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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研究中国天文史的学者，多从现代天文学的观点切入，关心的焦点往往在历法推步、天象记录以及观测技术等问题上；对于非理性的星占，虽然它是古代天文家最主要的职掌之一，却多因“不科学”而不予重视。然而，星占既能在中国社会流传数千年，实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事实上，纵使我们能重建过去的天文理论和技术，仍将不足以窥视中国传统天文的全貌。本文因此从“社会天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尝试探讨星占与军事之间的互动，一则希望能为军事史的研究开展先前极遭忽略的面向；另外，也希望能将科学史研究的关怀，带入传统史学的领域。
中国星占学的特色在于以战争胜负、水旱灾害、君臣安危等国家大事为主要预卜内容，其中又以军事占辞所占比重最大。以历史上较早且较完整的星占著作《史记·天官书》而言，在309则的占辞中，涉及军事者有124则，几乎占全部的40%。
举凡攸关出兵时机、战事吉凶之测算，甚至战争行动之方向，多可在其中找到参考。
此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一批与天文气象占验相关的帛书，其占文亦充满“客胜”“主败”“兵兴”“军疲”“城拔”“邦亡”等星占术的内容。
据研究，此墓墓主生前为军事将领，而这些陪葬物正可说明星占术在汉初的兴盛，且应已被时人运用于战场上。
星占与军事既早已存在密切关系，则星占对军事的影响，实有详加探讨的必要。由于这方面的史料相当零散且残缺，故我们只得透过少数个案研究进行切入，本文即以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与后秦在柴壁（在今山西侯马市北约30公里处）发生的战争为析究的主体。当北魏在柴壁初获大胜时，朝臣进言应乘胜发军蒲阪（位于黄河东岸，与柴壁的直线距离约150公里），但太史令晁崇却上奏出现“月晕左角”的天象（角宿左星旁发生月晕），并占曰：“角虫将死”，意指带角的动物将暴死，不利于进军。稍后，竟如晁崇所料，发生大疫，官车所驾的数百头牛只，同日皆死于路旁。根据晁崇上奏的日期（十月十三日）推算，月亮当时的实际位置在昴宿，距离角宿相当遥远（相隔约140度） [1] ，绝无发生月晕左角的可能，然牛只竟大疫，着实不可思议。其中极可能存有人为的因素，甚至令人怀疑是饲料或饮水遭人下毒所致。
针对此一个案，本文拟先解释月晕左角的星占意义，以探讨古代星占家对此天象的看法，并检示牛疫与月晕左角的关系；其次，将依序叙述并推测此事件之经过；接着从天文知识的流传，以了解天文官与星占术之间的关系；最后则从其他个案着手，以期能对本文主题“星占对战争的影响”，进行较全面的探讨。
[1] 现在的天文学家对天体的运行，已能够非常精确地掌握，本计算乃依据P.Bretagnon & J. L.Simon ， Planetary Programs and Tables from 4000 to + 2800（Richmond：Willmann-Bell，1986），此书的计算与较精确的DE 102模式（需使用大电脑操作）所得的结果十分相近，所计算坐标的不准度与过去的观测记录相较均不超过0.01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