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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禛在面对皇位之争时，表面上容忍允礽、允祉、允禩，内中却在相机行事，暗中培植对自己有利的力量。胤禛认为“若非深知灼见，不可草率行事”，就是凡是做事都应深思熟虑，而不应草率行之。在力量和条件有限时，不轻举妄动，而是暗寻途径、借机而动。
允礽复立之后，照旧纠集党羽，扩充势力，不久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亲贵大臣，这中间有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都统鄂缮、迓图、副都统悟礼等人。
允礽不知接受先前教训，尊崇父皇，自我抑损，仍摆太子派头，饮食服御陈设等物，与皇帝相比，“殆有倍之”。骄奢淫侈，贪黩货财，一样也没有改。常派家奴到各省富饶地区，勒索贡物和美女，假如稍微不能满足他的心意，就向皇帝诬告，给以惩罚。
太子这样作威作福，使官员不知如何是好：若屈从太子，皇帝不乐意，立时可以带来灾祸；若只奉承皇帝，不理会太子，储君嗣位之后会遭到惩罚，因此产生“两处总是一死”的不安情绪。因此太子的胡作非为，不仅影响了皇帝的权威，还带来政令不一，产生政治的混乱和不安定。
允礽实在昏暴，不会审时度势，没有自知之明，其实，他的地位十分不巩固。康熙是不得已再立的他，这是许多人都明白的，被罢黜回江南家乡的王鸿绪说：“京中常有密信来，东宫目下虽然复位，圣心犹在未定。”
曾在陕西作过道员的程兆麟、丁忧回原籍苏州的原东平州知州范溥在苏州、扬州等地预言：“东宫虽复，将来恐也难定”。
首都及江南的舆论都是这样，允礽有什么值得这样？康熙对允礽的乍废乍立，也感到不妥，再立之后，希望他能转好，不再出现废黜的事情，所以对太子的不法行为极力容忍。
允礽要责备的官员就替他责备，要处分的就处分，要驱逐的就驱逐，以满足他的愿望。只是对他不放心，不让他单独活动，每有巡游，必令其随从，“使不得须臾离侧”，防止发生事变。
允礽的弟兄可不顾及自己父亲的心情，对允礽的复立，恨之入骨，非要攻倒他而后快。允礽复位时，允禩党人十分失望，阿灵阿甚至不想活了，但他们很快清醒过来，继续与允礽斗争。
到康熙五十年十月，康熙再也不能容忍了，召集诸王文武大臣，说现今“诸大臣有为皇太子而援结朋党者”，兵部尚书耿额是索额图家奴，欲为主人报仇，是索额图之党还未根绝，因此将鄂缮、耿额、齐世武捉拿审问。
这时有人告发托合齐不守法纪，康熙命允祉、胤禛、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署内务府总管马齐等会同宗人府审讯。允禩党人参加了对太子党人的审讯。
一年后，康熙宣布允礽罪状，加以废除。上谕说：允礽“是非莫辨，大失人心”；“秉性凶恶，与恶劣小人结党”，不可不防这些小人的谋害；鉴于他的过错“断非能改”，不得不再次废黜。
同时告诫各位臣子，不许为允礽保奏，“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对太子党人也作了处分，托合齐死于狱中，焚尸扬灰，伊子舒起绞监候。
康熙的再废太子，当机立断，使允礽不能兴乱，减少他对政治的影响是好的。他对太子防范很严，也是必要的。但对太子的穷奢极欲和暴虐无道，不采取有力的制止措施，反而顺着他，以为这样可以“感化他”。只能事与愿违，说明康熙对允礽的认识并不透彻。
允礽的再废，如前一次一样，是皇帝与储君、太子与皇子间的矛盾的结果，是一场权位之争。这场斗争使康熙再一次遭到打击，用他的话说是“心思用尽，容颜清减”。
太子允礽被废之后，便引起了新一轮的太子争夺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党派支持八阿哥允禩，朝廷内外的许多官员都向康熙皇帝保举允禩，有的甚至还向皇帝施压。
康熙看到允禩的身后竟然有如此庞大的集团，他感到了威胁，不但没有让允禩为太子，还将其革去爵位，令其反省。康熙对此更加敏感了，他意识到了皇储之争的可怕性，并不断告诫皇子们不许结党营私，他说道：“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
看到皇八子允禩如此的下场，胤禛十分冷静，认为只有韬光养晦、脚踏实地，才能有取胜的把握，风光太足反而会败落得越快。因此，胤禛处处注意自己的言行，谨小慎微，从不曾表露出有争储之心，即使是他身边的人，他也对其隐藏自己的心事。
胤禛亲眼目睹允禩聚集了众多党羽，非常难斗，而且势力遍布各处。但允禩太明目张胆，他广交朋友，笼络人心，四处贿赂，正好犯了康熙的大忌。且允禩的目标也过于明确，其最后的结果是欲速而不达。
在当时众皇子争夺储位中，胤禛明白不能硬夺，只能智取。因为众皇子都非常有作为，而且有些人比他有优势，先跳出来的必定会首先遭到打击。
胤禛是个城府很深的人，他很少做表面文章，更不会像八阿哥允禩那样轻易暴露自己的实力。因为他明白，父皇康熙是个睿智的君主，稍有不慎，露出破绽，就有可能招致康熙的打击。所以他采用了“暗度陈仓，巧中取胜”的策略，外表柔和，内里却暗自动作。
胤禛的这种暗度陈仓的智谋，在他与心腹戴铎的通信中便可见一斑。戴铎的意见，首先分析政治形势，明确奋斗目标。深知胤礽再黜储位未定之时，诸皇子争夺激烈，谁活动有力，谁就有可能获胜，所以这时是“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时，因此一定要参加竞争，争取不世之荣。
方针既定，要有行之有效的办法。戴铎提出的是：一要千方百计，取得康熙的宠爱；二要以废太子凌虐昆季为戒，妥善处理好弟兄关系；三要加意联络朝廷百官，尤其是康熙亲信重臣，对地位较低的近侍和汉人官僚也不要放过，用他们为自己造舆论，把胤禛所有的好名声争取过来，对皇帝考虑继承人施以影响，以利对胤禛的选择；四要大力培植雍邸人才，作为建立江山的根基；放他们出门，谋求朝内外的要职，为夺取江山打下基础。
戴铎的书信，向胤禛全面提出争取储位的纲领、策略和措施。胤禛在给戴铎的回信中却写道：“虽然你是金玉良言，但对我而言没什么用。我若有此心，就不会这样行事了。”
事实上，胤禛对于戴铎的话是非常首肯而愿意接受的，但是由于他的戒备之心，使他故意如此回复戴铎。因为此时的他，只有处处隐忍、不露风头，才不会被击败。
在众多强大的竞争对手之中，胤禛的优势并不明显，允祉以其年长、有学识，深得康熙的重视和宠爱；十四阿哥允禵身居要职，握有兵权，并且曾立下大功。因此胤禛从不敢胆大妄想，认为康熙会将皇位传给他。
当胤禛听到外面流传说皇位将可能传给八阿哥允禩、十四阿哥允禵时，心中有说不出的苦恼与不快，但是，他终究不敢明斗。他所采取的是另一种手段，即外松内紧的策略。
从表面上看，胤禛在激烈的争储中处于超脱的位置，他经常与僧衲往来，建设寺宇，把自己打扮成“天下第一闲人”，并写了《悦心集》一书，书中尽述其愿与僧侣为伍，过一种清静无争的恬淡生活。例如书中的《隐居词》《知足歌》等等，都是一些向往田野生活、教人与世无争之词。
胤禛在此时所写的这些诗词，一方面起到了蒙蔽对手及皇帝的作用，标榜自己的清纯，使别人不对自己起疑心，另一方面也是其在权力争夺中失意的表现。而实质上，胤禛是决不会甘于寂寞、放弃争储的大好机会的。
戴铎曾对雍正说过，做英明的父亲的儿子难，露长也不是，不露长也不是。那怎么办呢？胤禛根据自己的理念，根据兄弟之间争夺皇位斗争的教训，根据幕僚们对他参谋的意见，实施多种方法，扩大自己的力量，赢得更多的机会。
首先，要想方设法取得康熙的宠爱。取得皇帝的宠爱是争夺储君至关重要的一步。胤禛深知此中利害，并且他对康熙的性格脾气摸得极熟，不能太显露自己的争储之心，更不可操之过急，只能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形象。因此胤禛在康熙面前总是非常小心，从不露出任何急躁、争权的痕迹。
其次，胤禛一定要谨慎地处理好与其他皇兄弟之间的关系。在其他的皇兄皇弟面前，胤禛从不显露自己，虽然大家心中也都是十分清楚谁都有夺位的欲望，但是，胤禛却处处表现出自己的亲切和善，以便麻痹他们。
例如，当皇位的强有力竞争对手允禩在康熙五十三年遭到皇帝谴责时，胤禛多次上奏折，为允禩说好话，希望康熙不要追究允禩的过错。康熙五十五年时，允禩得病，此时胤禛正陪同康熙在外巡视，但是他却向皇帝请示，要求回京探视允禩。
对于以前的皇太子允礽，胤禛也是一样表示对其拥戴和尊敬，甚至被认为是太子党，当允礽再次被废时，胤禛也曾上奏请求皇帝复立允礽为太子。胤禛在兄弟面前的种种假象，起到了很好的隐藏作用，为自己赢得了时间也扩大了自身的实力。
另外，胤禛还加强联络文武百官，无论其权位高低都进行笼络，以便在朝野内造成一种舆论：胤禛是首选皇储；同时又大力培养自身的党羽，并将这些人安放在各种职位上，为自己夺取皇权打好基础。
暗中培植党羽，是其中最厉害的。胤禛就是按照这个策略做的。比如年羹尧，此前曾是胤禛府邸的下人，因胤禛的举荐而步步高升，位至晋川陕三省总督，手握重兵。
再比如戴铎，原是胤禛府中的一个奴才，因得到了胤禛的赏识而成为福建知府。此后，胤禛又进一步鼓励他：“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不能老是久居于别人之下。”
胤禛这种暗中许官的做法，恰到好处地利用了人类的贪婪心理，将戴铎更加牢固地拴在自己这驾夺储的马车上。戴铎在几年之后荣升四川布政使，其兄戴锦则位至河南开封道台。他手下的另外几个得力干将，如沈廷正升为兰州知府，哈尔齐哈任清江理事同知、博尔多官至内阁中书侍郎……
胤禛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做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件事便是培养心腹、控制人才。在胤禛身边有个小集团，这帮人不仅帮他出谋划策，还四处为他卖命。
控制这么一个小集团，不仅表现出胤禛善于识人用人，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和兵权，为胤禛的夺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是其他皇子所不具备的。
胤禛按照暗中培植党羽，为自己的亲信出钱捐官，使他们占据国家要职。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是由胤禛一手栽培出来的，因此他们多对胤禛忠心耿耿。而胤禛在施行这些手段时，表面上丝毫不露声色。
胤禛在多年的小心经营下，到康熙末年，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小集团。其主要成员有：
年羹尧，自幼读书，颇有才识。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号称“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向绝大多数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尧能够跻身其中，也算是非同凡响了。
康熙四十八年，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据清人萧奭所著的《永宪录》记载，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三十岁。对于康熙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年羹尧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图报”。
到任之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康熙对他在四川的作为非常赞赏，并寄以厚望，希望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
年羹尧也没有辜负康熙帝的厚望，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为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再次显示出卓越才干。
康熙五十七年，即1718年，年羹尧被任命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
这年九月，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辅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胤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年羹尧的妹妹嫁给了胤禛，是胤禛的侧福晋，所以胤禛和年羹尧既是郎舅关系，还有主仆之义。到了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倍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
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佟佳氏，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重臣。字竹筠，与雍正养母佟佳氏一族。太子允礽第二次被废的时候，担任步军统领，后来又兼任理藩院尚书，掌管北京城内外九门，统率八旗步兵。
隆科多出任步军统领后，康熙通过朱批，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你只须行为端正，勤谨为之。此任得到好名声难，得坏名声易。你的兄弟子侄及家人之言，断不可取。这些人初次靠办一两件好事，换取你的信任，之后必定对你欺诈哄骗。先前的步军统领费扬古、凯音步、托合齐等，都曾为此所累，玷辱声名。须时刻防范。慎之！勉之！”
字里行间中透漏出康熙对隆科多的关爱之情。但是，康熙也同时指出，隆科多必须同自己的家人以及朋友保持距离，不参与结党才可以保住步军统领的位子。朱批中的告诫之语也让隆科多如头上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作事时时谨慎。隆科多的谨慎行事得到了回报。
1720年，康熙皇帝提拔隆科多“擢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在步军统领的职责之外，康熙皇帝还交给他秘密的任务，不仅专门委派他秘密监视被圈禁的废太子和大阿哥，随时密奏二人的有关消息，还让他秘密监视京师内的宗室王公和部院重臣的动向。
这个时候的隆科多尽职尽责，表现出色，康熙皇帝生前曾多加赞赏。正是由于康熙皇帝的信任以及自身的办事精明，在康熙皇帝驾崩之时，隆科多是除皇子外在康熙皇帝身边的唯一大臣，在皇位继承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本来隆科多是允禔的党羽，允禔党瓦解后，他一度失意，转而投靠允禩。到了康熙末年，看到允禩前途渺茫，又转而投奔胤禛。两人一拍即合，胤禛看中了隆科多的职权，隆科多也把未来赌注压在了胤禛的身上。
允祥，康熙第十三子。在第一次废太子的事件中遭到打击，但和胤禛关系密切。后来胤禛继位以后，允祥成为兄弟中他最亲信的一个。
魏经国，康熙末年出任湖广总督；常贲，任官副都统；博尔多，举人出身，后任职内阁中书；傅鼐，藩邸亲信……胤禛为了能多拉拢一些官员，经常邀请官员上府套近乎，并让手下人帮他一起积极与官员们联系，唯恐漏过一个。
有一次，胤禛想拉拢礼部侍郎蔡珽，就派手下人去请他来自己府上。蔡珽是一个极其小心谨慎的人，担心卷入夺位之争中，并且康熙也曾下过命令，不许结党营私。于是蔡珽便以自己身份不便与王府来往为理由回绝了。
过了一段时间，胤禛又派年羹尧去邀请蔡珽，可是蔡珽仍然十分固执地不接受。胤禛在几次碰壁之后，仍然不放弃，继续寻找机会见蔡珽。终于，在一次蔡珽去热河行宫向皇帝辞行的机会中，胤禛见到了蔡珽。他与蔡珽交谈时，推心置腹，并热情地将左副都御史李绂介绍给他。
从此蔡珽便成为胤禛的心腹，为其争储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胤禛周围，他精心挑选人才，形成了一个小集团。集团内的成员虽不多，但是，个个精明能干。
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胤禛将自己的心腹手下逐渐安插到政府各部门，使他们占据了国家要职，成为胤禛最终夺取皇位的中坚力量。由此可以看到，胤禛虽然韬光养晦，但其集团的人在康熙末年却已经掌握了一些重要的职位。
在外有总督、巡抚、提督，布于四方；在内有内阁官员、御史等，如此势力，虽说不是太大，但也令人不敢轻视。对比其他的阿哥，如三阿哥胤祉势力太小；八阿哥大都是朝中文官，而十四阿哥只有部分兵权，并没有得到朝中的普遍支持。
如此考量下来，胤禛集团在综合实力上显然处于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