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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上市公司的数据是该城市资本活力的重要体现，同时也反映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潜力。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的资本活力一直在平稳向好发展。首先，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的资本规模不断扩大，且在全国（不含港澳台）的占比逐年上升。2001—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的城市上市公司数量增长了3.5倍，目前已占到全国（不含港澳台）的57.5%；上市公司总市值增长了15倍，已占到全国（不含港澳台）的75%。其次，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的资本效率也明显提升。截至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每百万人上市公司数量已达14家，人均上市公司市值已达25.2万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的产业新兴度并没有与全国平均水平表现出明显差异，但各城市间资本活力发展速度差异显著，产业发展趋势也不完全相同。第一，深圳、上海和北京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一直具有显著优势，资本规模更大，资本效率也更高，但深圳产业新兴度明显优于上海和北京。第二，杭州、苏州、佛山和无锡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提升迅速，资本规模和资本效率快速增长，产业新兴度不断改善，但四座城市在产业发展方向上都选择了各不相同的路径。第三，广州、泉州和南通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实现了平稳增长，资本规模和资本效率显著提升，产业新兴度也在持续提升，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主打产业。第四，武汉、宁波、长沙、成都和郑州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没有明显进步，武汉、长沙、成都和郑州都面临着新上市公司不足或已有上市公司规模扩张较慢的问题，宁波则因产业新兴度的改善较慢而限制了综合排名的上升。第五，南京、天津、重庆、青岛和西安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有明显下降，上市后备力量缺乏和已上市公司发展较慢，是它们共同面临的瓶颈，新兴产业发展空间有限也限制其产业新兴度指标排名的提升。
中国副省级城市资本活力一直在平稳向好发展。首先，中国副省级城市的资本规模不断扩大，且在全国（不含港澳台）的占比逐年上升。2001—2018年，中国副省级城市上市公司数量增长了2.7倍，目前已占到全国（不含港澳台）的28.9%；上市公司总市值增长了15倍，占到全国（不含港澳台）的30.9%。其次，中国副省级城市的资本效率也明显提升，截至2018年，中国副省级城市每百万人上市公司数量已达12家，人均上市公司市值高达17.7万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此外，中国副省级城市的产业新兴度改善速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市间差异方面，中国各副省级城市资本活力发展速度有所差异，产业发展趋势也不完全相同。首先，深圳和杭州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一直具有显著优势，资本规模更大，资本效率也更高，产业新兴度改善速度也明显优于其他副省级城市。其次，广州、厦门、宁波和青岛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提升迅速，资本规模快速增长，资本效率表现则较为稳定。但四座城市在产业发展方向上都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产业新兴度改善速度也各有不同。再次，西安、成都、大连和济南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比较稳定，资本规模和资本效率无显著增长，产业新兴度表现也无显著改善，产业结构上均依赖于传统行业。最后，武汉、南京、沈阳、哈尔滨和长春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有明显下降，上市后备力量缺乏和已上市公司发展较慢，是它们共同面临的瓶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有限，也限制了产业新兴度指标排名的提升。
中国地级市资本活力一直在平稳向好发展，上市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但依然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资本效率有待提升、上市公司数量占比偏低的特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地级市的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和产业新兴度偏低，且人均上市公司数量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而就中国地级市总体而言，地级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占中国内地比重基本维持在65%~80%，但地级市上市公司数量占中国内地比重尚未达到50%。截至2018年，地级市上市公司数量占内地的比重为47%，资本发展相对落后于经济水平。地级市上市公司总市值和人均上市公司市值的走势基本一致，即在波动中上升，2018年略有下降。就产业结构而言，地级市产业新兴度高于全国水平。
从中国地级市资本活力指数排名来看，在上市公司资本规模、资本效率和产业结构三个分析指标及综合指标中，广东省、浙江省和江苏省占据了前30位的大部分席位。南方省份由于市场开放早，经济体制较为完善，资本活力相对高于北方。从前10位的综合指标排名中可以看出，南方地级市占据了9个席位（苏州、泉州、佛山、无锡、珠海、绍兴、福州、长沙和湖州），北方只有1个（呼和浩特）。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资本活力一直在平稳向好发展，上市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但依然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有待提升、上市公司数量占比偏低的特点。与资本活力状况的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县域的百万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增长态势良好，但百万人均上市公司数量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人均上市公司市值和产业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相似。而就中国县域总体情况而言，2001—2018年，县域上市公司数量占中国内地的比重尚未达到20%，县域上市公司总市值和人均上市公司市值的走势基本一致：在波动中上升，2018年略有下降。就产业结构而言，2001—2018年这18年间县域产业结构与全国水平呈现“你追我赶”的态势，2018年县域产业结构指标为1.9。
从中国县域资本活力指数排名来看，在上市公司资本规模、资本效率和产业结构三个分析指标及综合指标中，福建省、浙江省和江苏省占据了前30位的大部分席位。南方省份和沿海省份由于较早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县域资源禀赋优于北方县域和中西部地区，资本活力相对较高。从前10位综合指标排名中可以看出，南方县域和沿海县域占据了9个席位（晋江、余姚、德清、江阴、新昌、昆山、惠安、张家港、丹阳），北方只有1个（土默特左旗）。
京津冀区域总体的资本活力基础较好，但与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城市的资本活力仍存在显著差距，且资本活力均衡度较低。总体而言，京津冀区域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少，上市公司平均市值较大。2001—2018年，京津冀区域城市上市公司数量增长了3.8倍，目前占到全国（不含港澳台）的15%；上市公司总市值增长了15.2倍，占全国（不含港澳台）的32%，呈下降趋势。其次，京津冀城市平均资本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低于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区域。截至2018年，京津冀城市每百万人上市公司数量为7家，人均上市公司市值为20.5万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但京津冀城市的产业新兴度及改善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市间差异方面，京津冀各城市资本活力发展速度差异较大，产业发展趋势差异也较大。首先，石家庄、北京和天津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一直具有显著优势，资本规模更大，资本效率也更高，但三座城市之间的资本规模和资本效率差异也很大。石家庄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的表现明显优于北京和天津，产业新兴度较落后成为阻碍北京和天津资本活力排名提升的主要原因。其次，廊坊、衡水和秦皇岛的资本活力综合排名提升比较明显，资本规模快速增长，资本效率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产业新兴度方面，衡水和秦皇岛的提升较为明显，廊坊的产业新兴度排名则有所下降。再次，唐山、保定、沧州和张家口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比较稳定，四座城市的资本规模和资本效率无显著增长，产业新兴度方面的表现则不太一致。最后，邯郸、承德和邢台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有明显下降，上市后备力量缺乏和已上市公司发展较慢，是它们共同面临的瓶颈。近年来，承德和邯郸的产业新兴度排名有所提升，邢台的产业新兴度排名则显著下降。
受益于香港良好的资本市场基础，粤港澳大湾区总体的资本活力基础较好，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总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资本规模不断平稳增长，但在全国（含港澳）的占比逐年下降。2001—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增长了1.5倍，目前占到全国（含港澳）的35%；上市公司总市值增长了4.6倍，占全国（含港澳）的35%。其次，受益于香港极高的资本效率，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平均资本效率也遥遥领先。截至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每百万人上市公司数量已达53家，人均上市公司市值已达66.8万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内地地区的平均水平。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产业新兴度及改善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市间差异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资本活力发展速度有所差异，产业发展趋势也不完全相同。首先，深圳、香港、珠海和广州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一直具有显著优势，资本规模更大，资本效率也更高。但在产业新兴度方面，深圳和珠海的产业新兴度改善速度优于广州和香港。其次，东莞和中山的资本活力综合排名提升比较明显，资本规模快速增长，资本效率和产业新兴度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再次，佛山、惠州和澳门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比较稳定。佛山和惠州的资本规模和资本效率无显著增长，澳门的资本规模和资本效率则有显著提升，但近两年增速放缓使其综合排名再次下降。佛山的产业新兴度表现无显著改善，惠州的产业新兴度表现则较好且有提升，澳门的产业新兴度排名则显著下降。最后，江门和肇庆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有明显下降，上市后备力量缺乏和已上市公司发展较慢，是它们共同面临的瓶颈。但是，江门和肇庆在产业新兴度方面的表现比较优异。
长三角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总体而言，长三角城市的资本活力一直在平稳发展，但也存在一定的增长和竞争压力。
总体而言，首先，2001—2018年，长三角城市的上市公司资本规模持续增加。从上市公司数量看，长三角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从2001年的291家增长至2018年的1505家，增长了4.2倍。从上市公司总市值看，2001—2018年，长三角城市的上市公司总市值略有波动，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年均增速达到16.2%。此外，长三角城市上市公司总数量在全国（不含港澳台）的占比持续上升，但上市公司总市值占比走势增长态势不明显，在这18年间略有波动。2001—2018年，长三角城市占全国（不含港澳台）比重最高的年份为2016年，占比27.1%，最低为2006年，占比15.7%。
其次，2001—2018年，长三角城市的资本效率不断提高，目前依然存在上升空间。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在2004年后已经超过全国（不含港澳台）的平均水平，且差距不断拉大。人均上市公司市值方面，2001年，长三角城市的人均上市公司市值为0.5万元，2018年为5.7万元，增长了10.4倍，年均增速达到15.4%。2008年，长三角城市的人均上市公司市值略有下降。
城市间差异方面，长三角城市的资本活力存在较大差距，产业发展模式也存在不同。2018年，长三角城市中，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杭州、苏州、无锡、上海、绍兴、宁波、南京、湖州、台州和合肥。从2018年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以及长三角各城市排名的历史演变来看，杭州、无锡和上海在长三角城市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01—2018年，三个城市均在前7位，综合实力较强。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资本市场发达。从资本活力指数相关指标看，上海资本市场基础雄厚，上市公司数量、上市公司总市值和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始终保持在首位，人均上市公司市值保持在前2位，资本规模和资本效率优势明显。杭州在2018年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中居于首位，相比浙江其他城市，拥有绝对资本优势。在产业新兴度方面，上海的排名表现相对较弱，杭州作为我国的电商中心，民营经济发达，拥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无锡的上市公司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并且其中一些上市公司已经成为国内行业的领军企业。在长三角城市中，苏州、温州、金华和湖州在资本活力综合排名中具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其中，苏州的资本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效率逐渐提高，目前已经成为长三角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温州资本活力综合排名提升幅度较大，主要得益于上市公司总市值和人均上市公司数量排名的提升。在产业新兴度方面，苏州的信息技术发展迅速，新兴产业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湖州的产业发展较为多元化，温州和金华则发展出了不同的主导产业。宁波、亳州、常州和嘉兴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略有波动，但2018年排名与2001年排名相比，差异不大。其中，宁波的发展较为稳定，而嘉兴的发展势头优于常州，亳州的上市公司数量发展则相对迟缓。在产业新兴度方面，宁波和常州的产业结构相对多元，亳州由于只有一家上市公司，产业结构单一。2018年，马鞍山、铜陵、舟山和扬州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与2001年相比有明显下降。其中，马鞍山在早期的资本活力表现良好，但后期发展不足，逐渐被赶超。在产业新兴度方面，铜陵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的下降最主要是由于产业新兴度排名的大幅下降，舟山则相反，产业新兴度排名阻止了综合排名的进一步下降。扬州逐渐由单一化模式发展为多样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