。有一点我也必须承认,那就是:我之所以赚了不少钱,还得益于我的医药知识。我每到一个城市,都请人张贴广告,宣传来了一位希腊医生,治愈过好多人的病。我的药膏和冲剂确实帮我赚了不少钱。于是,我来到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打算在这个城市多呆些时间,一方面,我在这里感觉很好;另一方面,在长期奔波劳累以后,我也想得到充分休整。我在圣克罗齐区租了一个门面,门前很宽阔,人流也比较多,非常适合卖东西。在不远的一家旅店租了几个漂亮的房子,房子外面有一个阳台。一切安顿好了之后,我马上贴出广告,说我在这儿行医兼经商。我的铺子刚一开张,顾客就川流不息地涌来。虽然我要价高一点,但还是比别人卖得多,因为我对顾客很殷勤、和蔼。
我在佛罗伦萨市很愉快地度过了四天。有一天晚上,当我已经打烊,正要照例盘点时,突然发现一个小盒子里有一张便条。我不知道这是谁放进去的。我打开纸条一看,原来是邀我今晚十二点整到一座桥上去,这座桥大家称为古桥。我考虑了很久,请我的人是谁呢?既然我在佛罗伦萨一个人也不认识,这人想必是要暗中带我去看一个什么病人——这样的事本来是屡见不鲜的。因此,我决定前往,但为了确保安全,我把父亲以前送给我的佩刀也带上了。
快到十二点钟的时候,我独自动身前往,很快到了古桥。桥上不见人影,我决定等到他出现的时候,相信他会叫我的。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月光如水。我俯首观赏阿尔诺河水,见它在月光中泛着微波。市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十二点。我直起身来,眼前出现了一个彪形大汉,一件红色斗篷把他全身裹住,斗篷的一角遮住了他的脸。开始,我有点怕,因为他过于突然地站到了我的背后。但是,我马上控制住了自己,对他说:“既然是您把我叫到这里来,那么我想问你,有什么吩咐?”
披红斗篷的人转过身去,慢慢地说:“跟我走!”
天啊!单独同这样一个陌生人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这的确使我有些胆寒。我站着不动,说道:“这样不行,亲爱的先生,您首先得告诉我上哪儿去。另外,还要烦您稍露尊容,让我看看,您是否对我怀有好意——不然的话,我只好说:‘恕不奉陪。’”
披红斗篷的人对我的话似乎不当一回事。“如果你不愿前往,扎罗伊科斯,那就不用来了。”他一面回答,一面向前走去。
我忍不住火冒三丈。“您以为您是谁,”我大叫道,“凭我这样的人会随便让一个浑小子捉弄吗?您以为我会在这种寒冷的夜晚白白等人吗?”
我一个箭步快速来到他背后,一手抓住他的披风,咆哮如雷,同时另一只手握住刀把。可是,披风虽然抓住,人却从前面第一个转弯处溜走了。我的怒气渐渐平静下来。披风尚在我手里,这就会使我找到线索,弄清这件奇怪的事情。于是,我把它披在肩上,向住所走去。走出大约还不到一百步远的时候,突然有人紧紧地贴着我旁边跑过,用法文悄悄说道:“当心些,伯爵,今晚上干不成了。”
正当我想回头看时,那人已经跑过去了,只见一道黑影在房子上一晃即逝。我知道这话不是向我说的,而是向这件披风的主人说的,但我仍然没有找到弄清真相的线索。第二天早晨,我考虑了对策。最初,我打算拿着斗篷去叫卖,就好像它是我捡来的一样。但这样一来,那个陌生人有可能通过第三者取走,我就得不到弄清事实真相的线索了。我一边思索,一边更细心地观察这个斗篷。面料是紫红色的热那亚厚天鹅绒,边料是阿斯特罕毛皮,上面绣满了金线,斗篷的豪华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决心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
我把斗篷带到街上自己的店子里去出卖,给它定了很高的价格,我相信找不到这样肯出钱的顾客。我的目的是,对凡是来打听这件皮货的人,我都仔细观察,因为失去斗篷的那个陌生人,虽然当时是一闪即逝,但毕竟露了一下脸,即使在成千上万人中,我也会把他认出来。有兴趣购买的人很多,它极其漂亮的款式吸引着所有过路的顾客,但是没有一个人的模样像那个陌生人,没有一个人愿以二百枚金币的高价买那件斗篷。我特别注意到,当我问起,佛罗伦萨是否做过这样买卖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说没有,并且肯定,从来没有见过一件这么名贵的、这么令人爱不释手的工艺品。天快黑了,走进来一个年轻人,他经常光顾我的商店。今天,他出很高的价买这件斗篷,把一个钱袋往桌子上一放,高喊:“上天作证,扎罗伊科斯,我一定要买下你的斗篷,就是去当乞丐也在所不惜。”
他一边喊,一边不停地数金币,这真让我进退两难。我把斗篷挂出来,完全是为了引起那个陌生人的注意。谁料到来了个傻小子,竟然愿意出异乎寻常的高价买它。遇到这种情况,我有什么办法?不卖也得卖。仔细一想,觉得卖有卖的好处,可以作为对于我那个夜晚冒险行为的一种补偿。那小子披上斗篷就走,可是还没有出门又折了回来,把一张贴在斗篷上的纸条揭下来,扔给我,说:
“这里,扎罗伊科斯,挂了一件东西,看样子不是斗篷原有的。”
我信手接过纸条,并不在意,随便看了看,只见上面写道:
“今晚十二点请将斗篷送到桥上,四百金币相谢。”
我被这一消息惊呆了,虽然我开始没有当一回事,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跑了出去,快步追上了那个买走披风的小伙子,递给他二百金币。我说:“请收回你的金币,朋友,把斗篷还给我吧——我不卖了。”
起初他以为我在开玩笑,后来看见我是认真的,不禁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最后我们竟打了起来。侥幸的是,在搏斗时我从他身上把斗篷抢到了手。我正要跑开时,这小子喊起警察来,并把我拖到了法院。法官听了控诉很惊异,随即把斗篷判给了对方。于是,我对这个青年说,如果他把斗篷让给我,除了退还他二百金币外,我还另外再给他二十个……五十个……八十个,最后加到一百个金币。——钱是万能的。他终于收了我的金币,我拿着斗篷得意洋洋地走了,全佛罗伦萨的人都把我当作神经病,我只好装作没听见。别人的意见我并不放在心上——毕竟,我比他们知道得更清楚:在这件买卖上我还是赚了一大笔钱的。
我心神不定地等待着夜幕降临。大约在上次出门的同一个时刻,我把斗篷夹在左臂下面,前往赴约。钟敲响十二点时,从黑暗里走出一条人影来到我的跟前。这显然就是昨晚那个人。
“披风你带来了吗?”他问我。
“带来了,先生。”我回答说,“但它花了我整整一百个金币。”
“这我知道,”那人回答说,“看着,你将得到四百。”
我跟他来到桥栏旁边后,他就开始不停地数起金币来。整整四百个,在月光中亮晶晶的发出金色的光芒,我不禁心花怒放。唉,没想到这竟是我心灵中的最后一次快乐。我把钱放在衣袋里,很想趁机把这位慷慨的陌生人好好看一看。但他脸上戴着一个假面具,露出一双黑洞洞的眼睛望着我,很吓人。
“谢谢您的赏赐,先生。”我向他说道,“现在您有什么吩咐?不过我先向您说明,我不能做非法的事情。”
“不必多虑,”他回答说,同时把斗篷披在肩上,“我需要你的医术帮忙,但并非处理一个活人,而是死人。”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吃惊地回答。
“我和我的妹妹来自遥远的国度,”他一边述说,一边招手,示意我跟他走,“我和她住在我的一个朋友家里。我妹妹昨天暴病而亡,亲戚们想明天埋葬她。但是,根据我们家族的一种古老习俗,所有的人都要安葬在祖先的墓室里。很多人死在异国他乡以后,其亲人也要千方百计经过一定的防腐处理运回家乡安葬。现在,我同意把她的躯体交给我的亲戚带走,但是我无论如何要把她的头带给我父亲,让他再看她一眼,她毕竟是他的女儿。”这种把亲人的头颅割下来的习俗,虽然使我感到恐惧,但是我不想提出反对意见,怕得罪这个陌生人。因此,我对他说,给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我可以做,请他引我到死者那里去。但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这些事情都一定要在夜间秘密进行呢?他回答说,他的亲戚认为这种做法太残酷,如果白天做,他们会反对的。但是一旦把她的头割下来,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他虽然可以把头割下来,但是一种天然的感情使他不忍心下手。
不知不觉中,我跟着他来到了一幢豪华的大厦前。我的同伴指着它对我说,这就是我们夜间散步的目的地。我们经过大厦的正门,进入一扇旁门。进门后,陌生人随即小心翼翼地把门关好,在黑暗中登上狭窄的螺旋式楼梯。这个楼梯通往一条灯光暗淡的过道,然后进入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的天花板上,挂着一盏灯,灯是点亮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具尸体。陌生人把脸转过去,似乎是不想让我看见他流泪。他指着床上,暗示要我干净利落地把事情办完,然后迅速走出门。我把作为一个医生常带在身上的手术刀取出来,向床边走去。尸体只露出一个头,这个头很美,我看了后不禁从心底里感到惋惜。乌黑的头发结成长长的辫子向下垂,脸色苍白,双眼紧闭。我按照医生截肢手术操作规程,先在皮肤上切开一个口子,然后拿出我最锐利的刀子,一刀就把喉管切断。多么可怕!死者睁开眼睛,又立刻闭上,发出长长的呻吟声。她的生命气息看来到这时才完结。与此同时,一股热血从伤口喷涌而来。我深信不疑,是我刚才把这个可怜的女子杀死了。因为她已经死亡,所以毫无疑问,她受了这样重的伤,是没有任何办法挽救了。面对这种情况,我犹豫不决,呆呆地在那里足足站了好几分钟。我想,难道是我被那个披红斗篷的人骗了?难道他的妹妹原来是假死?后面的设想在我看来,可能性似乎大一些。但是,有一个想法不能对死者的哥哥说,那就是,假如手术稍微慢一点点做,也不至于把她杀死。想到这里,我就想干脆把头完全割下来。但是,死者又呻吟了一次,痛苦地动了几下,才真正死去。
我当时吓得手足无措,精神麻木,在神情恍惚中,跌跌撞撞冲出了房间。可是,过道上的灯已经熄灭,一团漆黑,同来的那人不知去向,只好在黑暗中摸索,好不容易才找到螺旋楼梯。我跌跌撞撞下了楼梯,下面同样没有一个人。我发现门是虚掩的。到达街上时,我的呼吸才平和一点。在那间房子里,我差点吓死了。在恐惧感的驱使下,我跑步回到家。一头钻进被窝里,想把刚才干的这件可怕的事情忘掉。可是我再也睡不着了,天亮后才渐渐恢复平静。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种暴行。我想,引诱我去干这件事的人,总不至于出面告发我吧。我立刻决定到店里去做生意,尽可能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仔细一想,糟糕——以前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上面——我的帽子、腰带以及刀子都不见了,不知是忘记在死者的房间里呢,还是在我逃跑时丢失了。前者的可能性最大,人们因此会发觉我是凶手的——天啊!
不管怎样,我尽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因此,我像往常一样按时开了铺门,我的邻居马上向我走来。他是个健谈的人,每天早上都要和我侃一会儿。
“哦,您怎么看,”他开口说道,“关于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我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一片愕然。
“怎么,满城都沸腾起来了,您竟会不知道?您当真不知道:佛罗伦萨最美丽的一朵花,比安卡总督的女儿,昨晚被人谋杀了!唉!昨天我还看见她高高兴兴地和她的未婚夫坐着车从街上经过,因为他们原本今天就要举行婚礼的。”邻居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入我的胸膛。痛彻心肺,而且没有止境,一阵刚过,一阵又来,因为每一个顾客都向我说起这件事,越说越可怕;然而谁也不能说得像我亲眼看见的那么可怕。
中午时分,一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走进我的铺子,叫我把闲人支开。“扎罗伊科斯先生,”他说,一面取出我遗失的物件,“这些东西是您的吗?”我考虑了一下应不应当完全否认;但当我从半开的门户中看见我的房东和几个熟人时,我恐怕他们会出来作证,我决定不让一句谎话把事情弄得更糟糕,就承认这些东西都是我的。穿制服的人叫我跟他走,把我带到一所高大的房屋里,我马上看出就是监狱。他在里面暂时指定一个房间让我呆着。
我一个人呆在监牢里,想起我的处境,觉得可怕极了。即使是出于无意,我也是杀了人。这个念头老是在脑中重复出现,挥之不去。我也不能不承认,金钱的光芒晃瞎了我的眼睛,否则我也不会盲目地去干这件事。
两个小时之后,有一人开了门,让我跟他走,经过几道楼梯,来到一间大厅堂里。堂上摆着一张长桌,桌上蒙着黑布,周围坐着十二个人,大半是白发老人,大堂两边摆着一长串条凳,坐满佛罗伦萨的上流人物——高高的楼厢上挤满观众。当我走到黑桌子前面时,一个面容很凄惨的人站了起来。这就是总督。他向在坐的人说,因为他是死者的父亲,不能审判这件案子,这一次他让给年纪最大的议员。这个议员至少有九十高龄,弯腰屈背地站着,两太阳穴披着稀疏的白发,两只眼睛还燃着熊熊的火焰,说话的声音也很有力、清朗,他开口问我,承不承认谋杀人命。我请求他听我辩护。于是我勇敢地侃侃而谈,把我做的和知道的事全部讲了出来。我看见,当我申辩的时候,总督的脸色一会儿发白,一会儿发红。我一说完,他就怒冲冲地跳起来说:“怎么,你这恶棍!”他向我叫骂道,“你还想把谋财害命的罪过推到别人身上去?”
老议员责备他不该插言,因为他已自动将他的权力让给了他;而且说我谋财害命,也没有证据,因为根据他自己的话,死者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丢失。他还进一步向总督说,他得交代一下他女儿以前的生活情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断定我的口供是否属实,同时他宣布今天停审,等总督交来死者的信件参考一下再说,于是我又被带进监狱。监牢的生活实在难熬,惨不忍睹,我时刻都在渴望着早一天能弄清楚死者和红衣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天,我满怀希望地走上法庭,桌子上放着好几封信。年老的议员问我这些信是不是我的亲笔。我把信看了看,发现信和我收到的两张便条笔迹相同,无疑是一个人写的。我向议员们说明这一点。他们好像并不重视我的话,反而说两者都可能,而且必定都是我写的,因为信后的签署清清楚楚是一个字,正是我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信上写的都是恐吓死者的话,并警告她停止正拟举行的婚礼。
总督大约对我的人格作了别有用心的说明。因为这一天,他们对我残忍、严厉多了。我根据我的两张便条力辩,我还以为这两张便条仍然在我的房间里呢;谁知他们说是已经全面搜查过,没有发现什么便条。这一来,当天开庭完毕时,我的一切希望也完了。第三天,我又被带到法庭上。他们向我宣判,硬加给我谋杀人命的罪名,决定处我死刑。我竟得到这样的下场。亲人离散,家乡遥远,年纪轻轻的就得无辜死于刀斧之下!
这个可怕的日子决定了我命运的终结。晚上,我坐在寂寞的死牢里,一切希望都已消失,我的全部思想严肃地集中在死上。这时牢门忽然开了,走进来一个人,默默地看了我好久。
“我又找到你了,你是扎罗伊科斯?”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没有认出他。但是他的声音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对,是瓦勒蒂,是我在巴黎求学期间结识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他说,他是碰巧到佛罗伦萨来的,他父亲住在这里,是个很有声望的人。他听说了我的事情后,便再一次来看看我,并向我本人了解情况,弄清楚我怎么可能犯这么重的罪。我把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向他述说了一遍。他似乎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并且要我对他和盘托出,不包含只言片语的谎言。我向他发出最庄严的誓言,保证我所说的情况句句属实。我只有一个过错,就是让金钱的光芒照瞎了眼睛,从而没有识破那个陌生人的花言巧语。除此之外,我没有过错。
“如此看来,你真的不认识比安卡?”他问。
我敢向安拉发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漂亮的小姐。瓦勒蒂对我说,这件事情中恐怕隐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总督非常急切地要把我置于死地。现在人们中间已经流传着一种谣言,说我早就认识比安卡,是为了报复她准备嫁给别人才把她杀死的。
我毫不隐瞒地对我的朋友说,这个谣言完全适合那个红衣人,但我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他与这件事有牵连。瓦勒蒂拥抱着我,失声痛哭。他答应尽一切力量,至少要挽救我的性命。尽管我对此并不抱多大希望,但我知道他是个聪明人,精通法律,而且他是会尽量想法营救我的。我在半信半疑、惶恐不安中度过了漫长的两天之后,他终于出现了。
“我为你带来了宽慰,虽然这也是一种痛苦。但你将保全生命,并得到释放,但要牺牲一只手。”
我真诚地感谢我的朋友救了我的命。他对我说,总督坚决拒绝重新审理此案,但他为了避免产生不公正的印象,最后还是同意,只要在佛罗伦萨史书上有类似案例的记载,他就同意按那个案子的方式,对我作出判决。他说,他和他父亲日夜不停地翻阅古书,终于找到了一个类似我的案例。书上记载的案情是:犯人的左手要被砍掉,财产被没收,本人永远被流放。这次对我的惩罚也是如此,我现在只好等待我的那个痛苦时刻的到来。我不想给你们描绘那个可怕的时刻。那时,我在露天市场上把手伸到刑台上,我的鲜血弯弯曲曲流遍了自己的全身。
瓦勒蒂把我接到他家。我康复后,他慷慨地送给我盘缠,因为我千辛万苦赚来的一切,都变成了法院的战利品。我从佛罗伦萨来到西西里岛,从那里随便乘上一条船到君士坦丁堡。我寄希望于拿到我存在朋友手中的那笔钱,我还请求他允许我住在他家。使我惊讶的是,他反而问我,我为什么不住自己的家。他对我说,一个陌生男子在希腊区以我的名义购买了一栋房子,并且告诉我的这位朋友,说我很快就会回家。我和我的朋友立刻到那里去,受到我所有的老朋友的热烈欢迎。一位老商人给了我一封信,这封信是为我买房子的人留下的。
我念道:“扎罗伊科斯!世界上有两只手正在不停地工作,以使你不至于感觉到丧失了一只。你眼前这所房子,以及房子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是你的。每年都会有人给你送来许多钱,你将属于贵国人的富翁之列,但愿你宽恕一个比你更为不幸的人!”我早就猜到这是谁写的,老商人回答我的问题时也说,据他看来,此人是个法国人,穿一件大红斗篷。——不用说,这个陌生人还没有完全丧尽天良。
在我新房子里,各种东西都很齐备,还有一个铺面,堆满了货物,比我原有的货物还要齐全、漂亮。从那时起,迄今已有十年了。我一直继续外出经商,这并非因为生活的需要,而是由于我有这种老习惯。但我从来没有再去佛罗伦萨,这是个使我倒霉透顶的城市。每年我都如数收到一千金币。不过,虽然我很高兴,知道这个倒霉鬼还有良心,但他也不能用金币把我心灵上的忧郁购买去,因为比安卡被杀死的那副惨相永远浮现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