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合璧谱丹青
——评彭友善的艺术理论与实践

◎李晖

大凡一个风格成熟的艺术家，必有一套理论作为其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彭友善先生作为一个20世纪的老一辈艺术家，几十年来遵循徐悲鸿先生倡导的“中西合璧”的写实主义之路，其创作在中国画发展史上是承先启后的，而其创作理论与思想也是“中西结合”的，非常系统完备，我们从彭老课徒之余所著《绘画十法》、《绘画百诀》、《画虎艺术》以及许多题画诗中可略窥一斑。尤其在《绘画十法》中，彭友善先生以“形”、“光”、“色”、“质”、“量”、“力”、“情”、“意”、“趣”、“律”十字为论题，从中西两个方面论述了绘画艺术的基本法则及其各种因素间的辩证关系，逻辑严密，文辞生动，观点鲜明。他认为，“形”是绘画的第一要素，应该先求其形体之正确并适应物象，求其活用；“光”、“色”的表现中西略有不同，具体运用不仅可以表达人的感情而且可以影响并控制人的感情；“质”是艺术品的生命；“量”是现代绘画的品评标准；而“力”是生命力，是活的物质，绘画中要注意力的使用，力的发挥，尤其要注意构图方面的组织力。他指出“完美的画绝对不可无情”！“情”与“意”紧密相连，认为“无意义的感情是一种盲目的冲动”！他强调绘画中的“趣”至关重要，要依“趣”而确立技法，做到用笔方面力求“变化的一致”，设色方面力求“对照的和谐”，构图方面力求“客观的主观”，意境方面力求“理想的现实”。他认为“律”中西相反，西画的“律”为“旋律”，基于“真”；中方的“律”为“韵律”，基于“理”。他指出：此十法运用于绘画中就是“形”无“光”不能见，“光”无“色”不能辨，“色”无“质”不能察，“质无量”不能测，“量”无“力”不能载，“力”无“情”不能发，“情”无“意”不能生，“意”无“趣”不能动，“趣”无“律”不能成，“律”无“形”不能现。

用动人的辞藻去描述彭友善的命运是如何如何的奇特，他的画是如何如何的好，那是新闻记者和文学家的事。而深入分析研究彭友善的创作思想、创作风格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他的中西结合的艺术探索对未来中国画的发展将有何影响，则是我们美术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职责。

具有悠久历史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篇章的中国画艺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衰敝极矣！虽然说唐、宋、元、明、清直至近代都产生过一些重要的代表性画家，但“宋人刻画，元人变化、明清僵化”的基本趋势是不可否认的。面对日渐僵化，只知“临”、“仿”、“摹”、“抚”而不重“自家创作”的画坛颓势，无怪乎陈独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声就疾呼要“革王石谷画的命”，号召“改良中国画”。对这一点彭友善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他在《绘画十法·意》中写道：

我国自宋以来，写意画特别风行，今日所谓的中国画，即可以写意画为其代表，因为写意画足以代表中国一般文人的个性和超越的人生观。同时，写意画不仅在中国画史上占有相当的篇幅，也在世界艺坛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尤其在理论方面，更有其独到的见解，所谓“意在笔先”，所谓“笔不到意到”，所谓“不求形似，但求意在”，所谓“只可意会，难以言达”。其所谓“意”，似乎包含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可见中国画不但格外着重“意”，并且还有它特殊的看法。

唯近世我国画风日坠，有的投机取巧的画家，故意利用一些“放浪形骸”的论调，便“莫明其妙”地瞎画，居然自以为很有意义。更有一知半解的画家，专意把古人的“传移模写”的画法，视为终生不二法门，甚至认为“依样画葫芦”的作品，也仍旧是了不起的杰构。于是鱼目混珠，百弊丛生，以致吾人认为最可宝贵的创作精神，全为卑鄙可耻的因袭思想所取代。因之，绘画的真正意义，几乎在这种荒谬绝伦的形式的愚弄之下而日渐归于消失。

在《绘画十法·情》中他又写道：

但一般说来，中国画的表情，却远不如西洋画来得深刻感人，这是无可否认的。因为，西洋画的“情”很着重现实，而中国画的“情”却忽略了现实之故。感情一离开了现实，自然很牵强、很虚伪，所以中国画曾被外人加上了“无情画”的绰号，这诚然是中国画家应该引为愧色的。因艺术既无“情”，就根本不成其为艺术品了。

其实，在我们现在看来，中国画也并非无“情”，任何样式的中国画都是有“情”的，只不过有高低之分。中国画历史上的许多作品都包含着复杂多元的思想内涵，或积极或消极。即使是元代发展起来的玩弄笔情墨趣的文人画，也反映了避世或入世的思想情绪，这与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中的老庄哲学影响有很大关系。对这一点，彭友善也清楚。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地满目疮痍，灾难深重，稍有良知的艺术家怎能安坐于象牙之塔而无动于衷？因此，彭友善写道：

我们这个时代，并不是出世思想浓厚的时代，为什么中国现代画家还是因袭着古人的那一套，而依旧拿来做自欺欺人的法宝呢？所以，“情”一真一伪，不辩自分；所以，李成、关仝、八大、石涛诸家的山水画很有感人的魄力，而今日一般从事摹仿得来的山水画，便令人看了索然无味，其缘故即在此。

正因为有了以上的认识，彭友善先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徐悲鸿先生倡导的“中西合璧”的现实主义之路。

彭友善先生的人生经历和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出身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浓厚的书香门第，幼年即嗜丹青，少年屡遇名师，青年刻苦努力，大器早成。中年他又拜齐白石为师，因此东西方绘画精髓他都有所吸取，这也正是他走“中西合璧”之路的技术基础。彭友善早年既有与方志敏、邵式平亲如手足，又有与陈立夫、熊式辉等国民党要员相往来的经历；还有大哥彭友仁烈士被国民党杀害，自己因抗战结识蒋经国并赠画给蒋介石、马歇尔、杜鲁门的际遇。既有过险遭国民党枪毙的厄运，也戴过右派的帽子，在“文革”中遭受跪烂双腿的劫难，更度过了“文革”后心情舒畅的时光。终其一生，坎坷跌宕，但爱国之心始终不渝，正义之气汇涤心胸。他一生追求真善美，对祖国之爱，犹如孩子热爱母亲一般，发诸天性，出于自然。每逢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他总是按捺不住胸中激情创作出大画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噩梦》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创作的，此图又名《善与恶之斗争》，呼吁善良的人们起来与邪恶势力抗争。1936年外侮日亟，内争纷纭，他创作了《同舟共济》图，呼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度国难。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欣喜若狂，振笔作《全民雀跃庆和平》图，抒发对胜利的喜悦，对和平的期盼。1955年到1957年，他又用三年时间创作大型油画《烈士永生》（4m×7m），他说画中躺在担架上的烈士形象，有点像方志敏，也有点像大哥彭友仁，他将思念兄长和老师的深情倾注于画面，情景十分感人，真是“情动乎内，而发之于笔端”。1997年7月香港回归，他不顾年迈，连续作三幅大画以纪盛事，一为《盛兰朱竹图》，二为《驺虞图》，三为《全民雀跃庆回归》图，表达了老艺术家的拳拳爱国心。

徐悲鸿先生曾说过，“艺术家应与科学家有同样求真的精神”，彭友善一生即以此为原则。1949年，他在《写生图》中题诗曰：“至今六法古犹新，只为传移误后人，不作画奴应跑出，直师造化见天真！”在日常生活中，他随时注意观察，对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对动物的一举一动皆体察入微。他经常带儿子到动物园写生。一天，他用一根小竹竿撩拨豹子，豹子立刻被激怒，一掌打掉竹竿，而老虎任凭撩拨，巍然不为所动。彭老对儿子说：“看，这就是我喜欢画老虎的原因之一，它有一种王者气概！”

彭友善先生早年作品多以西方素描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创作，常画历史人物和故事以映照现实，如《噩梦》、《大同世界》、《自然之神》、《华清池》、《英雄与美人》等作品，熟练地运用了西方绘画因素中的明暗、透视、解剖、构图、色彩等方法处理画面以及人物关系，准确的造型现在看去仍显功力深厚。同时，画面传递给观赏者的是一种震撼、激动，让人体味到深沉悲壮或优雅等等人类美好的情感。

彭友善先生晚年的作品，加强了中国传统笔墨的表现因素，多作花鸟及老虎。他喜爱画虎，认为虎有一种阳刚之美，可以振奋人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他曾五画《百虎图》，前四次都是单幅画好连成的，后毁于战火。1983年，他决定五画《百虎图》长卷，集108只虎于13米的长卷中，画中不画任何背景，纯以各种姿态的虎组成一条似山峦起伏般浩荡壮观的虎的长河。该画从构思起稿到完成共耗去三个月的时光。在创作期间他寝食不安，每天除吃饭睡觉之外，整天都在案前作画。对于画虎，彭老颇有心得，曾于《画虎艺术》一书中总结出“画虎六法”：一曰取势生动，二曰情节入胜，三曰布置确当，四曰用笔虚灵，五曰气韵连贯，六曰风格新异。又于题画诗中写道：“世人画虎重皮毛，我写山君重骨力，有皮无骨存空貌，骨肉俱全形体立。”所以他的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西方写实技巧表现虎的神态，造型准确，极其生动，构图上完整而又富于变化，或表现虎的凛凛神威，或表现虎的母子亲情。在中国画技巧上则以书法用笔入画，线条勾勒随着形体的起伏而转折多变，刚劲有力，并且拙中藏秀，顿挫中求流畅，墨色也因为画面主体造型与山石草丛等背景融为一体而显得非常丰富。这正是他的创作思想中“情”与“意”、“形”与“质”、“趣”与“律”的辩证统一关系的体现。

彭友善先生的艺术实践，是近现代乃至当代许多画家对中国画发展所作探索中的一部分，他将当代造型观念和审美观念与传统水墨相结合所作的探索，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语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贡献是突出的。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证明了“中西合璧”的艺术之路是正确的，还应当继续探索下去。

1998年
（李晖：江西省美术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Q+B9NTkNZG2T9p7t51p2V0/SfBfFldSEFU71ibb8VZPfYU6bejURQ7jjr1fbxc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