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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热爱中医，不仅致力于中医药研究与临床实践，而且十分关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如“文革”后期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被撤销，所有干部职工都集中到省“五七干校”总校学习。临近学习结束时，刘老获悉所有学员如无单位接收则将被重新分配。当时先生闻此消息，心急如焚，因研究所已拟撤销，如职工分散，没有技术人员，研究所的重建将如同无米之炊，更加渺茫。因此，先生连夜向生产指挥组卫生组组长提出保留研究所技术骨干，其建议被组织上采纳。虽然组织上并未下文恢复研究所，但于当年8月，首批技术骨干已回研究所工作。
研究所的业务骨干得以保留，为研究所建制的恢复打下了基础。此后，先生受命担任所领导小组组长。他带领大家进行中草药资源普查，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先后出版《湖南药物志》1～3辑，其中《湖南药物志》第1、2辑1978年获卫生部科学大会奖；开展民间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派人员跟随省内各地名老中医学习。
先生任临床研究室主任期间，带领同事开展了中医药防治肿瘤、慢性支气管炎、免疫性疾病等多项研究工作，同时着力拓展临床研究室的业务工作。原来临床研究室仅有内科一个医疗科室，检验科、放射科等辅助科室的条件亦极为简陋。在先生和全体同事的努力下，在短短的数年内，研究室已拥有内科、外科、骨伤科、妇科、眼科、针灸科等多学科人才队伍，具备了较强的临床实力，病床由50张增至100张，业务人员由20余人增至百余人，并更新了药房、检验科、放射科设备，为成立附属医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亦可见先生对中医临床工作的重视。
在担任临床研究室主任8年后，先生被任命为研究所副所长，至1983年起任所长。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各行业现代化建设也在加速进行。作为一个临床机构，研究所虽有李聪甫、欧阳锜、刘炳凡等在全国有影响的名中医为学术带头人，具有突出的中医临床人才优势，但尚无门诊，且病房亦少，急需扩大规模。
适值刘正省长因心脏病经西医治疗未效，先生将其接来研究所接受中医治疗，住院未及半月，取效明显。省长亲身感受到中医的临床优势，提出帮研究所建设老干病房。先生说，确有建设老干病房的必要，但目前研究所基础条件尚差，全面改扩建是当务之急，但单位小、经费不足，制约了发展，如由研究所升格为研究院，将获得更多便利条件。
在先生的多方争取下，于1985年9月，经湖南省委批准，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处级）；同年10月1日挂牌后，在李聪甫的支持下，先生再三向省委请求升格，于当年年底获得批准，改为省直属正厅级科研事业单位，计划单列，成为除央属研究院外的第一家省直属中医药研究机构，在全国中医界产生极大影响。从此，研究院每年获得了数百万的基建经费。有了省领导的大力支持，加上充足的资金供给，研究院相继进行了门诊楼、住院部及中药所等基础建设，迎来了飞速发展的全新阶段。
1985年，先生被任命为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提出“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以科研为主体，临床研究与药物研究开发为两翼；下设基础、临床、药物、信息四个研究所，建设南北两院。先生锐意进取，按照既定方针，紧锣密鼓地实施改革方案，极力推进研究院的建设。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征地60亩，新建药物研究所，并于高新开发区内开办了第一家合资制药企业，紧接着又将附属医院建设成为三级甲等中医医院。
在先生担任研究院“一把手”的十年间，在全体职工的努力下，研究院得到长足发展，在中医临床研究、中药研究等方面均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等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资助项目；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持的国家科研基地评选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七大中医药科研基地之一。此后，又成为我省第一家国家临床药物研究基地及国家中医药文献检索分中心。因其雄厚的中医临床、科研实力，在1993年全国开展的省属中医药科研机构综合实力评估中，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名列全国第一。
先生也十分关心湖南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在“衡阳会议”之后的一次“医学辩证法学术会议”上，以欧阳锜为首的多位德高望重的中医界人士上书，要求省政府落实贯彻中医政策，并推先生为代表向主管文化卫生的王向天副省长进行汇报。当时我省绝大多数县市都有中医院，但大多为集体所有制，且人员少、设备条件差、规模很小，而县人民医院多为全民所有制，基础条件优于当地中医院。先生三次面见王副省长，反复陈述落实中医政策应当中西医并重，当前存在各县市中医院建设经费不足、中医工作者待遇低下等问题，改为全民所有制十分必要。落实先生反映的情况后，王副省长采纳了先生的建议，将全省各县市中医院改为全民所有制。这一举措，使全省各地中医院的建设纳入了国家计划，与西医人民医院享有同等地位，为中医院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且所有职工改为全民所有制编制，更是大大提高了中医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对湖南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
1993年，先生被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参加第一次全会时，先生得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可能在被精简之列，十分焦急，遂连夜会同时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的高德代表约会董建华常委，请其牵头提交保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提案。最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未被精简，虽说不完全是提案所起作用，但充分体现了他和中医界代表对中医事业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