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16岁登基，面对先辈的丰厚遗产，他希望把政权集中在皇帝之手，干一番大事业。而新儒学正符合他的要求，于是在他登基后做的第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便是尊崇儒学。所以才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出台，把儒学定为最高统治思想。这是汉武帝为实现政治抱负所奠定的思想基础，其实质是对政治指导思想作出新的选择和确定。

汉武帝深知，治国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尊贤任能，使俊杰在位。先贤墨子曾说：“尚贤者，政之本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因此，在汉武帝在掌国执政后的第二年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冬十月，他便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诏曰：

朕承继先帝极尊之位、至美之德，传之无穷，而施之无限，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敢闲暇安乐，深思万事之端绪，犹惧有缺点失误，因此，广泛招徕聘请四方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汉武帝还下制书，策问治国之道。这时，一份论述“天人合一”“君权神予”“《春秋》大一统”的文章吸引了他，他反复诵咏，不禁拍案叫绝。再看篇尾署名，竟然是广川董仲舒。

董仲舒是文景气氛熏陶和培育出来的汉代第一位有系统思想体系的经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以及政论家。汉文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79年，他出生在一个家有大批藏书的大地主家庭。

董仲舒从小就潜心发愤，“论思《春秋》，造著传记”，以著《公羊春秋》著名，著有《春秋繁露》十七卷。他的思想以《春秋》为基础，糅进阴阳五行，来发挥阐扬先儒思想，开创并奠定了汉儒思想的基础。在他30岁的时候，开始招收了大批学生，精心讲授。

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诸侯王国的国相，有的成了长吏。由于董仲舒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他的声誉也日益扩大，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

董仲舒课讲得十分精彩，弟子很多，而后弟子再教弟子，一些再传弟子甚至只是听说过他的大名，根本就没见过他的面。他一门心思教学和研究，甚至三年都没回家。他的行为举止，都遵循礼节，很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

而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博学早有耳闻，如今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武帝每下一道制书，董仲舒就有一封措词得当、说理透彻的对策，送给武帝看。这三道制书分别是：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袖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汉武帝下的这三封对策，董仲舒有问必答，字字句句都切中武帝的心意。于是，汉武帝立刻写下了“贤良之首”四个大字，并下旨：“速召董仲舒觐见，朕要当面策问。”宫廷内外，顿时议论纷纷，都想一睹董仲舒的风采。

不久之后，汉武帝又在未央宫单独召见了董仲舒。汉武帝对他说：“朕即位以来，希望治理好国家，深感责任重大，昼夜不敢安心。深思万机，犹恐有失。所以广请四方豪杰与贤良有学之士，希望能听到你的有关治国的宏论。朕当专诚听取，向你请教。”

董仲舒说：“这是我主英明圣哲的体现，臣愿竭尽全力，以报圣上恩德。”

汉武帝见董仲舒举止合礼，言辞达理，心中非常满意。汉武帝接着问：“朕有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想烦先生解释。从前三皇五帝的时候，天下太平。可到后来，王道衰微，国家灭亡，这是否是天意如此？朕继位后，很想取法上古，向尧舜看齐，使天下圣明，不知这样做有没有用？夏商周三代受天命而兴起，它们的祥兆是什么？天下的灾异为什么会起？人可寿夭，天性有好坏，究竟是什么道理？还有，朕现在希望淳朴的风尚在社会上畅行，法令能执行下去。刑罚减轻，奸佞改过。朕也期望百姓和乐，政治清明。如何修治整饬，从而达到雨露滋润，百谷丰登，享受天的保佑和鬼神的阴庇，洋溢着德泽足以施及四海众生，但不知怎么样才能实现？”

汉武帝一口气提出这么多问题，他看了看面前的董仲舒，接着又说：“先生明晓先圣的业绩，研究风俗习气的变化和事物发展的规律。而且先生研究高深学问的时间也很久了，请阐明你的看法。”

董仲舒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他见汉武帝年纪轻轻，便提出了这么多非一般常人可提出的尖锐深刻的问题，深切地体会到汉武帝很了不起。他多年研读讲学，已形成一套自己完整的儒学治用思想和理论。他望了望御座上的汉武帝，定了定神，然后一一作了回答：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董仲舒用了天谴论回答了武帝“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的问题。他又提出，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要兴起儒家的“礼乐教化”。

他说：“国君是承继上天意志在人间办事的，故应当用德教，不能滥用刑罚，刑罚不能用来治世，就像年岁不能用黑夜造成一样。”因此，他建议要以“教化”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教化立则奸邪皆止”。要教化百姓，就要在国都设立太学，在邑城设立庠序。接着，董仲舒猛烈抨击秦朝以法治国的弊端，认为秦的历史证明，法令愈多而奸邪愈生，正好像扬汤止沸、抱薪救火一样。

秦朝以法治国的遗毒余烈，至今尚未泯灭。汉家已有天下70年了，必须改变这种局面，这叫作“退而更化”，只有更化才能治理好国家。

董仲舒的第一个对策，适应了当时汉朝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切中了当时政治上最高代表汉武帝的心思。这位年轻君王早就酝酿着许多想法，只是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还很朦胧，也没有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听了董仲舒的对策，他大为惊异，想不到汉家天下竟有这样的人才。

很快地，汉武帝对董仲舒进行了第二次召见。董仲舒能够推行自己的主张，当然感到十分兴奋。他把自己思索了多年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郑重地提了出来：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繇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即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董仲舒进一步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点明秦朝以刑法治天下，“赋敛无度”，导致“死者相望而奸不息”的教训。为了培养一批“德治”人才，他再次建议设立太学，作为“教化之本”。

他说皇帝若通过考问得到天下“英俊”之才，就有可能实现三代的至治局面，陛下的英名也就能和尧、舜比美。早就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武帝，被董仲舒的对策说得心痒痒的。这两次的对策，都获得皇帝的嘉许，董仲舒感到不胜荣幸。他在第三道对策中，郑重提出自己思索多年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希望汉武帝要坚持不变的天道。在不变的天道之下，让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遵守严格有序的上下尊卑关系，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以保持永恒的封建秩序。

他又向汉武帝提出了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帝王要在“大一统”的总原则下，统一思想。凡是不符合儒家六艺、孔子之术的思想学说，一律摒绝禁止，不允许再存在。

只要“邪辟之说灭息”了，“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老百姓就好统治了。董仲舒这套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上的政治思想，从“春秋大一统”的原则出发，维护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利用儒家思想，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

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董仲舒的思想原则，不仅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也适应了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要求。这就是武帝能够接受他三次对策的根本原因。

董仲舒对策成功，汉武帝任命他为江都相，在武帝之兄易王刘非那里做事。武帝下诏，命令全国“推问孔氏，抑制百家，立学校之官，州举茂材孝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汉武帝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一项重大政策，对以后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后来年老归家，朝廷每有大事，还遣使相问。他的对策和儒家论著，前后共写了123篇，其中一部分保留在流传至今的《春秋繁露》这部古书中。

董仲舒的这些主张，是从维护专制统治的长远利益而谋略的，这不仅有利于专制统治的长治久安，而且为汉武帝统一思想，集权中央，一统天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因而被汉武帝采纳。

从汉武帝以后，儒学居于独尊地位，成为此后整个汉代以至两千年封建社会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汉武帝为独尊儒术，使这种思想推而广之，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兴办太学。

大约是在建元对策的当年就建立了太学，到了建元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36年春，又设置了五经博士，将博士制度与太学制度结合起来，进而确立以经术造士的教育制度。太学完全采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

元朔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下《劝学诏》，命礼官劝学，把举遗风、兴礼学视为天下的首要任务。汉武帝还号召在郡国兴办地方学校，推广蜀守文翁在郡兴立地方学校的做法，“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这样，使得儒学成为士人进身阶梯，天下士人为进入仕途，纷纷统一到儒家思想中来，用儒学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成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最得力的拥护者。

汉武帝对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未完全实施。尊儒兴学，他做了，而禁灭百家的极端主张，他没有采纳。在保证儒学的官方学术、政治主导思想的前提下，汉武帝在学术。思想领域走的是“悉延百端之学”的路子。

除了学官独用儒家外，武帝没有排斥百家，禁止学术活动。前朝好其他学说的许多大臣，大都留任朝廷，有的还被重用。朝廷中有些公卿即使是以儒术见用的，也可兼治其他学说。对郡国及民间的其他学说活动，武帝并未明令取缔、禁止，而任由其存在。

“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是武帝继位后实行的学术文化政策，它表明了武帝并不动用皇权强行推行和追求学术思想的大一统，而是在确定了儒家为主流、主导思想之后，不断按实际需要吸取诸子百家学为辅导，作为对自己政治主导思想的必要补充。 M10UVpQVU2gY3TSNwePtUFqe1oD2d2ElsdlBGZl/FUIUCRH9VoSsLTiFbxll738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