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曾认为幼童并不真正懂得评判他人,他们只会表示喜欢或不喜欢而已。人们也曾认为孩子对好坏的理解来自自我中心:“给了我我现在想要的”或是“没给我我现在想要的”。于是“在我肚饿时喂我饭的人”就是“好的”,而“在我需要安慰时不肯抱我的人”就是“坏的”。然而,最新研究表明,早在1岁之前,一个孩子已经会评判他人,而这些评判既意义深远,又难以捉摸。
大约到了11个月大时,婴儿喜欢爱好与他们相似的人。心理学家内哈·马哈詹(Neha Mahajan)和凯伦·温(Karen Wynn)研究过在这些尚不会说话的孩子身上逐渐形成的评判力。她们让这些婴儿选择木偶。当一个木偶对宝宝喜欢的食物发出“嗯嗯”的声音表示喜欢时,80%的宝宝都会选择与这个木偶一起玩耍,而不会选那个“讨厌”他们喜欢的食物的木偶。不过,婴儿的评判力不仅限于此——他们会被那些能为社交生活提供进一步指导的人所吸引。
一种透露我们喜好的方式,是将视线久久停留在对方的脸上或身上。当注意家人之外的人时,年幼的儿童会花更多时间观察其他孩子,而不是大人,他们似乎对比他们大一点点的孩子尤其有特殊兴趣。一个小女孩更有可能会注意其他女孩子,而一个小男孩更有可能会注意其他男孩子。他们会注意那些更可能将他们接纳进自己社交圈子的人。
然而婴儿的选择不仅仅与实用价值有关,这其中还有深刻的道德原则。当一个孩子(哪怕只有6个月大)看到一个木偶捡起其他木偶掉了的球,并交还给它,而另一个木偶捡起球并抱着球跑开之后,这个孩子更有可能会选择与那个助人为乐的木偶玩耍。在1岁大的孩子观看了同样的木偶戏之后,研究人员让他们把好吃的分配给木偶。那个助人为乐的木偶每次都会得到最多食物,而那个不肯帮助人的木偶总是败下阵来——有时甚至连已得到的都被拿走了。
进化人类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被认为是“研究是什么让人成为人”的国际权威专家之一。他认为,我们的某一位类人猿祖先(也许是我们与大猿类的最后一个共同祖先)的基因中已经记录下了对助人为乐及共同协作的喜爱,以及对相反作风的强烈憎恶。助人为乐和共同协作的特质,是回答我们提出的“接近这个人是否安全?”这一问题的基础,我们会由此做出被心理学家称为“利益权衡比”(welfare trade-off ratio)的瞬间评判。
我们很早就懂得每个人都有好坏两面。我们明白自己会在与对方的共处中得到很多利益,虽然这也带有潜在威胁。那么,想评估一个人,我们就要计算自己处理这些潜在威胁的能力。我,拥有我独特的强项及弱点,能否一边处理这个人带来的危险,一边从他身上得到益处?当我们在自动地,也许是下意识地计算其中的得失时,感受到的是从心底传达出来的赞同或反对,这让我们做出关键性的决定——到底要与对方接触、融合、互动,还是要躲避、排斥他们。
分辨出“哪些人是我们喜爱并希望接触的,哪些是我们讨厌并希望避开的”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对它们的处理分别归属于大脑的两个不同半球。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是情感神经科学(研究情绪的神经机制的一门学科)的权威科学家。他是这样解释的:“当我们必须逃避有危害或有威胁的刺激物时,绝对不能有任何事阻挡我们逃离迫在眉睫的岩崩或黑熊。为了保证这一点,人类进化似乎把这两种极端反应——接近和躲避分放在了大脑两侧。这就是说,大脑几乎没有可能失误,甚至做出错误的判断。”这种神经学上的“肯定性”和我们心中的评判表,都很容易因个人偏好、过于简化或不明情理而出错,掌握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如我们接下来会了解到的,将是我们在人际关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