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谢林如何成功解释绝对的这一内在颠倒呢？或许最恰当的方式是通过关注德国唯心论的关键问题，即 开端问题 ，——它足以唤起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对这个问题及其所有含义的详细描绘。直截了当地说，谢林的基本论题是 真实的开端不在开端处 ：存在先于开端自身的某种东西——一种旋转运动，以一种类似割断戈尔迪（Gordian）结的姿态，通过恰当的开端，即原始的决定行为，打破其恶之循环的旋转运动。当然，根据约翰福音，所有开端的开端是“太初有道”：在它之前，是无，即神圣永恒的空白。然而，根据谢林，“永恒”不是一种无可名状的巨大物体（bulk）——大量的事情在其中发生。在道（Word）之前，存在着盲目本能的混沌-精神病世界，本能旋转运动的世界，本能之未被区分的搏动的世界，在“压制”、拒绝进入永恒的过去——即本能的这一自我封闭的巡回——的道发出声音时，开端出现了。总之， 在恰当的开端处存在着一种决断 ， 一种决定行为 ， 通过区分过去与现在 ， 决断的决定行为解决了先前本能之旋转运动的不能忍受的张力 ：真正的开端是从“封闭的”旋转运动到“开放的”进步、从本能到欲望的道路，或者，按照拉康的术语，是从真相到象征的道路。在人们“发现了道”时，世界出现了，道打破了空洞而混乱之反刍的僵局，打破了空洞而混乱之反刍的恶的循环。

在这一确切的意义上，开端问题是“现象化”的问题：上帝宣布道并因此揭示他自己、向他自己显现，这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必须注意不要漏掉这一关键点：和黑格尔一样，问题不是怎样超出现象获得自在的实体；真实的问题是这一自在为何从自身中分裂自身，它怎样获得朝向它自己的距离，并因此清除它能在其中（向它自己）显现的空间。

道魔术般地、以一种深不可测的方式驱散了本能之不可渗透的黑暗，可是，这种上帝的现象化，这种道在上帝中的发声怎么能出现呢？ 它只能根据这一事实而出现 ： 先于开端之本能的旋转运动自身不是原始的 、 不可超越的事实 。也就是说，作为最终基础之本能的漩涡概念——“一切事物的根源”——使自由的事实不可想象：道如何能从这一漩涡中出现、规定它、赋予它以形式、“规训”它呢？最后，现实的这一最终根据，即本能的原始漩涡，这一迟早隔断和毁坏每一确定对象的命运之轮，必定落后于一种深不可测的、以一种尚待解释的方式“吸收”本能的X。然而，本能的原始漩涡不是最初的最终根据吗？谢林将完全赞同那一点，只补充说，在确切的意义上，问题的关键是这一“无”的确切位置：先于 根据 ，只能是一个深渊（Ungrund），即远远不止是平乏的虚无（nihil privativum），这一先于根据的“无”代表作为纯粹自由深渊的“绝对冷漠”，纯粹自由不是某一主词的谓词性质，相反，它规定意愿虚无的纯粹非个体意愿（Wollen）。在先于开端本身的“前历史”的开始（outset）处，在必然的意义上，描述命运作用（根据“世界时代”的第一个手稿）的盲目必然性的上帝“吸收了”存在，即一个严格的、不可渗透的根据。［当然，谢林利用了术语“收缩”的双重意义：拉紧—压缩—浓缩和抓住、受折磨、染上（疾病）；原始自由“吸收”作为减轻它痛苦负担的存在。］先于这种原始的吸引，先于这一产生—喷射其根据的行为，恰如谢林在“世界时代”第二手稿中以不可超越的方式指出的，上帝是“在其非存在中喜乐”的纯粹的虚无。 ^[9]

因此，在严格意义上，作为尚未吸收存在之纯粹自由的上帝并不存在。自发的“背离对称”（我们想说：原始的“真空波动”，将绝对的发展放进了运动中的“真空波动”）就是原始的收缩，通过它，上帝获得了存在。这一进入存在的收缩必然落在一种膨胀的反击后面——何以如此呢？就从渴求虚无的自满意志到有效地渴求某种东西之现实意志的道路而言，让我们后退一会儿，并重新提出原始的收缩。原始自由的纯粹潜能，这种至福的平静，这种 渴望虚无 的非肯定的、中立的 意志 的纯粹享受，以 一种积极 、 有效地渴求这一 “ 虚无 ”——即对每一实证的、确定内容的虚无化——的意志的伪装实现自身。通过把潜能变成现实的这一纯形式的转变，原始自由之至福的平静因此变成了纯收缩，变成了威胁吞噬一切的“神圣疯狂”的漩涡，变成了在自身之外忍受虚无的上帝唯我论（egoism）的最高肯定。换句话说，原始自由和席卷一切确定内容、毁灭一切神圣疯狂的至福平静，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处在不同的形式中：首先是潜能的形式，接下来是现实的形式：“相同的原则在其非有效性中既支持又阻碍我们，在其有效性中，其非有效性将消耗和毁灭我们。” ^[10] 在将自身经验为否定和毁灭时，以其自己内在反面—— 渴求某种东西 的意志，即膨胀的积极意志——为幌子，意志将自身与自身对立起来。然而，这一突破其自我强加之收缩障碍的积极意志的努力是注定的，因为两种意志——收缩的意志与膨胀的意志——的对抗在此 处在收缩的支配之下 、 处在收缩的掌握之中 。同样，上帝反复地撞击他自己的围墙：不能待在里面，他追随其突围的冲动，而他越是努力逃离，越是陷入其自己的陷阱之中。或许，对这一旋转运动的最好隐喻，是拼命想从陷阱中解救自己之被套住的动物：尽管每次反弹只是拉紧了陷阱，盲目的冲动导致动物撞了又撞，以至于它被认为是对相同姿势的无尽重复。我们在此具有的东西是谢林之宏伟的“瓦格纳式”上帝的情景——即在一种无尽之“痛苦中的快乐”状态下激怒自己，并与自己抗争、受一种不可忍受之焦虑影响的上帝情景——“精神病人”的情景，绝对孤独的疯狂上帝，一个是“一切”的大一（One），因为他忍受了在他自身之外的虚无——一种“将自身撕碎的狂野疯狂”。 ^[11] 这一旋转运动是可怕的，因为它不再是非个人的：上帝已经作为大一存在，作为遭受和忍受本能之敌对的主体存在。在此，谢林提供了一个精确的焦虑定义：在主体同时经验了关闭自己的不可能性，经验了完全退回自身的不可能性，经验了打开自己的不可能性，经验了承认一种他性的不可能性，以至于陷入搏动（pulsation）之恶的循环——在创造—膨胀—外化（creation-expansion-externalization）的每一努力都塌落回自身——时，焦虑出现了。这一上帝仍不是造物主，因为在创造中，拥有最小自我一致性和在其造物主之 外 存在的他性存在被假定——然而，这是在其自我论疯狂中的上帝不能忍受的东西。

正如谢林一再强调的，这一毁灭一切的神圣漩涡甚至今天仍是一切现实的最内在基础：“如果我们能穿透事物的外表，我们将会看到，一切生命及存在的真实原料都是可怕的东西。” 在此意义上，全部现实包含了一种基本对立，并因此注定要陷入神圣的疯狂，注定要在“力量的亢奋” 中消失。“现实”是内在易碎的，是随时能激发极端之一的收缩与膨胀间平衡的结果。在此，霍格雷贝（Hogrebe）用电影来类比：如果电影投影将在观众中产生一种“现实印象”，放映轮必须以适当的速度旋转——如果它转得太快，荧幕上的运动就模糊不清，我们就不再能分辨不同对象；如果它转得太慢，我们觉知到个别的图画，代表我们观看“真实生活”的印象连续性就失掉了。 ^[12] 那儿存在着谢林的基本主题：我们经验为“现实”的东西是被建构的，它通过两种对抗力间的平衡维持自身，并伴随着经常存在的危险，即两方面之一将“破裂”、失控并因此毁灭“现实印象”的危险。这一思考没有被当代宇宙学的前提证实吗？根据当代宇宙学，我们宇宙的“现实”是悬在平衡中，即悬在膨胀与重力之间的易碎张力上。如果膨胀稍强一点，宇宙将会“爆炸”，消散，结实的、稳定的对象将不会形成：如果相反，重力稍强一点，它将很早就已经“崩塌”、坍塌……

或许，两个现在生活在美国的俄罗斯画家科马尔（Komar）和梅拉密（Melamid）用一个有趣的实验例示了谢林用他的对抗力之易碎的平衡观念瞄准的东西。最近，他们作了“最好的”和“最坏的”两幅画，描绘了他们对美国民众的代表抽样做的民意调查。当然，最坏的画是一种尖三角和广场的抽象构图，用的是康定斯基（Kandinsky）使用的大红和黄色；而最好的画呈现一种田园诗般的背景，用的是清澈的蓝色和绿色，配上华盛顿穿过它在河边散步，及一个像鹿一样的小动物羞怯地从树林中注视着他。这幅画的效果是令人厌恶的和离奇的，因为它距离构成我们对美的日常幻想太近——“表面上”，对幻想的过度可靠呈现使它显得陌生。 这一反讽实验的谢林式的要点是，对我们来说，为了经验作为“现实”之部分的某种东西，它必须包含两极正确的混合。因此，谢林知道，包括我们伦理理想的每一现实都包含了一种“最高”与“最低”的混合：像一个由我们心理生命构建的运动物，甚至最高的社会理想必须由“最低的”动机秘密地维持。让我们回想一个意想不到的例子：在弗洛伊德那儿，迪安娜·富斯（Diana. Fuss） ^[13] 注意到了同性恋之同一性的两方面间的张力。一方面，在其恐怖化方面，存在着同性恋的同一性［前奥狄蒲斯之口-肛的心力投入（introjection），耗尽其伴侣］；另一方面，存在着作为社会粘合力之潜在同性恋的同一性，它与异性恋的联系相对立，因为异性恋引入了骚动因素、个人赢得距离的因素、从同辈人群中排除他／她自身的因素。远不止是矛盾，这一同性恋的同一性观念的模糊性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在离奇古怪观念的情形中，矛盾，即对立的“思辨同一性”，存在于这一事实中：就它受其根本对立的东西的支持而言，即受“前俄狄浦斯的”心力投入的同类相食的逻辑——天主教的世界由信徒们吃基督的肉（圣餐）的共同体所保证——的支持而言，社会结合才能发生。因此，悖论是：远非清楚地支持社会结合，奥狄蒲斯式的夫妇也能逐渐削弱它，并因此必定低于同辈群体之同一性的同性恋逻辑。

这一前象征对抗的逻辑、本能旋转运动的逻辑，不会同“非理性”本能实体的前逻辑生命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问题相混淆：先于开端的旋转运动的位置是彻底逻辑的，因为伴随着一种不断重复的开端之努力，即提出（逻辑）主词与谓词之间的同一与差异，我们正在处理一种失败了的逻辑。在开端之前，在一定意义上，只存在失败了的开端、在开端处失败了的努力，即一种陷入其恶之循环的毫无结果的重复，一种重复地塌回进自身的、不能恰当地“离开”的支支吾吾的努力。正如霍格里勃最后证明的：吸收与膨胀间的永无休止的摆动，受到形成构成一种命题判断之结构的S与P间的“不稳定”关系的不可能性驱迫：主词（也是在术语的逻辑意义上首要的）“吸收”它自身并消灭其谓词的内容，因而，在接下来的膨胀姿态中，它被忽略进谓词，并因此失去其自我一致性的严格根据。

在此将避免的另一混乱，是与关于爱欲（Eros）和死的本能（Thanatos）的常识观念（有时，所有对抗性的伟大理论家都屈从常识，不仅谢林，而且弗洛伊德也是，比如，在其《文明及其不满》中）相混淆，或与作为两种忙于争夺支配地位的不屈不挠的战斗之对立力量的膨胀与收缩的观念相混淆。两种对抗力的共同依靠不在于这一事实：一种力量需要作为唯一根据的另一力量，以这一根据为背景，它才能肯定自身（没有黑暗就没有光明，没有恨就没有爱……）；更为接近的是马克思的关键概念：“趋势”，趋势能导致相反的效果：比如，利率下跌的长期“趋势”，能驱动至少在短期内提高利率的资本“保护机制”。恰如雅克利娜·罗斯（Jacqueline. Rose）所证实的，梅拉尼·克莱恩（Melanie Klein）对心理生活之前象征的对抗的描述包含了一种同源机制：一个相同的原因能产生相反的结果，即它驱动其结果是根本不可决定的过程：过多的攻击力能被一种攻击力的压迫所抵消，或者， 它能吸引越来越多的攻击力的螺旋上升 。同性恋能从过分强烈的异性恋幻想造成的焦虑中产生；有时，焦虑与有罪控制力必多的发展，有时加强它（因为，作为一种对焦虑与有罪的反作用，主体被推向复原的整体性工作）。在此，人们不应该漏掉关键点：同性恋不是作为反叛而出现，即不是作为反对异性恋之阳具经济的受压抑的“多形态的反常”之反叛出现，而是 作为对异性恋幻想之过剩力量的反作用而出现 。在弗洛伊德强调文化“进步”奠基于力必多的“倒退”或倒退的固定化时，他已经在《自我与本我》中指出了这一矛盾逻辑。人们不能通过两个“方面”或“层次”间声名狼藉的区分来逃避矛盾：关键不是在文化层次上代表一种“进步”形式的东西，在生物学成熟层次上是一种倒退的固定化；问题是力必多的“进步”自身，只能作为对一种过度“倒退”的力必多固定的反作用出现，与之相同的是一种高度发展的道德感性，它只能作为对恶的过度倾向的反作用出现。或者，举一个来自克莱恩的更进一步的例子：一种过于过度发展之自我的早熟的形成，能作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开始起作用，反之亦然。 ^[14] 这一矛盾因果性的两个特征应被保留：一个原因是内在地不可决定的——它强化它代表的特征或其方面；最重要的是，在一个原因及其结果间的关系中不存在“适合的尺度”——结果总是超出原因，要么在螺旋上升（攻击性产生越来越多的攻击性）的掩盖下，要么在反作用的掩盖下（对攻击力的认识，产生了一种对“夸张表演”的畏惧，因为“夸张的表演”剥夺了主体攻击性之自我肯定的“正常”尺度）。 OEMYkl1NiqwMJrgPHkUnop+RSUodwNjB2Qw54mBbXVZSCVHmgn5Yl0yZ/s1OG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