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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有关中国古代天文的研究，大抵多自现代天文学之观点入手，或述其技术之发展与演进，或论其水准与成就，往往将天文学史抽离人类历史活动的网络，单独而孤立地探究，较少涉及天文学与社会间交互的影响。故本文即拟自此一角度，尝试探究古代天文与历史事件间的互动关系。
星占是古代天文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下，星空基本上是人间的投射，从星宿的命名随着官僚组织而增加或变化，以及星占解释的日趋复杂，可以看出占星术是配合国家机构的发展及政治的需要而系统化。因此，除了天象观测与历法的计算之外，古代天文透过星占影响政治，是中国天文学相当突出的特质。
在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例如汉文帝二年（前178）十一月晦发生日食
，皇帝因此下诏罪己，并且首次因天变而诏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开创了汉代取士新径；又如金海陵帝攻打宋朝之前，亦曾经多次问询天文占候，作为出兵的参考
。即使到了清朝，当政者也不敢轻忽天变，如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前来中原，满汉大臣对皇帝是否应出边外亲迎的仪节，各持不同的看法，洪承畴等即藉当时“太白星与日争光”及“流星入紫微宫”两天象上疏，并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顺治的决定。
其他如因天变而行大赦、罢三公、减常膳、避正殿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史书记载出现“荧惑守心”的天象，丞相翟方进为塞此灾异而自杀，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因天变而死的丞相，不仅在弥漫着阴阳五行思潮的汉代，是一重大事件；同时，亦突显出中国古代天文与政治间的密切关系。
本文因此拟自以下方向检讨翟方进自杀事件：首先从汉代的时代背景着手，探讨宰相与灾异的关系；其次则讨论“荧惑守心”的星占意义，以了解翟方进何以须为此天变自杀；最后再深入翟方进自杀前后的政治环境，分析相关的人物与政治局势，探究翟氏自杀事件与当时政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