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无论是亲子之间的、夫妻之间的，还是朋友和同事之间的）充溢着赞扬与责备。赞扬可能比食物更滋补。而责备会伤害和羞辱我们，剥夺我们的尊严、骄傲和快乐。我们对赞扬和责备的接受途径可不仅限于公开表达的夸奖或抱怨，我们还会根据别人的表情、眼神、短促的感叹词、肢体动作，感悟出其中带有的赞同或反对，正面或负面的态度。总体来说，我们会下意识地把赞扬与责备的态度带入每一次与他人的交流之中。

在最初接触一件事物的一刹那，我们不但已经自动处理了事物本身包含的信息，同时也会形成对它喜欢或厌恶的观点。我们更有意识的思想也许正在别处打转——明天的计划，或是即将展开的工作。可是，在意识的背后存在着一张自动运转的评判表。它是自古以来保证人类生存的重要工具，让我们对面前的人做出反应：是应该接近，还是退避三舍？“他们是敌是友？”“我能否信任这个人，他和蔼的外表是否只是伪装出来的？”这种反应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位神经学家曾这样说：“我们经历的一切情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这两者之一……对接近或退避的选择，是一个有机体针对它的生存环境所做出的基本心理决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大脑也进化出了更细腻、深邃、变化万千的评估。我们仍有兴趣推断一个人是危险的还是可信的，但是，我们也会从更复杂的社会层面考虑：这个人是否会理解我们面对的问题及困难；我们是否与他们心有灵犀；我们是否愿意与他们一同进餐、说笑、争论；他们对我们的回应是否积极。在这里，评判的两套系统（接近和退避，赞同和反对）能塑造我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

每天早上一醒来，我们就开始记录周围人的好与坏了。我丈夫会悄悄地爬上楼梯，一声不响地递给我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我本来正在考虑一早上要开的会议、当天的天气、需要穿戴的雨具，但这些念头会在那一刻烟消云散，让位给一句突如其来的赞扬。“他真好，”我会想。而对我这句未出声的评判，他会回报一个笑容。被我抱在手中的温热杯子，对第一口提神醒脑的咖啡的期待，对丈夫的爱，以及他对我忙碌的工作和咖啡嗜好的理解都让我感到的温暖……这一切带来的一系列反应，都可以被解读为赞扬。可是，当他伸手把收音机音量开得太大时，我却立刻烦躁了起来。我心里马上充满了抱怨：“他应该知道我多讨厌这么大声的。”在那一刻，我全身紧张起来，一句怨言——“他也太不体谅人了！”开始在我的意识边缘打转。这一反应显然在我的嘴角眉梢显露出来了，因为他扬了扬眉毛，一句带着幽默与自卫的无声询问——“我又犯了什么错啦？”闪现在他脸上。然后，在抿了一会儿嘴唇之后，他关小了声音。我的烦躁感也消失了。

我下楼走到厨房，立刻摇身一变，成了处在青春期的两位女儿的舍监。看到那两个女孩，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她们真是好孩子。”我想着，可惜，那些围绕在我熟悉的脸、身体、动作和气息上的光环，很快就被其他反应代替了。看着厨房桌子，我想：“她们总是粗心大意，乱七八糟。”那上面堆着书本、背包、撒了的麦片、开着盖子的果酱，同时还有一道黏糊糊的果汁正蜿蜒地渗进我的论文稿里。没等我开口抱怨，我13岁的小女儿就把饭碗放进水槽里，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开始担心她是否真吃了饭。我们的眼神相遇，我意识到她正为什么事情紧张得厉害。“怎么了？”我问。我努力表现得无动于衷，我知道哪怕多表达一丁点儿母性的关怀也会触犯她。她的声音尖细，像个小童发飙，立刻就冒出一大堆我跟不上的话，不过大概的意思是她处于矛盾之中，她的朋友对她要求过多，可她害怕拒绝之后会被朋友指责“不够义气”。我尝试减少她对这样一种负面判断的担心——“那怎么可能呢！谁能说你不够义气？”可她掉过头来埋怨我：“你根本不想理解我。”然而她又立刻把眉头皱成打褶的丝巾，抽泣一声扑过来拥抱我，因为她后悔自己做出了如此冷酷的评判，担心这会让我认为她“是个坏孩子”。而我那16岁的大女儿则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真是个小娃娃。”她评判道，满脸闪耀着优越感。在我们准备出门时，她磨磨蹭蹭地找鞋子，然后让我签一份我之前连看都没看过的带着污迹的长文件。我责备她实在太“吊儿郎当”了，同时在心里担心她是不是有什么更卑鄙的企图（莫非文件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她希望我没时间细读？）。在那一瞬间，争执的气氛笼罩了我们两人，直到我们互相交换了一个充满关爱的目光（那是我们每个人都熟知的最原始的赞扬方式），这场交锋才算告一段落。

在过去的30多年间，让我一直感兴趣的，是人类对赞扬和责备的强烈追求，以及它在人际关系中的核心作用。这份兴趣源自我在做初级研究助理时参与过的一个记录母婴交流的项目。我曾一连几小时研究新生儿，观察他们的四肢是如何不协调地挥舞，蜘蛛一样的手指是如何抓伸不停，还有头与口是如何做出寻找动作的。我会记录母亲的视线，留意她在抱孩子时手臂做出的反应：抱紧、抬起、放松、降低。我记下她在谈话（哪怕是与访客朋友谈及宝宝）时会出现的语音改变。3个月之后，在研究项目的第二阶段，婴儿锐利的目光中会充满了期待。他们的需求已经不限于食物和温暖，甚至已经不仅是爱了——他们需要一种能传达出“你是多么讨人喜欢，多么让人欣赏”的信息的爱。当婴儿无法得到这样的钟爱时，他们的反应会极为激烈。他们的号哭代表了一种原始的恐惧，那孩子即使正安安稳稳地被家长抱在怀里，也会感到自己仿佛被抛弃了，正陷入危险之中。

这种原始的、对他人的赞同与反对的关注，会随着孩子对因果关系产生更深刻的理解而逐渐变得更为复杂。等到了3岁，孩子已经产生了自我意识。这让“我自己做”这件事变得既刺激又有趣，而当他们因此得到赞扬时，他们也同时见识了可怕的另一面：做了“坏事”的后果是受到责备。当我的科研工作拓展开来，开始研究孩子接下来的10年（5～15岁）的成长之后，我了解到孩子们会花费大量精力去留意并试图控制别人对他们的评判。随着孩子开始接受家长和老师的日常管教，他们每天都会担心自己因某件事受到责备。即使随着他们理解力的提高，他们明白了“坏事”其实也分轻重，比如打坏一件东西与伤害一个人是有区别的，即伤害有很多不同的严重程度。即便如此，因某事遭受责备，哪怕仅仅因为说话声音太大或是“烦人”，也会影响他们的心情与自尊。当别人哪怕仅仅因为他们安静地坐好了或是吃完了碗里的饭，就说他们“做得好”或“很乖”时，也会让他们真心实意地露出笑容，兴高采烈。

在这个年纪，我自己的孩子们也经历了从童年末期到青春期之间种种百转千回和进一步退两步的转变。我们共同体验了家庭中永远充满动态的赞扬与责备系统。前一分钟，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小孩，下一分钟，我便开始唠叨了，而且往往用的是责备的词句：“你本该更专心一点的！”“你就不能表示一下关心吗？”“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跟许多其他家长一样，在镇定的时候，我能分清“坏行为”与“坏孩子”的区别，可是，一到了气头上，它们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通过我的家人以及我自己的科研工作，我明白了一个被责骂的孩子是如何突然间脱离了与周围环境的紧密联系，进入一个冻结的孤独地带的。他们会抿起嘴唇，大口地咽下喉咙间难受的哽咽，双臂紧紧贴在身体两侧，直到决堤一般的感情洪流渐渐平息。“我不是坏孩子。”我听过自己和他人的孩子顽固地如是说，说的时候，他们会密切观察家长，看他们是承认还是诋毁这一勇敢的声明。作为一名家长，当我正为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忙得焦头烂额、耐性有限时，就曾被孩子责怪过“不公平”，甚至是“讨厌”。我曾经多次为自己不够耐心、过于苛刻、不够体谅或太自私，而深深地自责。只有当孩子们用笑容、拥抱和自信证明给我看时，我的自尊才会恢复，认可自己仍是称职的母亲。

在研究青春期少年的过程中，赞扬和责备的影响力再一次一马当先，成为焦点。对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朋友的评判力才能肯定及塑造他们。家长的评判只会遭到孩子无休无止、不留情面的挑战。“我才不在乎你怎么想”是我们能对另一个人说出的最轻蔑的话，而在几百次目睹家长与青少年交流时，这句话我听过无数遍。评判的受重视程度，往往是鉴别谁受尊敬、谁有影响力的关键。家长们往往会说：“没有什么比他拒绝我的评判更让我害怕的了。”“没有什么比他不在乎我的想法更让我感觉孤立无援的了。”

然而，随着我不断解码这些青春期少年与家长之间的频繁争吵，我意识到，这些看似目中无人的少男少女，其实自始至终都极为重视父母的评判。青春期少年把“被评判”列在“最憎恨事物名单”之首，因为他们希望能摆脱自己对家长褒贬的深切关注。把自己的评判同家长的分离开来，青少年才得以发现并打造自己的个性。然而他们也渴望家长欣赏他们这一崭新且与众不同的具有评判力的自我。这个关乎家长的赞同与反对的矛盾，塑造了青少年与家长的关系。

在面对朋友、同事、伴侣时，我们都会因获得赞扬而高兴，因遭到责备而气恼。“无条件的爱”这一概念之所以会如此让人迷恋（也如此让人迷惑），不过是因为它是在一个游离于评判世界之外的美丽天堂。只不过，即便在我们最亲密、最恒久的感情中，即便爱本身毫无条件，即便依恋感能持续永远，评判仍会带来重要的影响。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备受我们宠爱，但我们无法保证他在被人说是“坏孩子”时不感到羞耻，在受到高声责骂时不感到害怕，或在希望被关注却遭到漠视时不感到伤心。相爱的两个人也许会立下山盟海誓，为被对方彻底接受而欣喜，然而在婚姻中，双方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评判，那关乎对方的关心程度、关注程度、公平程度，甚至是爱的质量。

人们常说，变老的最大好处就是不会再关心别人的看法了。不过，据我观察，想要实现这样的平和与自信仍需大量的努力。在研究所谓的“中年危机”时，我发现成年人成长这一关键步骤的支点，不外乎一个格外强烈的欲望——靠控制自己对他人褒贬的敏感度，加强对自己评判的信任，从而夺回自己对生活的控制。

虽然我向来对理智评判力感兴趣，但我对这方面知识的形成，则基于科学家在研究人脑评判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新发现。大约150年来，我们对人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它是如何处理实质信息、解决问题、识别并使用模式、探索环境并在其中生存的。我们曾认为，人脑是为了专门掌握这些实际能力才进化出如此大的容量。但是，30年前，一个别出心裁的假说为人类巨大的脑容量提供了一个新解释。

从进化学的角度来看，拥有一个巨大的脑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这一巨大器官耗费了我们能量摄入总量的20%。而且，婴儿出生时，巨大的头颅需要穿过狭窄的产道，这增加了母婴双方的危险。而为了降低这个危险，婴儿在大脑尚未发育成熟、仍十分脆弱时便被娩出。幸好，未成熟的大脑也造就了长时间的依赖生活。在进化学中，我们发现这一特性往往能带来好处：长期的依赖生活能制造更紧密的人际关系，同时增加大脑的可塑性，即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

每个人都需要适应人类环境的多变性，但其中不变的一点是我们需要有能力与他人共同生活。现在我们明白，人脑的巨大容量与我们对依赖感、协作性、交流能力和评判力的需求是息息相关的，而这些都是我们社交能力的基础。换言之，我们巨大的脑容量来自我们基本的社交要求。

对于能支持这一“社会脑假说”（social brain hypothesis）的证据，我们还能从其他物种上观察到：脑容量的相对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物种是喜欢独居还是群居。比如，成群飞行的鸟类的脑容量，要比独来独往的鸟类的大得多。进一步说，在从独居转为群居时，任何动物（连蝗虫也包括在内）的大脑都会产生变化：当它加入群体后，它会开始关注其他动物的行为，脑中负责学习和记忆的部分会增长1/3。在所有物种之中，从鸟类，到蝗虫，再到人类，脑容量越大，社交能力就越强。

另一个支持社会脑假说的论据，来自对脑的质量发展及功能的研究。新生儿大脑的重量是成人大脑的1/4，但其几乎已经拥有一套完整的神经元，即脑细胞。我们在出生时并不具有、却能随着与他人交流而飞速增长的，是一套复杂的神经元通信网络。正是这套可观的通信网络（大多用来处理社交知识），让脑重量增加了3倍之多。牛津大学的进化生物学教授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认为，大脑的通信网络是提供“在庞大、复杂的社会中生存的计算需求”的关键。我们需要计算其他人的可信度、慷慨度及善良度。我们需要计算他们的企图。我们需要计算他们对我们的反应：他们是否认为我们是可信的、慷慨的？他们想做我们的朋友吗？我们是否得到了足够的赞同，能够融入他们的圈子？

我们讲到人类从根本上是评判的动物，他人的评判会给我们造成深刻的影响，一些读者初读这里，也许会因这个观点感到不安，或是觉得难以相信。一些人的人生哲学就是：我们不应该评判他人。评判一词通常被用来表示批评，常常与负面评判画等号。很多俗语名言都警告我们不要评判别人。我的老师总会告诫：“如果你的话不是好话，就不要开口。”而《圣经·新约》里威力最强的指令就是：“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这类格言强调的是人类的评判力很容易因偏见影响而扭曲，同时指出我们也经历着别人的负面评判。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时无刻不做着评判，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因为这是人类进化的结果。

还有一种看法是：“别人对我的看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别人怎么看我，只要“我懂自己”就行了。我会在后文中探讨，自我评估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可是，他人的评判仍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自信心与自我信赖产生于很多种人际关系，其中一些很私密，而另一些则是公开的、社会性的。一个人对自己的满意度与受欣赏程度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不过，人类的大脑已经进化到能留意他人的评判，并在我们受到赞扬时感到骄傲、欢快、舒服，在受到责备时感到伤心、气愤、难过的程度。我们得到的赞扬和责备甚至能影响我们的寿命。

学习驾驭我们心中那张复杂而混乱的评判表，是我们一生都要用心去做的事情。赞扬与责备本身也是两套极复杂的评判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它们并不具备好处或坏处，也不会带来安慰或伤害。两者都是必要的，而且，在我看来，也都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理解我们的评判力（尤其是那些能被广泛定义为赞扬或责备的评判是如何在我们心中形成，并影响一切人际关系的），无论它们是最亲密、最持久的，还是最短暂、最随便的。在生活中，我们的评判无时不在——有意的、无意的、正面的、负面的……而且，我们也无时不在监视着他人的评判，尤其是那些针对我们的。对这一点的意识，能极大地帮助我们控制自己的偏见，包容他人的观点，理解我们对自己及他人产生的强烈却莫名其妙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