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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色的牧歌！
等老年摧毁了我们这一代，那时，
你将仍然是人类的朋友，并且
会遇到另一些哀愁，你会对人说：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是
你们在世上所知道、该知道的一切。
这是英国浪漫主义杰出诗人济慈的著名颂诗《希腊古瓮颂》中的最后几行。诗人在诗中以极大的热情赞颂了希腊古瓮崇高的美，并将这永恒而崇高的美与人性的真、生活的真结合在一起，使得美与真达到统一，永不凋零，而这正是诗的译者，诗人、翻译家、我亲爱的父亲屠岸先生一生的追求。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诗人感叹时间摧毁一切的力量，痛惜生命的短暂和无常。但同时，诗人用生命的繁衍和诗歌的艺术来与冷酷的时间抗衡，歌咏了诗之美与生命之美必然战胜世间一切假恶丑的崇高境界。父亲正是以他对永恒之美的追求跨越了生命界限，实现了他生命的终极价值。可以说，父亲从他所翻译的诗歌中获得了灵感和力量，他的灵魂与原作的精神达到了高度的契合，而他的翻译也同时赋予了这些诗作以新的生命，让它们在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焕发出不灭的璀璨异彩。
早在20世纪40年代，父亲就开始了诗歌翻译的历程。他未曾读过英文专业，对英语的兴趣源自他对英语诗歌的热衷。按他的说法：“还没有学语法，就先学背英语诗歌。”那个时期，背诵、研读英语诗歌给他带来无尽的乐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进入上海英法租界，很多英美侨民被抓，他们家中的藏书流入旧书市场，父亲便常常去旧书市场“淘”原版书，英语诗歌作品成为他淘书的一大目标。惠特曼、莎士比亚、斯蒂文森的诗集便是他在旧书摊或旧书店中所获。
1940年，父亲完成了他人生中第一首英语诗歌的翻译，那是英国诗人斯蒂文森的《安魂诗》，他用了五言和七言的旧体诗形式进行翻译。虽然这首译作当时并未发表，但他此时的翻译却带给他信心，开启了他诗歌翻译的道路。1941年，父亲在上海的《中美日报》副刊《集纳》上发表了第一首译诗：美国诗人爱伦·坡的《安娜贝儿·俪》。1946年，他开始给上海的《文汇报》副刊《笔会》和《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等报刊投稿，发表了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彭斯、雪莱、惠特曼、里尔克、波德莱尔、普希金等多位诗人的作品。1948年11月，父亲在家人和友人的资助下自费出版了他的首部英诗汉译诗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鼓声》。惠特曼是美国19世纪的大诗人，开创了美国的诗歌传统。《鼓声》中收入的52首诗作均为惠特曼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创作的诗篇。他在诗作中歌赞了林肯和他领导的北方军的胜利。这些诗作充满激昂而自由的格调，有一种豪放、洒脱的气质。那时的父亲风华正茂，极富朝气，一心向往自由和民主，惠特曼的正义与热情是与他当时的精神气质相呼应的。而出版惠特曼的《鼓声》，则是考虑到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他原本打算出版自己的诗集，但这些诗篇中的所谓“小资情调”被朋友们认为不合当时的革命形势，于是他改变主意，出版了《鼓声》。他用惠特曼诗中所歌咏的北方喻指延安和西柏坡，南方喻指国民党南京政府。其中的政治寓意是隐晦的，但感情十分真诚。
惠特曼首创英语自由体诗，不讲究用韵，但并非没有节奏，且它的语言往往如汹涌的波涛，滚滚向前。父亲的翻译主要采用直译的方式，力求在诗句的气韵和节奏上体现原诗的风貌，语言自由洒脱、奔涌流泻。请看下面的诗句：
我们是两朵云，在上午也在下午，高高地追逐着；
我们是互相混合着的海洋——我们是那些快活的波浪中的两个，相互在身上滚转而过，又相互濡湿；
我们是大气，透明的，能容受的，可透过的，不可透过的；
我们是雪、雨、寒冷、黑暗——我们是地母的各种产物和感召；
我们周游而又周游，最后我们回到家里——我们两个；
我们已经离开了一切，除了自由，一切，除了我们自己的喜悦。
这是《我们两个——我们被愚弄了多久》一诗中最后的诗行。诗人歌咏了与世界、自然和万物合为一体的自我，有一种清新、洒脱、自由的精神。不受格律限制的自由诗的形式与诗中表达的内容是相融合的。译诗保留了原诗的句子和语势，语句时而简洁短促，令人感到轻松活泼；时而冗长松散，带有悠然自在之气。
1943年底，父亲从上海旧书店“古今书店”的年轻店主，后来成为他挚友的麦杆手中，获得了一本他非常喜爱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英文原版书，这使得他后来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愿望得以实现。这本由夏洛蒂·斯托普斯编注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制作精美而小巧，注释详尽，由伦敦德拉莫尔出版社于1904年出版。父亲得到此书如获至宝。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开始翻译这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父亲说：“一开始翻译，就为这些十四行诗的艺术所征服。”但莎士比亚生活的年代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那时的英语与现代英语仍有很多不同，翻译起来有不少语言上的困难。父亲找来其他注释本进行查阅比对，如克雷格编的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一卷本（1926）。他还曾经写信求教于当时复旦大学的葛传槼教授，并得到他的指点。1948年《鼓声》出版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已经被翻译出了大部分。随着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这部诗集的翻译工作停了下来。解放后，西方的作家作品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文艺，不宜出版。直到1950年3月，父亲在一次登门向胡风先生约稿时被胡风先生问及现在正在做什么，父亲答曰，在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胡风先生说莎士比亚的诗是影响人类灵魂的，对今天和明天的读者都有用。胡风先生的话对父亲是巨大的鼓励，促使他译完了余下的全部诗稿。当年11月，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由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书中在每首十四行诗之后附有较详尽的译解，受到冯至先生的称赞。该译本在“文革”前多次再版。1964年，这个译本经全面修订之后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前身），但未及出版，“文革”便开始了。“文革”期间，该译本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很多人能够将其中的诗篇背诵出来。改革开放之后，上海译文出版社找到了这本莎翁十四行诗修订稿的原稿，经父亲再一次修订之后于1981年出版。此后，屠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又不断再版，形式也更加多样，有英汉对照版、插图版、线装版、手迹版等，累计印数达50余万册，成为名副其实的经典常销书，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惠特曼的诗风完全不同，那是一种类似中国古典格律诗的英语格律体诗歌，共十四行，有严格的韵式和韵律。父亲的翻译采用了卞之琳先生提出的“以顿代步，韵式依原诗”“亦步亦趋”的原则。这里的“顿”指的是以汉语的二字组或三字组构成的汉语的自然节奏，“步”指的是英语诗歌中的“音步”。早在20世纪20年代，闻一多先生在探讨汉语新诗时提出了汉语节奏上的“音尺”概念，后来孙大雨先生又提出了“音组”。卞之琳先生将他们的概念发展了，提出用汉语的“顿”来代替英语诗歌中的“音步”，即“以顿代步”。他还提出了在翻译中要依原诗的韵式进行等行翻译，形成了完整的英语格律诗翻译原则。父亲对此非常认同，他曾与卞先生探讨“以顿代步”的翻译方法，并在其诗歌翻译中不遗余力地进行实践。请看十四行诗第18首的前两行：
Shall I∕compare∕thee to∕a su∕mmer’s day？
Thou art∕more love∕ly and∕more tem∕perate.
译文为：
我能否∕把你∕比作∕夏季的∕一天？
你可是∕更加∕可爱∕更加∕温婉。
英语十四行诗中一行有五个音步，这里用斜杠画出，每个音步中包含一轻一重两个音节，译文每行也分为五顿，准确地传达出原诗的节奏和韵律。在韵式方面，译诗也严格按照原诗ababcdcdefefgg的韵式进行翻译，以求全面表现原诗在形式上的风貌。这样的翻译在一些人看来或许过于苛求，会导致为了形式而削弱诗的神韵。而父亲的翻译能够较为灵活地运用汉语，在形式上做到与原诗契合的同时，亦十分注重译文的通顺和意思的明晰，在选词上也尽量在意境上贴合原诗的神韵。在父亲看来，译诗要达到与原诗在精神上的契合必须做到形神兼备，尽量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与原作统一。这样的翻译原则为国内不少成功的译家所采纳，比如杨德豫先生、黄杲炘先生等。卞之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认为，父亲的翻译和杨德豫先生、飞白先生的翻译标志着“译诗艺术的成年”。
“文革”期间，父亲的翻译工作停滞了。直至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父亲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又开始焕发出新的活力。自20世纪80年代直至父亲远行，他先后完成了《济慈诗选》《英国历代诗歌选（上、下册）》《一个孩子的诗园》《我知道他存在——狄金森诗选》《莎士比亚诗歌全编》等译作，为中国的英语诗歌汉译增添了缤纷的异彩。
父亲与英国诗人济慈的最初结缘也是在20世纪40年代。他那时非常喜欢济慈的诗作，百读不厌，很多诗都能背出。当时他还翻译过《夜莺颂》，但可惜的是，译稿早已丢失。之所以对济慈的诗作情有独钟，是因为他和济慈都在22岁的年纪得了肺病，济慈因病在25岁早逝，而父亲也认为，当时治疗肺病没有特效药，自己恐怕也会有济慈那样不幸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思想和精神上与济慈有相近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崇尚美，要用美来对抗丑。因而，他时常“把济慈当作异国异代的冥中知己，好像超越了时空在生命和诗情上相遇”。“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五七干校，在精神压抑和思想苦闷时他就默默背诵济慈的诗篇，这成为他缓解精神压力的途径，使得他苦闷的情绪得到缓解。可以说，济慈的诗成为他那时的精神依托。改革开放之后，父亲又开始陆续翻译济慈的诗篇。1997—2000年，他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济慈诗选》的翻译，了却了他一生的心愿。济慈的诗有多种体裁，要将这些不同体裁的诗作全部依原诗的形式进行翻译是需要极大功力的。比如，济慈的六大颂诗语言结构复杂，韵式变化多端，意象繁复而意境悠远。要将这样的诗篇以准确而畅达的语言译出，非得有深厚的英汉语言文化底蕴不可，而父亲的翻译则读来清新自然，全无生涩拗口之感，又兼有原诗的雅致与温润。请看《秋颂》的前几行：
雾霭的季节，果实圆熟的时令，
你跟催熟万类的太阳是密友；
同他合谋着怎样使藤蔓有幸
挂住累累果实绕茅檐攀走；
让苹果压弯农家苔绿的果树，
教每只水果都打心子里熟透。
平实自然的语言将秋天丰润的气息、诗人平和旷达的心态传达殆尽。该译本收入了济慈所有重要的诗篇，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国内收入济慈诗篇最全的译本。在翻译的质量方面，该译著也得到了读者和翻译界的充分肯定，于2001年获得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除了翻译惠特曼和莎士比亚的诗作之外，还翻译了大量其他英语诗歌，尤其是英国诗歌，总共有四大本。但这些诗作一直未得出版的机会。“文革”中这些诗作在抄家时被抄走，父亲原以为这些凝结着他早年心血的译稿从此一去不返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诗稿经历了多年的磨难之后被退还给父亲。他欣喜若狂，开始考虑重新修订这些诗作，并将各个时期的英国诗歌补充完整。2001年，我去英国诺丁汉大学访学，父亲嘱咐我关注英国诗歌的情况，并协助他收集有关英国历代诗人和诗歌的资料。我受父亲嘱托，尽我所能收集相关资料，在以前较少受国内学界和译界关注的女性诗歌、非传统主流诗歌、现当代诗歌和经典诗歌的近期动向等方面，替父亲找到一些资料。2001年，我陪同父亲在欧洲游历期间，父亲也曾和我一起去诺丁汉大学的图书馆查阅资料。他得到这些资料之后即刻着手进行翻译。2007年，父亲翻译的《英国历代诗歌选（上、下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该诗集共收入155位诗人的583首诗作，上启英国中世纪民谣，下至英国20世纪晚期诗歌，收入英国诗歌篇目之多，涵盖英国各个时期诗作之全，选篇角度之丰富，可以说在国内各家英国诗歌选本中是首屈一指的。而这两卷本的《英国历代诗歌选》是父亲凭一己之力，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艰辛独自完成的。这些诗中的大部分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陪伴着他，真可谓历尽风雨和磨难。在他编译这部煌煌译著的后期，我参与到书的编译工作中，直接见证了父亲对诗歌翻译的巨大热情和孜孜不倦、认真细致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初，母亲刚刚退休，又因病做了手术在家休养。父亲为了让母亲能在闲暇时精神有所寄托，便和母亲商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诗歌翻译工作。母亲也是诗歌爱好者，两人商量之后决定将斯蒂文森的《一个孩子的诗园》翻译成汉语。父亲初识《一个孩子的诗园》是在上海“孤岛”时期。有一天，他在旧书店见到这本英文版的洋装书，倾囊购得，爱不释手。诗中孩子天真而充满童趣的幻想和纯洁无瑕的美好情谊，使他与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那时起，这本儿童诗就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脑海中。父亲一生对子女、对孩子倾注了无限的爱。他崇尚华兹华斯所说的“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直至老年还保有一颗纯质的童心。此次幸得与母亲共同翻译这本诗集的机会，父亲每日下班回来都兴致盎然地修改母亲在日间译得的初稿。对孩子的爱、对诗歌的情，使他们每晚在一起度过了最为快乐的时光。这本诗集于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父亲又陆续编译出版了《英美儿童诗一百首》《著名英美少儿诗选（六卷本）》等多部儿童诗集。
20世纪90年代，方平先生主编《新莎士比亚全集》，他邀请父亲翻译其中的莎士比亚剧作《约翰王》和除《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维纳斯与阿多尼》之外的其他莎士比亚诗作。《约翰王》由父亲独自完成，而莎士比亚的诗篇，父亲要我与他合作进行翻译，我翻译初稿，他来修改定稿。我珍惜这次难得的译诗机会。那时孩子刚刚出生，我就在孩子熟睡之后挑灯夜战。每周去看望父亲时就将这周翻译好的诗稿交给他，由他来进行修改和定稿。我译的初稿往往被父亲改得面目全非，不成样子。我惭愧不已，父亲却全然没有不满和失望，总是鼓励我继续译下去。就这样，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译稿的任务。而就在我们这次合作翻译之后，父亲的心头又多了一个念想：将莎士比亚的诗歌全部翻译出来，将来出版莎翁诗全集。这个愿望在2016年得以实现。2015年，北方文艺出版社来向父亲约稿，父亲提出可出版莎士比亚诗全集，得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当时，只差《维纳斯与阿多尼》一部长篇叙事诗未翻译出来。父亲提出，此次仍由我来翻译初稿。这时的父亲已经近93岁高龄，但他仍然兴致勃勃地为我修改审定译稿。译稿最终获得父亲的肯定，使我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2016年，《莎士比亚诗歌全编（上、下卷）》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完成了父亲晚年的一个心愿。
狄金森是与惠特曼齐名的美国诗人，但她的诗玄妙而晦涩，时而空灵俊秀，时而隐晦神秘，很多诗作至今读来仍如未解之谜。2013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约父亲翻译美国19世纪女诗人狄金森的诗歌。父亲答应了，并要我来翻译。我们经过第一次翻译感到有些问题尚未解决，译稿不尽如人意。于是我们又在第一次译稿完成之后，进行了第二次全面修改和校订。其间，父亲的兴头始终未减。60多年前，他翻译出版了美国19世纪大诗人惠特曼的诗集，如今我们又一起翻译出版了另一位美国19世纪重要诗人狄金森的诗集，我能感觉到，父亲心中是感到欣慰的。
对于翻译，父亲崇奉的是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而在这三项原则中，他认为“信”是中心，是第一要义，“达”和“雅”是两个侧面。“信”就是要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和精神；“达”就是要通顺、畅达，使读者能听懂、看懂；而“雅”指的是要在译作中体现原作的艺术风貌。没有“信”就谈不上“达”“雅”，不“达”、不“雅”也就说不上“信”，因而，他主张全面求“信”，这是他总的翻译原则。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忠实于原作呢？父亲认为，在翻译时首先要准确、深入、全面地理解原文，探入原作的内里，如形象、情感、意境、气质、语调等，去把握原作的精神。在翻译过程中要对原作做一些分析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原作。因而，父亲在每次翻译之后，译者序、译后记以及一些随翻译而写出的论文也就应运而生了。其次，他主张用通晓、畅达的现代汉语将原诗的内容和意境表现出来，同时注意吸收古典文言文和民歌方面的有益之处，将其化入自然的口语中。虽然他并不反对运用文言文或其他语言形式（如元散曲）来翻译外国诗歌，但他认为那样的语言过于“归化”，与原作的异域精神气质并不相合。他翻译的诗作大多语言自然晓畅，又不乏典雅含蓄之美。在译者方面，父亲借用了济慈的“客体感受力”这一诗歌创作美学概念来阐释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客体感受力”的英文原文是negative capability，直译的话应该是“反面的能力”或“消极的能力”。而父亲认为，济慈所说的这个能力，是指诗人应该有一种把自己原有的一切抛开，全身心地投入他所吟咏的对象中去的能力，以此形成物我合一的状态来进入诗歌的创作实践。因而，他将这个术语译作“客体感受力”，并将这一诗歌创作美学创造性地运用到诗歌翻译当中，提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处于“忘我”的状态，抛弃原有的思维定势，全身心沉浸到原作者的情绪和精神中去，感受原作者的一切，与他的灵魂相拥相抱。只有这样，译者的翻译才能把原作的精神实质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同时，要把原作的内容和精神传达出来，就要在诗歌的形式方面做到尽量忠实于原作，因为“信”必须体现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英语诗歌有多种形式和体裁，父亲在翻译时采用的是以汉语新格律诗译外国格律诗，以汉语自由诗译外国自由诗的策略。
父亲翻译的英语诗歌形式多样而富于变化。收入本译文集的诗篇仅在《济慈诗选》一册中就出现了颂诗、十四行诗、叙事诗、民谣、长篇故事诗等不同的体裁，而父亲的翻译无不依循原诗的格律和形式，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对不同体裁和风格的诗作作灵活处理。19世纪中后期的英语诗歌逐渐走出了传统的格律形式，出现了自由体诗。现当代诗歌在形式方面则更为灵活多变，内容也比传统英语诗歌更为复杂、难解和隐晦。收入本套译文集的还专门有儿童诗一册，其中的诗篇大多充满天真的童趣，音韵节奏活泼灵动，适合儿童的口吻和心理，也适宜于儿童朗读。在处理这些不同形式和风格的作品时，父亲亦能应对自如，在翻译中尽可能做到与原作达到形式和气质风格方面的双重契合。在翻译儿童诗时，他十分注重儿童的心理和语言表达口吻，比如，将“Independence”（意思为“独立”）译为“谁也管不着”；把“Escape at Bedtime”译为“该睡的时候溜了”，一个“溜”字，把孩子的心情表达得极为生动，活灵活现。
诗歌翻译永远是留有遗憾的艺术，但父亲总是尽力将这种遗憾减少到最小。译作出版之后，只要有再版的机会，他总要对译作进行不断改进。《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就经过了大大小小数次修改。在父亲看来，翻译工作永无止境。他不仅多次修改自己的译作，绝不放过任何可能的错误，而且热情扶持年轻的译者，对他们的翻译提出意见和建议，甚至亲自为他们修改译稿。对于各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翻译路径，他认为只要译者态度是认真严肃的，他就予以接纳，他的心态是开放而宽容的。
父亲做诗歌翻译大多出于兴趣，年轻的时候尤其如此，但后来他感到了肩负的使命，这种使命感到了晚年愈加强烈。近年来，他多次为翻译工作进行呼吁，在很多场合提出翻译对推进人类文明，对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丰富甚至建构本民族的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没有翻译，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识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西方就永远不会知道中国的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没有翻译就没有人类的文化交流和沟通，那样，各民族的文化就会被封闭在黑暗之中。因此，翻译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元素。这样的信念支撑着父亲走过了70多年的翻译生涯，从20世纪40年代到父亲远行，他的生命中始终有翻译陪伴。他将济慈诗中夜莺的歌声带给了我们，带给了这个世界，夜莺也将载着他去往那永恒的美的世界，让他与他钟爱的诗歌，与他的冥中知己永远不离不弃。
本套译文集收入了父亲20世纪40年代以来翻译的诗歌作品，以及莎士比亚的剧作《约翰王》。为了统一全套书的体例，原《鼓声》中的诗篇收入《美国诗选》中，其中的五幅插图和封面木刻及社标图因体例原因忍痛割爱。《英美儿童诗选》中除《一个孩子的诗园》之外的其他诗作此次为首次面世。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其他语种的诗歌翻译作品，以及他将中文诗歌作品译成英文的译作，未收入本套译文集中。此外，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还翻译出版过的《诗歌工作在苏联》、南斯拉夫剧作家努希奇的《大臣夫人》等，也未收入本套译文集中。
感谢北方文艺出版社对出版本套译文集的全力支持！2017年7月，当父亲和我表达出想编辑出版这部译文集时，北方文艺出版社即刻做出决定，表示同意出版，并派出了编辑着手开展工作，他们为此套译文集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我们对宋玉成社长，王爽、王丽华等编辑表示衷心感谢！父亲生前已经确定本套译文集的编目和编辑体例，但他未及见到书的出版便离开了我们！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章 燕
2019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