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虽然处于漫长而艰辛的流浪漂泊中，但总能保持一种达观的生活态度，充满机智、讽刺、欢笑和道德的幽默成为他们驱散生活苦难的良药，而且他们在笑声中反躬自责。这是他们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因之一。

“巴比伦之囚”后开始了犹太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流散。那些寄人篱下的犹太囚虏深切怀念故国，渴望回到故土，但又没有物质力量去实现这一愿望，于是不得不求助于精神依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特殊的宗教救赎信念——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复国思潮在流散于巴比伦的希伯来人中应运而生。当时耶利米、以西结和以赛亚第二等先知将复国思想与宗教信念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宗教复国思潮逐渐成形。

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战胜新巴比伦帝国，居鲁士宣布“奉耶和华神谕”，让巴比伦的犹太囚虏返回故国，还支持他们重建圣殿、复兴犹太教。这样，犹太宗教复国思潮因一个偶然机遇得到“证实”，从而影响大增。

然而两个世纪后，亚历山大东征军占领耶路撒冷，犹太人光复故国的梦想化为泡影。此后犹太人又先后处于马其顿、托勒密和塞琉古等希腊王国统治之下。虽然公元前42年犹太人在反抗塞琉古王朝起义中一度建立了独立的马卡比王国，但这次复国也只是昙花一现，仅维持了百年左右。

随后犹太人又处于罗马帝国“铁与火”的野蛮统治下。巴勒斯坦犹太人不断揭竿而起，试图以自己顽强不屈的武装斗争推翻罗马暴政，再度实现复国目标。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公元132—135年由巴尔·科赫巴领导的反罗马起义。

从这次起义中所铸造的硬币上留下的铭文“以色列光复第一年”、“以色列第二年”、“耶路撒冷的自由”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犹太人强烈的复国愿望。但起义行动的接连失败以及罗马统治者对起义者的残酷镇压使犹太人对现实悲观失望，于是为摆脱压迫而祈求超自然佑助的观念与日俱增，犹太人的宗教复国思潮再趋高涨并进一步体系化。

待到犹太人进入世界性大离散时期，由于犹太人的生存权利在一些地区，尤其是中世纪的欧洲备受践踏，犹太宗教复国思潮得以进一步发展，并与犹太教神秘主义学说相结合，为广大离散犹太民众所虔诚信仰，以致在犹太人各散居地不时出现一些犹太人自称“救世主”来实现复国目标的“弥赛亚闹剧”。但其结局逐渐使犹太人的希望破灭。

近代之初，受到欧洲启蒙运动和欧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影响的犹太人，开始探索通过政治努力而非宗教途径来实现返乡复国的宿愿。于是，犹太宗教复国思潮逐渐向政治锡安主义转变。这时的犹太复国思潮已成为犹太文化传统的固有组成部分，因而成为政治锡安主义的主要思想渊源之一。

事实证明，宗教复国思潮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空想，解决不了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欧洲的一些犹太精英们，开始探索通过非宗教的方式摆脱苦难的途径。

也就在此时，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欧洲的面貌。新兴的资产阶级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登上了政治舞台，向封建专制和教会统治发起了攻势。这股清新的启蒙、改革之风也吹进了被高墙禁锢的犹太社区，使之受到冲击和震动。

在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犹太精英们的领导下，一场相对整个欧洲启蒙运动来说是迟到的、但却在犹太民族复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犹太启蒙运动，终于在欧洲腹地兴起了。

在欧洲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逐步演变为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过程中，一些欧洲国家已开始采取措施改善犹太人的境况，但真正使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还是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

1791年9月，革命后的法国制宪议会赋予所有犹太人以国家公民的权利。1807年2月，犹太教在法国首次享有与其他宗教在法律上平等的地位。在这前后，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宣布“解放”犹太人。

无论是欧洲各国政府的解放政策，还是犹太人自己“走出隔都”的启蒙改革运动，均没能使饱受苦难的犹太人从此真正地、永久地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

与此同时，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一个犹太资产阶级已在欧洲形成，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毫不夸张地说，到19世纪前半叶，若离开犹太金融世家（罗思柴尔德家族、欧希塔尔家族、奥本海默家族等），就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发行债券。

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的情况下，以资产阶级为核心的各阶层犹太人对自己受歧视、受迫害的现状日趋不满，认识到文化启蒙和宗教改革不可能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仅有经济实力也不足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而开始探索解决问题的政治途径。

在犹太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又吸收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一批犹太知识分子开始对犹太民族传统的返乡复国思想进行改造加工，设计重建犹太国家，复兴犹太民族，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种种政治方案。政治锡安主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反犹主义有所减缓，但战争一结束，这股经久不衰的思潮马上又抬头了。

在波兰，政府公然制定了歧视犹太人的经济政策。在罗马尼亚，出现了以把犹太人驱逐出境为公开目标的组织和运动。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削弱犹太人的经济、文化领域中影响的倾向日益加剧，并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在苏维埃俄国革命初期，犹太人的境况大为改善，反犹主义被宣布为非法，所有犹太人都获得了平等权利，一些犹太人还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但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一批犹太领导人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被定为反革命，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又开始上升，使苏联境内的几百万犹太人再次处于困境之中。

希特勒于1933年初在德国上台，随即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反犹运动。从1933年到1945年的12年里，这场运动从未间断，而且逐步升级。从纳粹的迫害、驱赶和“最后解决”，致使约有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之手。

纳粹大屠杀从肉体上消灭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但却从精神上促成了犹太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当所有的犹太人都为民族的生存而殊死拼搏之时，阿兹肯纳齐人与塞法迪人之间的差异，正统派、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隔阂，锡安主义运动内部各派别之间的歧见，俄国犹太人与德国犹太人之间的矛盾等，都显得无关紧要了。

希特勒的反犹政策使欧洲犹太人不再是德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法国人、苏联人等，而仅仅是犹太人，从而使许多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既然同化程度如此深的德国犹太人都无法生存下去，那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还有什么希望呢？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去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这是绝大多数犹太人从大屠杀中悟出的一条道理。大屠杀为以色列建国及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的复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机遇。 2YV0SPQaw717KcW6YB7vAY7E+kllunK28zrFEnzopMAeIqrTfHeUDOEA2d1XyHZ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