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中国钢琴的起源
中国拥有第一架钢琴是在公元1600年。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来到北京晋见明朝皇帝神宗朱翊钧时，贡献的礼物当中有件乐器，在史料记载中有这样一句话：
“……大西洋利玛窦献其国乐器……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链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之。”这件七十二弦的乐器，也曾被称为“七十二弦琵琶”，实为欧洲的击弦古钢琴，这是可查的古钢琴传入中国的确切记载。
范文澜先生在他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中提到：“一个极著名的商行向华输出了大批钢琴。”
1840年以后，在西欧的音乐史上，正是浪漫主义音乐发展的鼎盛时期，19世纪30至40年代被称作是西欧钢琴音乐的黄金时代，但是在中国却经历着民族的耻辱。鸦片战争后，腐败的清政府投降于帝国主义列强，除土地割让侵略者外，东南沿海、天津及长江中下游的许多口岸变成帝国主义进入中国的港口，由此帝国主义国家的传教士和大批外国商人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钢琴，也从两条途径进入中国，一是外国租界内洋人家庭和教堂，带来了现代钢琴。另一途径是外国商人想通过贩卖钢琴在中国赚一笔大钱，据传有位英国商人不远万里运钢琴到中国，谁知无人问津，积压成废品。
二、中国的早期钢琴教育与演奏
鸦片战争以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从文化、思想上来麻痹中国人民的爱国民族精神，从各自国家带来了众多的传教士，在上海、广州、天津、宁波等地开设了教堂，使得大量中国人民纷纷走进教堂，用钢琴伴唱圣诗。同时，教会学校内专门开设了钢琴课，使一些中国学生有了学弹钢琴的机会。在学校最早担任钢琴的教师是都是外国的传教士。他们的教学简单、随意，有的甚至自己想怎样教就怎样教，自己怎么弹就怎么教，根本不懂得真正弹琴的方法。他们还将从自己国家带来的简易的乐曲的曲本带到中国来，这些钢琴的基础教学教材仍留用至今。
随着外国商人与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外国的文化艺术人士对东方古老的中华民族产生了好奇心。1904年，在上海德侨俱乐部举行了意大利钢琴家梅·帕契的独奏音乐会。梅·帕契是著名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他的老师甘巴蒂（1841—1914）是李斯特的学生。在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对钢琴还无认识时，是李斯特的精湛演技轰动了俄罗斯，不少人因此走上了职业钢琴家的道路，为俄罗斯学派奠定了基础。而在20世纪初，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帕契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钢琴独奏音乐会，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梅·帕契1918年再次来中国后定居上海，一面组织管弦乐团，一面教授钢琴直到终老，跟他学过钢琴的中国老一辈钢琴家有俞便民、张隽伟、宋士一、周广仁、巫漪雨、傅聪等。
1919年“五四”运动后，北京、上海相继建立了若干音乐社团，其中不少都有钢琴教学活动。在这些社团的基础上，又发展成为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如“北大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科”、“北京艺专音乐科”等，这里的钢琴教育更为系统些。
1927年，我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院”建立，我国的钢琴教学从此走上了更为专业化的道路，也提到了更高的水平。我国第一代自己的钢琴教授大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
1927年“上海国立音乐院”刚成立时，钢琴稍大规模地传入中国才不过二三十年。1929年，俄罗斯著名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钢琴教授鲍利斯·查哈夫游历上海。当萧友梅邀请他到上海国立音乐院任教时，开始他不同意，他表示，在这里“有什么可教的呢？”经萧友梅再三挽留，才同意试试看。这一试，他立即被“非常富于音乐性”的中国学生所吸引，不仅留下来正式任教，而且一生为中国的钢琴教学鞠躬尽瘁。
在国际比赛获奖的情况，也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人的钢琴才能。
第一位在国际比赛中得奖的中国钢琴家是周广仁，1951年获柏林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三等奖。
第一位在重大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的是傅聪，1955年，他荣获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及《玛祖卡》优秀演奏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傅聪的优秀演奏奖，以及后来刘诗昆获得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的《匈牙利狂想曲》特别奖（1956）。肖邦的《玛祖卡》与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被公认为是最富波兰与匈牙利民族特性的钢琴曲，以至于被以为只有他们本民族的钢琴家才能演奏得地道纯正。不料是由两位非本民族的中国青年夺取了桂冠。
自那以后，除去“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去参赛以外，中国钢琴家获得国际比赛奖，再也不是新鲜事了。据粗略统计，自1951年起，中国钢琴家获得各种比赛奖项不胜枚举……其中，五六十年代获奖的，除上面提到的三位以外，还有顾圣婴、殷承宗、李名强、洪腾、鲍惠荞、李其芳等。“文化大革命”后则有李坚、孔祥东、许斐平、韦丹文、杜宁武等。近年来则有中国钢琴家朗朗等人领一时之风骚。
自50年代以来，中国钢琴教授丁善德、周广仁、朱工一、吴乐懿、李其芳、鲍惠荞等，还经常应邀担任国际比赛的评委。
三、中国早期的钢琴音乐
20世纪最初的二十年里，中国钢琴曲的创作以赵元任为代表。他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作曲家，1913年他在美国读书时，曾改编一首钢琴曲《花八板与湘江浪》，旋律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曲调。1915年，赵元任写了一首《和平进行曲》，这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首中国钢琴曲。1917年赵元任还发表一首《偶成》，手法类似《花八板与湘江浪》，中国式曲调，加上装饰音，再配合一点和声因素。除赵元任外，也还有其他人写了一些中国最早的钢琴曲。整个一二十年代，是中国钢琴曲刚刚开始探索、实验的时代，虽然不成熟、不理想，但不能不钦佩那一代中国钢琴曲作曲家的勇气和贡献。
20世纪三十年代，对于中国钢琴曲创作来说，一件大事是“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的创作比赛。1934年，游历中国的美籍俄罗斯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发起、出资，上海音专（即“国立音乐学院”）协助，组织了这次比赛。获得这次比赛第一名的作品，就是著名中国作曲家。当年还是上海音专学生的贺绿汀所作的《牧童短笛》。
《牧童短笛》是第一首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风格的钢琴曲，一经问世，就受到中国听众甚至其他国家听众的欢迎。《牧童短笛》的成功，不仅对中国钢琴曲，而且对整个现代中国音乐的新创作都有重要启示。它用美妙的钢琴声证明了：无论是西方乐器还是西方作曲技巧，都是可以表现中国气质的。《牧童短笛》不仅音调是纯正的中国味，而且它那乐观、明朗、质朴的意境，完全符合中国式的诗意和意境。它的美，本质上源自中国文化艺术中传神、写意、精炼的传统。此后，贺绿汀还写了《晚会》、《怀念》、《小曲》等钢琴曲。这些钢琴曲都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精致的笔法。其中《晚会》是较经常被演奏的曲目之一。
同时代旅居日本的江文也写了大量钢琴曲，他的特殊经历，使他的作品有两个与国内作曲家不同的特点：一是他更多地借鉴了欧洲现代风格的技巧；另一个是某些作品的风格更类似于日本风格。他在1936年写的《十六首小品》中的《午夜的琵琶》、《午后的二胡》、《北京正阳门》、《卖糖小贩的金芦笛》，都有鲜明的中国风情。而他回到祖国后于1938年写的《北京素描》，见表现出他对祖国深沉的眷恋。
纵观整个三十年代，以贺绿汀为代表的中国作曲家，通过从无到有的创作，确立了中国钢琴曲这一结合中西两大音乐文化元素的音乐道路，对后世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钢琴曲继续发展，其中以丁善德为代表。丁善德是我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他自幼熟悉民间音乐，1935年从上海国立音乐学院毕业之后，于同年为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摇篮曲》录制了第一张唱片，其后在天津、北京、上海从事教学、演奏活动。他在1945年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钢琴组曲《春之旅》，由《待曙》、《舟中》、《杨柳岸》和《晚风之舞》四首乐曲组成。《春之旅》作为丁善德的第一部钢琴组曲，已经表现出他音乐形象鲜明、富有动力感、善于和声的创造特点，使他的钢琴曲一开始就立足于一个很高的起点。
丁善德于1947年赴法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在巴黎写了两部钢琴曲：《序曲三首》（1948年）和《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1948年）。这是两部更成熟、更现代的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特别是《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是后来大量的民歌主题变奏曲的第一部。
四十年代的江文也写了几部值得注意的钢琴曲：《小奏鸣曲》（1940年）、《钢琴叙事诗“浔阳月夜”》（1943年）和《第四钢琴奏鸣曲“狂欢日”》（1949年）。其中《钢琴叙事诗“夕阳月夜”》是传统古典琵琶名曲《浔阳月夜》（又名《外阳箫鼓》）的钢琴改编曲。
中国钢琴曲的初步繁荣是在20世纪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钢琴曲的质量、数量都得以较大程度的发展，从事钢琴曲创作的作曲家也大为增多。利用中国民歌为主题写钢琴变奏曲，是五十年代许多作曲家都喜欢尝试的形式，甚至成为一种潮流。丁善德写于1950年的《第一新疆舞曲》，是后来许多作曲家大量“新疆风”作品中的第一首。乐曲中浓艳的新疆色彩展示了一幅西北边陲的生活图画，他创作于1953年的《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是整个中国钢琴曲中最杰出的佳作之一，即使与世界众多优秀的儿童题材的钢琴曲作比较，这部组曲也毫不逊色。
五十年代，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大量问世，如陈培勋所作的四首以广东民间音乐为主题的钢琴曲：《卖杂货》、《思春》、《旱天雷》和《“双飞蝴蝶”主题变奏曲》，组曲富有鲜明的广东地方特色；桑桐在1952年以内蒙地区民歌为主题，写了《内蒙古民歌主题小曲七首》，将内蒙古的民俗风格鲜明地表达出来，并于1957年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作曲比赛中获铜质奖。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度，古往今来创造了极为丰富的传统民间音乐，这为发展、创造中国钢琴音乐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中国作曲家利用这个源泉，就实现了中国钢琴的初步繁荣。除了上面提到的乐曲外，这一时期还有《快乐的马车夫》（肖培衍）、《序曲》（朱工一）、《序曲第二号“流水”》（朱践耳）、《火把节之夜》（廖胜京）、《随想曲》（桑桐）、《第二小奏鸣曲》（罗忠容）、《红头绳》（江静）、《新疆幻想曲》（邓尔博）、《变奏曲》（徐振民）、《花灯舞》（章纯）、《喜丰年》（尚德义）、《巴蜀之画》（黄虎威）、《新疆舞曲》（郭志鸿）、《喀什噶尔舞曲》（石夫）、《采茶扑蝶》（刘福安）、《谷粒飞舞》（孙以强）、《解放区的天》（储望华）、《洪湖赤卫队幻想曲》（瞿维）和《快乐的啰唆》（殷承宗）等等。
六十年代末及七十年代被称为“改编曲时期”。钢琴改编曲，是指将既有的歌曲或器乐曲，在保持原曲相对完整性的情形下，改编为钢琴曲。早在1913年，赵元任最初的尝试就是改编曲。后来，这种方式一直存在着，只是到了七十年代，改编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丰满而又能与中国旋律融合为一体的多声化手法，使钢琴技巧较充分地发挥。
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改编曲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渐趋完结。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西方的最新风格和技巧都被介绍进来。中国作曲家的钢琴创作技巧也有了更大的提高，中国钢琴曲创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呈现状多样化的特点：题材体裁多样化、形式风格多样化、审美趣味多样化等等。
这一时期，汪立三的几部钢琴曲以鲜明的特色而引人注目，他于1979年所写，1982年正式发表的《东山魁夷画意》组曲，选取了四幅画而谱成的四乐章组曲：《冬花》、《森林的秋装》、《湖》和《涛声》。这在中国钢琴曲之中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这部作品，画家本人曾致函作曲家称：“你对我的作品理解之深，令我十分钦佩。”
《他山集》是汪立三的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一部钢琴曲集。曲集包括五首作品：《＃f商调“书法与琴韵”》、《a羽调“图案”》、《ba徵调“泥土的歌”》、《g角调“民间玩具”》和《f宫调“山寨”》，这实际上是中国五单调式的“前奏曲与赋格”。作曲家用巴洛克音乐的基本格式，巧妙地表现中国的意境与内容。五首作品既是典范的赋格，又有生动的形象，作曲家说，他在“书法与琴韵”里，看见的是“上下求索”的灵魂，升华的灵魂。
时至今日，中国的钢琴音乐早已得到较大的发展，在世界钢琴音乐中，中国也以其独特的风格占据了一席之地。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中国能创作出大量的具有世界水平的钢琴曲。
四、中国早期的音乐学院
“五四”运动进一步掀起了外国钢琴家在中国教学和演奏的新热潮，同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音乐的形成与发展。1919年中国先后成立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中华美育会”、“大同乐会”等，这些民间音乐团体举行了多种交流活动，推动了音乐在中国的兴起。
五、中国的早期钢琴教育
自从1927年，萧友梅创建了第一所国立音乐学院后，中国的音乐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上海、杭州、武昌、北京等地都兴办了音乐师范或音乐教育机构，培养了不少钢琴演奏和作曲人才，他们都成为中国音乐教育和发展中国钢琴音乐的中坚力量。比如我国著名钢琴家、作曲家、教育家老志诚先生1925年进入北京师范学校艺术科，学习刻苦努力，晚上睡着了手指还在被子上弹，把被子都弹破了。但他的钢琴演奏水平提高极快，能演奏韦柏的《华丽回旋曲》和李斯特高级音乐会练习曲（钟），同时还致力于钢琴曲的创作。
六、走向世界的《牧童短笛》
直到今天，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仍然是中国最好最有影响力的钢琴曲。《牧童短笛》以后，成千上万首钢琴曲被音乐家们创作出来，其中不乏优秀作品。所以，以音乐史学的角度看，比较客观的说法应当是：《牧童短笛》是第一首完全成熟的中国钢琴曲，至今仍是最优秀的中国钢琴曲之一。
中国音乐家借鉴外来的艺术来创作出中国钢琴曲，必然要有一个从模仿、研究、实验，到创新走向成熟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始于赵元任1913年写的风琴曲《花八板与湘江浪》和1915年写的钢琴曲《和平进行曲》，到贺绿汀1934年写出《牧童短笛》，走过了近20年。
《牧童短笛》作为完全成熟的第一首中国钢琴曲表现为：
（1）与中国音乐传统血肉相连，她是在中国音乐传统之树上开出的钢琴音乐之花。
（2）使用了欧洲音乐理论的某些原则，如复调、和声、曲式等，却完全消除了欧洲音乐的审美影响。也就是说，表现出了完全中国化的音乐美。
（3）乐曲的形式完美无瑕，真是不可增减一音，不可更换一音。
（4）真正钢琴化的作品，钢琴技术的应用完全符合钢琴的特性，是纯粹钢琴的，又是中国的音乐语言。
《牧童短笛》首次将以上四点结合在一起，用令人信服的实践确立了中国钢琴曲这一新的中国音乐形式，对于解决中西音乐关系问题，对于整个中国新音乐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也为世界钢琴音乐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
这首乐曲，是当年俄国钢琴家、作曲家齐尔品在中国“征求有中国风味钢琴曲”的创作比赛中获得头奖的作品。今天学钢琴的孩子可能想象不出，这首无比美丽的中国钢琴曲，是作曲家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写出的。贺绿汀老人曾回忆说：“当时，我住在上海襄阳南路84号一家裁缝店的小楼上，矮小且不通风，夏天热得没法进屋，只好一大早趁着太阳没出来，从晒台爬到瓦面上写作……”
七、钢琴艺术教育在新中国的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至1964年长达16年的时间里，国家先后在天津、上海建立中国国立音乐学院，以便把中国音乐艺术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1953年，在天津组建了中央音乐学院，在上海组建了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后改名上海音乐学院）。在大好的教育形势下，中国的钢琴事业有了蓬勃发展的条件。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院长招才纳贤，集中了我国第一代钢琴家和教师，其中有不少是从国外深造后。学成回国的优秀人才。在众多的优秀人才中，上海又形成权威教授的阵营，他们是李翠贞（留英）、范继森（国立上海音专）、李嘉禄（留美）、夏国琼（留美）和吴乐懿（留法）。由李翠贞任钢琴系系主任，范继森任副主任。在这些教授严格治学原则下，上海的钢琴舞台出现了一大批钢琴人才，他们是周广仁、傅聪、顾圣婴、李名强、殷承宗、李名铎、洪腾、李瑞星、李其芳、王羽、朱雅蓉、孙以强、尤大淳、林恩培、赵晓生等。由此，上海被誉为培养中国钢琴家的摇篮。
与此同时，国内其他城市纷纷创办了一些音乐专科类的学校和艺术学院，有的专科学校甚至在以后发展成为中国著名的音乐学院，这些学院都有钢琴专业。国家很重视地方音乐教育的发展，每当外国专家到中国讲学，都组织地方院校的钢琴老师代表观摩学习，使各地的钢琴教育都得到一定的提高，同时对全国几个师范院校的音乐系的钢琴专业进行了管理和调整。中国各大城市的音乐教育在政府的扶持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国内钢琴音乐事业如火如荼之际，国内政治运动的“左”倾路线扼杀了钢琴发展的前途。中国在1964年提出了音乐要民族化、大众化、群众化。这个时期正值中国音乐家探索钢琴这个从西欧引进的乐器如何为中国所用，以更好地表现中国人民大众火热生活，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重要历史时期，极“左”的路线却认为，钢琴是“大、洋、古”与民族化背道而驰，而要求各地方音乐艺术院校的钢琴专业下马，致使学生转学，钢琴老师无事可做。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钢琴更作为“封（封建）资（资本主义）修（苏联修正主义）”的产物被拍卖。许多中国著名的钢琴家、教育家、作曲家因莫须有的罪名遭批斗与殴打，关进牛棚，有的专家不甘忍受屈辱含冤而死，如著名钢琴家李翠贞和顾圣婴就是在高压下自杀而死，这给中国钢琴界带来了极大损失。
自从国内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有了逐渐的提高。世界各国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及优秀的钢琴讲师纷纷来我国演出、讲学，使得国内钢琴教育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同时国家还经常派出较优秀的音乐专家去高水平的国家访问和学习，为中国的钢琴教育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此时，国家大力恢复音乐教育，各个地方兴办音乐学院。中央音乐院与上海音乐学院率先恢复，招收优秀的音乐学习人员。在中国第一代、第二代钢琴教育家形成的骨干教学力量的努力下，至今这两所院校已形成附小、附中、大学、研究生体系的教育形式，培养了大批出色的钢琴演奏家和教育家。在国际比赛舞台上，中国的青年钢琴家频频站在了领奖台上。目前，这两所院校的教学质量享誉海内外，跨入了世界著名音乐学院的行列。除了这两所音乐学院外，在西安、天津、沈阳、武汉、广州等地的音乐学院，在江苏、吉林、山东、广西、云南、黑龙江等地的艺术学院音乐系中，纷纷设置钢琴专业。国家还先后在全国恢复、兴办了师范院校音乐系，如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华南师大、西南师大等多所大学音乐系钢琴专业。有条件的还招收了钢琴研究生，发展成硕士点。各中小城市的音乐教育在原中师基础上发展为大专音乐班，钢琴教学是重要的基础课之一。目前在全国已形成了空前规模的钢琴专业教学网络。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对物质要求便增多，多数人在自己的子女智力上大力投资。学习钢琴的儿童从20世纪80年代的几万人发展到现在的几百万人，增长速度让人惊讶。这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大好事，但来势太迅猛，教师队伍的奇缺，使一些滥竽充数、向“钱”看的教书先生钻了求师心切又不懂选择老师的家长的空子，阻碍了部分琴童走正确钢琴教育之路。因此，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音乐机构实行考级制，聘请钢琴界专家、教授作评委，指导业余钢琴教育，将业余钢琴教育引向真正素质教育的轨道，有条件的地方还兴办了业余钢琴教师培训班，中国钢琴教育事业前景可观。
在钢琴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国内钢琴音乐的创作也走向了正规化，一些具有创新钢琴作品的创作人相继出现。在这个时期优秀的钢琴作品有：刘庄的《三六》，谢耿的《霓裳雨衣曲》，朱嵩的《双鹤听泉》，黎英海的《阳关三叠》，王建中的《彩云追月》，《樱花》，朱践尔的《云南民歌五首》，蒋祖馨的《山花烂漫》，沈传薪的《云南民歌五首》、汪立三的《叙事曲》、《东山魁夷画意》，《兄妹开荒》，崔世光的《夫妻识字》，《云南民歌五首》，陈钢的钢琴协奏曲《梁祝》，黄虎威的《欢乐的牧童》，《他山集》，孙以强的《春舞》，权吉浩的《长短的组合》，杜鸣心的钢琴协奏曲《春之采》，等等。
采用无调性或十二音体系等现代手法创作的有汪立三的《天问》，陈铭志的《钢琴复调小品八首》、《三首序曲与赋格》，陈怡的《多耶》，王建中的《诙谐曲》等。
我国著名钢琴家、作曲家赵晓生以自己创造的“太极作曲系统”为根据，在周易六十四卦逻辑系统基础上，结构新的组织关系而写成了钢琴独奏曲《太极》。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彭志敏教授根据自己提出的数论结构，运用“菲波拉契数列”组织乐曲的结构而写出了钢琴曲《风景系列》，等等。改革开放以来的钢琴教育和钢琴音乐创作，都表明中国的钢琴音乐正走向新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