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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兵略训》云：“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古人心中之良将，除须熟稔人谋战阵、山川险易外，亦须知天；此天不仅是大气变化的自然天，亦是灾异屡降的神格天。然古今将者智愚不同，并非皆有太公、孙武之才，诸葛、李靖之能，是故古人认为战场上需有术数家以掌天时、知天意。
术数家何时始涉军事，史料难考，唯《周礼·春官》说大史在出师时：“抱天时，与大师同车。”郑玄注曰：“大出师，则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时，处吉凶。”由于东周时，史、巫的职务难分，同是掌理天人之间的各种事务
，此得以参与战争，《韩非子·说林篇》即记有楚国左史倚相参与讨伐陈国之事。
又如《左传·鲁僖公五年》记曰：
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
晋献公问何时可攻陷虢国，卜偃依据童谣及当时的星象，推测应在丙子日。据颜师古之注，卜偃是“晋大夫主卜者”（《汉书·五行志》），可见当时若非派遣史官参战，则或另遣术数家担任幕僚。《史记·天官书》有云：“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亦深刻描述出术家在当时战事中所扮演的角色。
西汉对外战事颇多，天人感应的气氛也最浓厚，特别是武帝不断南征北讨，星占尤其盛极一时，《史记·龟策传》形容此时：“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老将赵充国奉命征讨西羌，在金城与之相持甚久。宣帝以天象利于出兵为由，下诏促战，诏曰：“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但赵充国并不因此躁进出战，反而上书谢罪，拒绝宣帝以天象干预，坚持依照既定计划。而后，大破西羌（《汉书·赵充国传》）。在此个案中，天文星占虽未对战争造成影响，但从宣帝的诏书亦知星占之术应颇流行。
东汉董卓之乱时，献帝被迫西迁长安。其后，董卓为吕布所杀，长安陷入群雄混战的局面。兴平二年（195），献帝欲趁乱逃回洛阳，行至曹阳为李傕等追及，遂展开战争。王师先胜后衰，大败之余，献帝欲浮河东下而逃，太史令王立进言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三国志》卷一注引张璠《汉纪》），太白（金星）犯镇星（土星）是“内兵”之兆（《史记·天官书》）。太白、镇星犯牛、斗二宿，为“破军杀将”之征象
，荧惑逆行守北河，乃指往北渡河不利。王立或认为“内兵”“破军杀将”等占辞既皆已应验，若再拂逆天象而北渡黄河，恐将难逃凶祸。献帝采纳其意见，遂改由轵关东出。根据推算，“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是真实的天象，但太白并未过天津（指银河），且荧惑亦未逆行守北河。然献帝无法判断所奏天象之真伪，反而据以决定逃亡路线，可见星占思想确实深植人心。
南北朝因动乱频仍，故屡见太史令参与战事定策之例，如前赵刘曜光初二年（319）伐黄石之役（《晋书·刘曜载记》）、后赵石虎建武四年（338）伐慕容皝之役
、后凉吕光天安二年（387）伐乞伏乾归之役（《晋书·艺术传》）。北魏除晁崇外，另有太史令王亮于明元帝泰常七年（422）参与伐晋之战（《魏书·公孙表传》）。西魏关西大都督宇文泰每有征讨，太史令庾季才恒预侍从（《隋书·艺术传》）。可见胡人入侵中原以后，北方仍相当盛行军事星占，不因外族的统治而有所不同。若从刘曜（318—328）、石虎（335—349）、吕光（386—399）、北魏道武帝（386—409）明元帝（409—423）、宇文泰（534—556）
等人的在位时间可发现
，太史令参战一事极具绵延性，似已成为定例。
除太史令外，另有不少其他身份的术数家亦经常影响军事决策，北魏崔浩可算其中佼佼者
。太武帝始光四年（427）议讨夏主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唯浩曰：“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皆成钩己，其占秦亡（夏之领土在陕西境内，依分野说属秦地）。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太武帝从浩之议，并领浩前去作战。后又议讨柔然，群臣均反对，唯浩赞成，太武帝迟疑不决，乃召浩与太史令张渊辩论。双方经过对天象一番争驳之后，张渊无言以对，太武帝因而说：“吾意决矣。”此四字正说明星占对军事决策之影响力。
又如《北齐书》记载：王春“少好易占，明风角……高祖起于信都，引为馆客。……其后每从征讨，其言多中……”另外，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之术的许遵，亦被东魏权臣高欢引为馆客。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538），高欢在河阴遭遇西魏权臣宇文泰之部队，许遵即在随行之列（《北齐书·方伎传》）。
五代动荡之际，亦可在战场上发现术数家的踪迹，如后唐符存审部队中有通于望气之术者（《新五代史·符存审传》）；后晋石敬瑭未称帝前，部队中有善筮者马重绩
（《新五代史·马重绩传》）；后晋李守贞部队中，以精于天文推步之赵修己
为司户参军，守贞每出征，修己必从，军中占候多中（《宋史·赵修己传》）。
元成宗尚未即位之前，靳德进
常随之辅军北边，凡占预攻战取胜之日，无不验者（《元史·靳德进传》）。明太祖、成祖屡因天文之变，诏边严加戒备，以防外患。
明英宗土木堡事变中，王师未至大同，却已乏粮，诸臣请班师，王振不许，钦天监正彭德清遂以天象示警（《明史·曹鼐传》）。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抚宁侯朱永上奏，占候天文生朱广、杨昭，因于延绥之战有功，俱宜量升听用（《宪宗实录》）。乃至康熙皇帝北征，仍有善于风角之刘禄随行（《清史稿·艺术传》）。
除上举诸例外，我们另可透过三本代表不同时代的著名兵书，作为术数深入军事之证明，如先秦之《尉缭子》云：“今世将，考孤虚、占城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
唐朝之《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云：“后世庸将，泥于术数，具以多败。”
明朝之《草庐经略》云：“今日军中，动辄艳慕太乙、六壬、奇门遁甲、六丁六甲、神将太乙。”
是故，长久以来，术数与军事间早有极为密切之关系。在此一强烈的传统下，扮演重要咨询角色的术数家，对军事的确造成相当程度之影响，此当是探讨军事史者所应加以留意的。再者，星占得否影响军事决策或军事行动，原仅与君王或将领采信与否有关，但由于部分术数家伪造天象，或如晁崇利用星占以遂私图，致使星占对战争的影响更加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