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日前哥伦比亚大学的学长张玉法院士来电告知，他将于近期返回纽约参加母校成立250周年的庆祝会，并报告台湾地区哥大校友在史学界的发展近况，学长因此要我简述毕业后与哥大师友的往来情形。突然感觉自己像只孤鸟，因我是在毕业数年之后才改行研究历史的，且纯属自学，不曾受过科班训练。当年在哥大原本在物理系学习，论文指导教授则是天文系与太空总署合聘的Patrick Thaddeus院士，恩师在我毕业后不久即被哈佛大学挖角，并将整个研究团队连同我当初观测用的射电天文台均移往哈佛，故我与母校之间可说是少有联系。

一晃自哥大毕业几近二十年，在那位于“世界之都”的Broadway校园中，我不仅找不着旧巢，连自己的羽毛和飞行的姿势都已变了样，但理工科逻辑推理和分析数据的谨严训练，或许赋予我在史学丛林中求生的另类能力。

回想自己的学习过程着实曲折，虽然自小醉心文史，高中时甚至还曾花钱在台北火车站附近参加研读《庄子》的补习班，但心中一直以爱因斯坦、李政道和杨振宁等诺贝尔奖得主为表率，期盼将来能有机会成为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因此一路从新竹清华大学物理系进入世界十大名校之一的哥大深造。

没想到造化弄人，哥大的李政道教授当年首度自全中国考选最优秀的六名学生来校。这些大我十来岁的同班同学，就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因哥大物理系规定，必须博士资格考进入前三名者，才可选读理论物理，而我这几位大陆同学考出的高分令我梦碎，但也让我有幸提早体认自己才气不足的残酷现实。

自幼着迷的天文学遂成为我的替代选择，并于1985年顺利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旋即应聘至麻州大学天文系从事射电天文学的研究，以其直径14 m的碟形望远镜观测星际间分子云（molecular clouds）的分布，尝试探索银河系的结构和星球演进的历程。

该天文台坐落在Quabbin水源保护区，方圆十数公里内，往往只有野鹿和野狼与自己相伴。曾于冬夜初雪之时，驾吉普车在往天文台的路上打滑，几乎酿成车祸；也曾于大雪之夜，身着单衣意外被反锁在天文台外……但午夜梦回，仍然庆幸有此际遇做过一名职业天文学家。

在短短两三年间，虽然自己于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过好几篇论文，但由于自我评估无法在西方科学社群中成为最顶尖的学者，且有感于科学论文的生命期过于短促，遂毅然决定为自己的人生开创另一方向。

1987年，本人以“初聘”的名义返台任职于新竹清华大学历史所，开始在一全然陌生的学门中找寻出路。1989年，在经过严格的学术评估后，终于获准在所里长聘，正式踏入文科的门槛。由于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并夜以继日地在图书馆中钻研，努力学习，自原典中发掘新题材，遂先后成功地进入天文学史、天主教传华史、明末清初史、术数史、火炮史和海洋探险史等领域。

天文学史是我转行文科后最先进入的领域，因为寄望能充分利用自己过去在天文科学的知识。先前学界曾有一段时期努力爬梳并分析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 ^[1] ，此因天文科学的突飞猛进只在过去的三四百年间发生，然而，这段期间天文学家即使拥有较先进的仪具，却有可能很少遭逢一些特殊的天象（如本银河系内的新星或超新星爆炸等），故古代的记录虽然简略，但仍有机会帮助我们对此种罕见天象多一些了解。再者，有些需要较长时间才得以观察的现象（如地球自转速度的变慢或太阳黑子的出现周期等），也必须借助于古代记录。中国近两千年来所累积的大量天象记录，就成为突出于其他各国的瑰宝。

虽然笔者所做有关古代天象记录的研究，成果还算丰硕，也受到国外学界的重视，不仅曾被日本东亚天文学会的会讯杂志《天界》翻译连载，甚至亦曾刊登在《科学》（ Science ）及《自然》（ Nature ）等权威期刊上，但随着各个特殊天象记录次第被解析，再加上部分科学史界人士往往有附会的倾向，过分高估古代记录的价值，而科学界又多无判断的能力，使得此类研究的局限愈来愈明显。

再者，在广阅史料的过程中，笔者深刻体认到作为一位历史工作者，或许还应该去努力还原天文在古人心目中的真实面貌，并追索其与当时社会的密切互动关系。先前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和美国宾州大学的席文（Nathan Sivin）等前辈学者，虽然早就认识到中国古代天文学所蕴含的浓厚政治目的，但并未能具体析探天文对政治或社会的影响。于是，从1989年起，笔者就揭举“社会天文学史”的大旗，从“荧惑守心”等特殊天象出发，开始进行一系列奠基的个案研究。

1990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第六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中，笔者筹划了一场“中国古代天算与社会、政治之关系”（Astronomy，Mathematics，and Their Relation to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China）的专题讨论会，邀请相关学者进行对话。笔者在该会议中所发表的主题演讲《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颇获好评。会后还由伊东贵之先生译成日文，发表于东京大学出版的《中国——社会と文化》，而身为中国科学史权威的席文教授，更亲自将之译成英文，刊登在其所主编的《中国科学》（ Chinese Science ）上。

本书中许多相当有意思的个案研究，就是在此氛围下孕育而生的，笔者原希望能因此丰富中国天文学史的生命力。然而，从1989年迄今，不仅我本人已因兴趣多变而未能再主攻此一学科，先前的研究结果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连中国天文学史的传承都开始出现断层。今藉整理本文集的机会，希望能再度提醒并试图说服年轻朋友，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耕耘的有趣领域。信手拈来，如道教仪式中的天文意涵或民间术家的天文传统等题目，均应是极具潜力的切入点。

中国古代在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之下，历来在官僚体系中均设置有天文机构，其名称虽有钦天监、司天监、司天台、太史局或天文院等不同，但其职掌则大致如一，主要是观象、守时、治历、星占以及择日。其中星占的目的在体察上天的意旨，占算的对象是统治阶层或国家社会整体；选择术则是希望能趋吉避凶，其影响层面上起皇族，下迄庶民。

本书因此从星占和择日两个角度出发，试图钻探“社会天文学史”这条新“矿脉”的延展范围及其含金量的多寡。星占的部分，笔者先以“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这两种中国古代最凶和最吉的天象为例，探讨传统天文对政治的影响。再以北魏、后秦的柴壁之役为例，追索星占在古代战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接着，则析究清初掌理钦天监的欧洲耶稣会士，如何在天主教会与中国传统的夹缝当中，尝试会通中西星占。

至于选择术的部分，则先从尹湾汉墓所出土的大量简牍出发，以稍窥中国长远择日传统的早期形态。次用影响深广的嫁娶宜忌为例，看选择术在历史长流中的“常”与“变”。再以清代对“四余”存废以及觜、参两宿先后次序的长期争执，析探选择术与社会之间的密切互动。最后，则以每年民间大量刊传的通书为例，探索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之间的交融情形。

本文集所收纳的课题，均属先前的研究成果，在此仅略加删改或补充，以稍掩自学过程的青涩痕迹。

“社会天文学史”虽然着重在外史的诉求，但内史的析探仍是研究过程中不可逃避的步骤。如果题材合适的话，未来我们还应该结合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关怀，并与其他文明的天文发展史进行比较，期使研究成果能具有更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虽然内外兼修、跨领域的要求，对任何个人而言都或许是陈义过高，但这应是我们研究工作者必须时时寄怀在心的，并依据各自的特长和兴趣努力在前人的基础上披荆奋进。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迄今已有百年左右的历史，并逐渐形成一独立的学科，甚至出现不少以科技史为专业的教育或研究机构。但如果此一领域中人无法将触角和影响力外延，并具体呈现其他学科所没有条件深入探究的面向，将有可能被其他较大的学门边缘化。反之，则很可以充分发挥此领域的特色，在科技与人文的对话或学术与社会的互动中扮演一主导的角色。藉此与同行的朋友们共勉，并以此一“初学集”就正于大家。

最后，我要感谢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的创院院长李亦园院士。1987年，李先生到美国的匹兹堡大学开会，我从麻州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去接受面试，侥幸获得在历史研究所试用的机会，若非此一机缘，我的人生将循着另一条迥然不同的轨迹发展。而在改行之后不断给我鼓励和指导的何丙郁院士、陈良佐教授以及许多无法一一列名的前辈和友人们，我也一直铭感在心。此外，更要特别谢谢北京清华的好友葛兆光教授，没有他的殷切督促和安排，我可能还不知道何时才会出集子。内人文仙则是我研究工作背后最重要的支柱，每当我写完一篇论文，她也始终是我最想要诉说当中精彩故事的第一个听众。

谨以此书献给鼓励我寻梦、圆梦的父母亲。

书于新竹脉望斋寓所
2004年6月

附：

《社会天文学史十讲》在2004年刊行初版后，虽历经数刷，但现已绝版多时，值此重印的机会，遂藉机修改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叙述，并理顺了部分文字。又由于笔者近年的研究兴趣已变，久未有时间从事相关领域，故在此新版中增添《敦煌本具注历日新探》以及《天理教起义与闰八月不祥之说析探》（与张瑞龙老师合写）等两篇未收入初版的论文，作为在此一领域耕耘多年后的一个句点，且依四川人民出版社“新视域”丛书的命名体例，爰将书名改成《制天命而用：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

书于苗栗二寄轩
2018年7月

[1] 席泽宗：《远东古代天文记录在当代天文学中的应用》，收入席著《科学史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5—179页；David H.Clark & F.Richard Stephenson： The Historical Supernovae ，Oxford：Pergamon Press，1979；F.Richard Stephenson： Applications of Early Astronomical Record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