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是山西商人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又叫“票庄”或“汇兑庄”。因晋商所创办经营,所以也叫“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是当时国内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是善于抓住商机的山西商人的独特创举。山西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源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早期金融组织账局、钱庄的出现,以及镖局运现的风险。
当然,富于开拓精神的晋商,本身也需要更为灵活的资金链。正是这些背景,催生了票号这一撬动整个金融体系的行业的诞生。
山西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我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山西票号诞生的根本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
我国的封建社会经济,至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这种发展延续至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
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一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时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至万历年间,由于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
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清银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后来清政府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
此外,由于商品货币交换的日趋频繁,民间为了交换方便,除了用银外,还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用钱和纸币的现象。当时的用钱是买卖时付给中间人的报酬,可见用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调节供需矛盾的性质。
早期金融组织账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清雍正时,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称“账局”,又称“账庄”。账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埠,经营者多为晋人。
雍正时期,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乾隆时期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而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一半以上都是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这些绸缎布杂货等,易换各色皮张、毡毛等物。
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长,每周转一次,有时需一年,需社会信贷的融通与支持,以完成长途贩运,所以晋商最早设立账局在太原、纷州、库伦。比如张家口的祥发永账局,就是山西商人王庭荣经营。由于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的需要,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银钱业的钱庄,如北京在几十年间先后开设钱铺数百家。除了北京以外,由民间钱庄签发的钱票,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当时,钱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隶、陕西、山东等省流行。
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
镖局运现一般是按季起运。以归化城镖局为例,凡运往直隶的白银,路线是经平型关、骆驼峪,达平山、唐县;运往山西的白银,由杀虎口,往雁门关,达祁县、太谷。
靠镖局运现,随着社会的动荡已不安全。因此,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票号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为晋商提供了便利,使运输成本降低,也较之前更加安全,各商号间的资金周转更为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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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出现以前,商人靠镖局运现时有被盗匪骚扰的事件。如山西祁县史家开办的大盛魁商号,祁县乔家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其运货驼队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所抢劫。据说领头的劫匪绰号“流矢儿”,其人武艺高强。史、乔两家深受其勒索之害,便雇来镖师戴奎惩治其人。
在搏斗中,戴奎以绝招制住“流矢儿”腋下“夹窝穴”,使他一下蹲在地上,脑袋耷拉,诞水流出,两目发怔,面无人色,回到家没出7天,气血难通,一命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