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的兴盛与衰落

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我国古代对银行的命名，则是按其业务特征和历史习惯，分别称它们为钱铺、账局和票号。

票号产生以后，经历了一个兴盛至衰落的过程。自从山西第一家票号开办以后，票号呈遍地开花之势。随着客观环境的种种影响，最终使盛极一时的票号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山西票号一整套管理方法和业务经营模式，仍影响着我国现代的金融业，其成功的经营之道和衰败的历史教训，至今仍为现代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历史借鉴。

在清代嘉庆时期以前是书信不通的落后时代，聪明的浙江宁波商人，看到了当时工商业和出外经商做工人的通信需求，以及书信不通成为经济发展和人们交往的严重障碍，于嘉庆年间创办了我国的民信局。随后，信局业务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

民信局结束了我国数千年以来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又为工商业沟通信息提供了方便，无疑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在客观上提供了传递书信和为汇款者传递会票的条件，票号应运而生成为可能。

民信局的兴起，加上当时国内国际在贸易方面的各种因素，使活跃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山西商人深深感到运现的艰难和危险。

也就在这样的时刻，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经理雷履泰，率先试办京晋之间的拨兑业务，继而把西裕成改组为“日升昌”票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揭开了我国汇兑业务的新时代。

日升昌作为山西票号的第一家，自从山西票号产生后，发展十分迅速，1820年至1852年，就初步形成了票号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帮发展的格局，分号涉及全国近30个工商业重镇。

把银行推向全国，大大改变了账局只在北方少数城镇设庄的不平衡现象，基本形成全国范围融通资本的局面，山西商人声誉空前。

此外，票号还在世界范围内设立分号，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新加坡、英国的大城市，也设有山西票号的分号。

由于几家大票号的总号都设在平遥，不显山不露水的平遥城差不多就是大清国的“金融中心”。

票号这一金融形态最接近于近代银行。其经营范围包括存款、放贷、汇兑、代办结算、债务清偿、发行银两票等。就汇兑业务而言，票号提供的服务也是多样化的，包括先收款再汇出的顺汇、先汇出再收款的逆汇、票据贴现、对期汇票、分期付款汇票等。

票号继承工商会票的经验，开始经营票汇，接着就经营信汇，而且信汇往往又与存放款相结合，既搞顺汇，又搞逆汇。对于远期票汇，还搞“认利预兑”的贴现业务。这一切表明，票号对汇兑方式和贴现业务都作出了贡献，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

从清同治时期开始，经营票号的城镇比以前增加了。随着我国电报事业的发展，票号开始经营电报汇兑。至此，我国票汇、信汇、电汇3种汇兑方式，在票号经营过程中已发展完善。

在这个阶段，票号资本和存款都有很大增加，使它融通资本的能力扩大，除工商业放款外，各地钱庄成了它扶助的重要对象，钱庄之盛，盛于票号放款。比如外商在沪银行，给钱庄的放款，每岁不止数百万。于是，国内的商贾也开始通过商号进行放款。

票号的极盛，表现为汇兑业务和存放款业务的大增，盈利空前绝后。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业产生危机，多家商号商行因为经营不善倒闭，往往连带将放款给它们的票号也一并拖垮，晋商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账数十万。

20世纪初，以生产和出口豆油为主的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商行倒闭，之后，又发生了上海的橡皮股票风潮，在这次风潮中，源丰润、义善源票号相继倒闭，亏欠公私款项数百万，又一次引起信用危机。清朝廷成立的国家银行，也成为票号强大的竞争对手。户部银行具有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职能和雄厚的资本，能够左右市场。过去由票号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

对银行业而言，除自有资本外，它发展的规模主要决定于存款开展状况。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利润就多。因为金融利润大多归于户部银行，所以，票号经营业务所赚利润日益减少。清朝廷开办起银行后，从朝廷至地方都抢夺票号的汇兑生意，这更使山西票号雪上加霜。

辛亥革命中，许多商业都市，如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发生了战争，工商业和银钱行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失。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波，使许多票号放款难以收回，存款人人提取。后来各省使用纸币，汇款兑现困难。种种原因，使盛极一时的票号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山西20多家票号中，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4家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10多家票号都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倒闭。

此后，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4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最终还是逃不掉倒闭的命运。从主观方面看，主要是山西票号放弃了改革发展的机遇。进入20世纪后，山西票号的资本比起官办银行成了沧海一粟，而当时官办银行资本在400万两至500万两，外国银行的资本就更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票号的有识之士主张改革，组建银行，与时俱进。但一些老票号的经理和股东却很守旧，盲目乐观，视票号固若金汤，大加反对，致使改革计划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