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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方进以丞相的身份因天变而自杀，故本节尝试探讨汉代宰相与灾异的关系。
中央集权政体确立之后，皇帝拥有治内最大的并且是唯一的权力。西汉的丞相为朝中最高之官员，其职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虽为“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但其权限模糊，全视君主喜恶、政治局势或丞相本身能力而定，并未制度化。一般而言，汉武帝以前，丞相权力较大；武帝开始，尚书地位逐渐提高，相权有被侵蚀的现象，整个权力重心由外廷渐向内廷移转；稍后相权再为大司马诸将军领尚书事侵夺，而此职几由外戚出任。西汉末，王莽遂以此掌权夺位。
西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盛言《春秋》中天人感应的实例，阐明灾异、阴阳与政治的关系，建立一套天的哲学
，试图利用灾异来限制皇权，避免中央集权体制下皇权过度膨胀，奠定了汉代思想的特性。此后汉代的经师如眭孟、刘向、翼奉等亦多言天人、灾异
，更加强了汉代天人感应的思想。观汉代皇帝诏书言及灾异时，行文间颇多惧词，而大臣亦多因灾异上疏，将政治上许多失当的措施或皇帝个人的过错，与灾异联系起来，藉此献策谋求解决之道，显示出汉代重视天人感应思想的时代特色。
周代三公之职，本即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为务
，至深信天人感应的汉代更是受到重视。汉宣帝时丞相丙吉问牛
就是著名的实例，可见汉代的宰相除了辅佐皇帝之外，尚需肩负“理阴阳，顺四时”的特殊使命
，当灾异发生时，应负起相当大的政治责任。
汉代的皇帝虽自觉地负起调理天地阴阳的责任，但是却仅止于下诏罪己、求贤良极谏之士、厚赏赐、赈灾救伤等措施，至于最终的行政责任往往由三公来承担，尤其是丞相。因为他们认为天地灾变的发生，是丞相未克尽辅弼之责，修德不敏，以致人民怨怼上达天庭。
后世对汉代有一个遇灾异即策免三公的印象。这种情形自西汉末以降逐渐增加，东汉三公职权虽更为低落，犹须为灾异负责。《后汉书·徐防传》云：“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龙乡侯。食邑千一百户。其年以灾异、寇贼策免，就国。凡三公以灾异策免始自防也。”
其实早在西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因发生“春霜夏寒”和“日青亡光”的异象，皇帝因此下诏切责丞相于定国。定国惶死求去，遂罢就第。
与徐防不同的是于定国乃自劾下台，并非皇帝明令策免的。又，西汉成帝时，薛宣为相，会邛成太后崩，丧事仓促。皇帝认为是丞相与御史的过失，便策免薛宣。诏书里有一段这样的话：
君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无闻焉。朕既不明，变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群职旷废，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
其中也将灾异作为薛氏失职的理由之一。灾异屡现是皇帝的“不德”和股肱的“不良”所致，表面上皇帝与大臣共同分担灾异的责任，实际上则是人臣独当灾咎。
所谓的“灾异”包括自然界所有异常的现象，其情况虽有小大微著之分，却都被当作是皇帝施政成效或人心向背的指标，同时也是天意的表征，关系到天子能否维系天命。因此，天子必须为灾异负起政治责任，以保天命并称合天意。身为官僚机构首长的丞相，因为职在佐理天子，所以也得分担责任。但是所谓的“分担”，实际上常常是由丞相一人承担。灾异本来被用来制约无限制的皇权，结果却反被皇帝操控，用来转移政治责任。汉相翟方进为塞灾异而自杀，就是替成帝承担灾异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