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起源

农历九月九日，为我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因为《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重阳节又名登高节、菊花节、茱萸节、老人节等。

重阳节是杂糅多种民俗为一体而形成的我国传统节日。欢度重阳节的活动一般包括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

九九重阳，因为与“久久”同音，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况且秋季也是一年中收获的黄金季节，因此，重阳佳节，寓意深远，人们对此佳节历来有着特殊的感情。

（一）起源

重阳节是个历史悠久的节日，由于年代久远，节日的形成不易考察明确。因此，关于重阳节的起源有着不同的说法。

1．上古九月的庆典对于农耕社会来讲，农历九月农事基本完毕，因此从远古开始，华夏先民往往将丰年庆典和祭神祀祖等活动安排在农历九月。

《吕氏春秋？季秋纪》中，记载了农历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先民普遍存在着飨天帝、祭恩祖等岁时活动。而且，这一习俗在战国时期，被统治者加以条令化和典章化。

由于这是一种丰年庆祝活动，所以农历九月庆典习俗明显带有饮酒狂欢的色彩和特点，有着大量娱乐内容，如祭神、飨帝、田猎、野宴等。

后人普遍认为，汉代以后，九九重阳节的野宴、饮酒、歌舞等习俗，是源于先秦的农历九月庆典。所以有人把先秦的农历九月庆典看作是我国的酒神节。

除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外，古匈奴族、高山族和壮族都有着多样的农历九月庆典活动。其中，高山族阿美人和壮族的农历九月节庆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2．先秦的火神死亡崇拜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非常崇拜火和火神。先民把一颗亮度很强的恒星，即心宿二星看作是火神的化身，称其为大火、大辰或心，并把它当作古代季节星宿的标志。人们通过观察大火出没的位置，来确定季节转换。

由于其具有划分季节的作用，传说在四千多年前的颛顼时代，就设立了火正的官职，专门负责观测这颗恒星。由于大火星在农历九月隐退，意味着冬季的来临。

由于先民御寒能力有限，加上冬季食物不足，许多人会在严寒中死去。火神的暂时死亡，意味着妖恶横行，许多人即将死亡，所以古人称之为“阳九之厄”。因此，人们在农历九月举办各种仪式来祭奠火神，祈求保佑。

我们今天无从知道当时祭奠仪式的具体情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仪式在先秦时期是很普遍的。如今江南部分地区还有重阳祭灶的习俗，这应该是古代农历九月祭祀大火习俗的流传。

先秦的这种火神死亡崇拜，成为后来重阳节求长生、消灾辟邪等习俗的主要来源。因此，有人把重阳节也称作死亡节，把它和农历三月三复活节联系在一起，认为其相互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构成了一组特定的节日系统。所以，东晋《西京杂记》云：“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仕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

在巫术盛行的时代，人们习惯于创造一些带有象征性的习俗，以达到辟邪消厄的目的。其中，最便于流传的是佩俗和食俗，而这正是后世重阳节诸多食俗和佩俗的源头。这些祭祀活动，成为我国社会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3．天神互通信仰和登高古人爱好登高，但显然不同于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个人情怀，也不同于现代人理解的娱乐或健身活动。

远古的人们爱好登高，和他们的天神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古人普遍认为，天地一开始是相通的，人与神可以互相来往。

龚自珍《定庵续集》卷二《壬癸之际胎观第一》：

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

古人认为，天地相通是有一定途径的，而这个途径只能是自然物：一是高山，一是大树。以高山为天梯，《山海经》记载的就有昆仑山、肇山、登葆山、灵山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昆仑山。因此，昆仑山在上古神话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以树为天梯则不多，只有《山海经·海内南经》及《淮南子·地形训》所记之。由此可见，为通天升仙而登高，应该是先民的重要习俗或原始信仰。

（二）形成

后世重阳节的诸多习俗在上古就已存在，但是这不等同于重阳节很早就已成形。这些上古习俗要成为后世重阳节的习俗，就需要一个凝结点，即重阳概念的形成和具体日期的确立。

在这一点上，先秦楚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不仅首先创立了重阳这一概念，而且大体上确定了重阳的日期。而这一切，又是和楚人追求登天拜谒先祖祝融的习俗紧密相关。

古代《周书》认为天地一开始是互通的，但后来由于南方部落“九黎”人不敬天神，帝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意思是指断绝了地民和天神往来的通道。

南正重和火正黎这两个人本是颛顼的后代，其中南正重被人们尊为火神，后被帝喾称为祝融。而祝融恰是楚人公认的先祖。

先祖“绝地天通”的做法无疑让楚人很难接受，这就引发了著名的“昭王之问”。据《国语·楚语下》记载，至迟在公元前489年之前，“楚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此，观射父作了玄而又玄的解释，并说主要是因为“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所以只要做好祭祀就行了。至于什么时候是祭祀的最好时间，观射父认为是“日月会于龙”之时，他解释说这个时候“土气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备舍，群神频行”。观射父指的是秋季祭祀。

通过“昭王之问”，可以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楚昭王非常关心“民将能登天乎”这个问题。对于楚人来讲，黎民“通天”是个现实的要求。第二个问题是观射父所说的“日月会于龙”之时，具体又是哪一天。与大多数古人一样，观射父用的是一种天象来指具体的时间。

“龙”是古星名，居东方苍龙七宿之末，又叫龙尾星。“日月会于龙”指的是日月会于析木之时。晋傅玄《大寒赋》说：“日月会于析木兮，重阴凄而增肃。”佐以《左传》鲁僖公五年“晋国灭虢”对天象的描述和时间记载，今人认为“日月会于龙”的时间，大概在夏历九月初十，亦即九月“丙子日”。因此，楚人必然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举行祭祀活动。

楚人公认的先祖祝融，相传还是一位音乐家。祝融经常在高山上奏起悠扬动听、感人肺腑的乐曲，以此使黎民百姓精神振奋、情绪高昂。祝融死后，葬在南岳衡山之阳。后人为了纪念他，就把南岳最高峰称为祝融峰，在山上建有祝融殿。

因此，在楚昭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楚人在每年农历九月初十前后登高，隆重祭祀火神先祖祝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

关于这一点，可在“昭王之问”200年后屈原的作品《远游》中得到证实。由于“美往世之登仙”，屈原选择了在天空驰骋远游的方式，托配仙人、周历天地、无所不到。他描述了自己游天的时间、行程是“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于微闾”。“集重阳入帝宫”的诗句，是“重阳”两字首次见诸于文字。

屈原所处的时代，在重阳这样一个重大的祭祀期间，登高拜谒先祖祝融，应该是当时楚人能够普遍认知的活动。屈原的诗只是将其形象化了。

此外，屈原在《离骚》中还前无古人地提到了后世重阳节的两个重要习俗，一是茱萸用于配饰，二是以菊入馔。这两点是后来重阳节饮菊花酒、吃菊花饼、佩戴茱萸习俗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楚人重阳日在九月的习俗，在今天古楚地的一些地方仍有保留。比如江苏丹徒以九月一日、常熟以九月十三日为小重阳；湖北来凤、宣恩以农历九月十九为大重阳，九月九为小重阳等。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九月十日即事》中，也记录了当时九月九日、十日有两次过重阳节的习俗。

“九”又是楚人最爱的数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楚辞》中“九”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如“九天”“九重”“九则”“九阳”等。此外，也有许多文章本身就是以“九”命名的，如《九思》《九章》《九歌》《九叹》《九怀》《九辩》等。因此，虽然没有确切文字表明楚人何时将重阳节定在农历九月九，但后人多认为，由楚人将重阳节确立在农历九月九的可能性最大。在这个过程中，先秦人们的阴阳术数逻辑观念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所以说，至少在秦灭楚国之前二三百年，即公元前4世纪之前，重阳节就已经基本定形了。

重阳节最初的祭祀活动，寄托了人们渴望天人合一的心理诉求；重阳登高饮酒等活动，表达了人们祝愿人间永世太平的美好愿望。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据说是由伏羲的言论加以总结与修改概括而来，是华夏5000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

茱萸又名“越椒”“艾子”，是一种常绿带香的植物，具备杀虫消毒、逐寒祛风的功能。

阿美人是高山族的族群之一。在高山族中人口最多，约有的十二万人。依据语言、习俗和地域差异，大体分为北、中、南部阿美和海岸阿美四部分。

龚自珍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他的诗文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著有《定庵文集》。

祝融本名重黎，我国上古神话人物，号赤帝，后人尊为火神。据山海经记载，祝融的居所是南方的尽头，是他传下火种，教人类使用火的方法。

傅玄字休奕，北地郡泥阳人，西晋初年的文学家、思想家。出身于官宦家庭，祖父傅燮，东汉汉阳太守。父亲傅干，魏扶风太守。

鲁僖公即姬申，为春秋诸侯国鲁国君主之一，是鲁国第十八任君主。他为鲁庄公儿子，承袭鲁庄公担任该国君主，在位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