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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崇应得知“制造”牛疫的阴谋，甚至参预其事，此乃相当严重的叛国行为，若为帝查悉，必然遭致身亡。王次多之死既未揭发其叛魏之心，晁崇何以甘冒性命之忧，伪造天象以阻止魏军进军蒲阪？本节将试从天文官与星占术间的关系加以剖析。
由于历代皇家皆视天文学与皇族命运有密切关系，自然不愿太多人识得此术，以免挟天自重，蛊惑世人，成为社会与政治动乱之源，故历代多有禁习天文之律，甚至不惜以死刑作为威胁的手段。如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即颁下“禁星气谶纬之学”之令（《晋书·武帝纪》），后赵石虎建武二年（336）下令“郡国不得私学星谶，敢有犯者诛”
，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517），重申天文之禁，犯者以大辟论（《魏书·肃宗纪》），隋唐以下对天文的禁制亦未曾稍歇。
天文术数既为官方所垄断，且关系最密切的天子多不谙此技，再加上浓厚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故天文官藉机玩弄术数的空间甚大。此一有利环境，致使晁崇认为谎奏天象被揭穿的可能性甚低，值得行险以救蒲阪。
晁崇伪造天象之举并非史上首见，如”荧惑守心”（火星留守在心宿，心宿即天蝎座α、σ、τ星）此一被视为对君王大凶的天象，历代文献共计有23次的记录，其中竟有17次不曾发生。
这17次无中生有的记录，其出现的原因当然不能均归咎于观测失误，绝大部分应是蓄意伪造！
更有以伪天象打击政敌者，如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宰相翟方进为了“荧惑守心”而被迫自杀。依据推算，此一天象乃是伪造，有可能出自其政敌的阴谋，由于皇帝极信星占，翟氏迫于现实，不得不自杀以“塞灾异”。
再者，隋炀帝大业（605—618）初年，军国多务，太史令袁充“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此后，炀帝每欲征讨，袁充皆“假托星象，奖成帝意”。袁充伪造天象的次数似乎颇为可观，而伪造之迹亦颇明显，无怪乎后世史家评曰：“变动星占，谬增晷影。厚诬天道，乱常侮众……”
再者，后赵石虎为防止天文官员玩弄天文星占，乃在后宫另置女太史，教宫人仰观星象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虚实。
宋朝亦有类似之措施，另置天文院，与司天监相互考校天象。天文院须在皇城未开之前将当夜的观象结果送抵禁中，待司天监之报告送达后，由有司进行比对。
由上观之，历史上玩弄天文术数者并不罕见，故其中当另有不少影响军事的个案值得加以探讨。此外，若天文官据实上奏，而君王将领亦对星占抱持信任的态度，则对军事行动亦可能产生不小的影响。下文将就这两方面作进一步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