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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述几次早期的“五星会聚”外，汉初以后以迄清末的史籍中亦留下了13次这类记载（见表二）
，但竟然均不在表一之列。经仔细分析后，发觉其中有8次（967年、1007年、1186年、1524年、1624年、1662年、1761年、1821年）因五星太接近太阳或分在太阳两侧，而根本无法同时以肉眼测见。其余5次虽可看见，但五星间的距离在最近时亦超过30°，甚至达到64°之遥。
表二 汉以后文献中所记载的“五星会聚”天象（不含“五星并见”）
中国传统星占学多将“五星会聚”的天象视作非常的祥瑞
，如《史记·天官书》中有云：
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亦即认为将有明主（即引文中所谓的“大人”）出世以上应天象。甚至有将其与圣贤的出现相关连，如明儒黄宗羲有云：“五星聚奎，濂、洛、关、闽出焉；五星聚室，阳明子之说昌；五星聚张，子刘子之道通。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其中的濂、洛、关、闽，乃指宋代理学的四大流派，分别为濂溪周敦颐（1017—1073）、洛阳程颢（1032—1085）和程颐（1033—1107）、关中张载（1020—1077）以及闽中朱熹（1130—1200），黄氏指称这些圣贤的出现应与宋太祖乾德五年（967）的五星聚奎相呼应。而阳明子是王守仁（1472—1529），亦上应明神宗嘉靖三年（1524）的五星聚室。至于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的五星聚张，则应于“子刘子”刘宗周（1578—1645），以天象为其师刘宗周继承道统张目。
在前述的氛围之下，天文官往往会将近似的天象穿凿附会成“五星会聚”。宋真宗景德四年即发生一有趣的事例，司天判监史序奏称当年自闰五月二十五日起，五星当近太阳，并称《甘氏星经》的占辞中有云：“五星近太阳而辄见者，如君臣，齐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见，即臣让明于君，此百千载未有也。”而他预测“今夜五星皆伏”，结果皇帝亲临禁台观测，“果达旦不见”，于是大赦天下，史序获加一官，群臣亦表贺。
再以雍正三年的“五星联珠”为例，正月戊辰，钦天监上奏：
本年二月初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以同明，五星联珠而共贯，宿躔营室之次，位当娵訾之宫，查亥、子、丑同属一方，二曜、五星联络晨见，亘古罕有，为此绘图呈览，请敕下史臣，永垂典册。
帝谕旨曰：“若以为德化所致，朕方临御二载，有何功德？遽能致此嘉祥，皆由我皇考六十余年，圣德神功，际天蟠地，为千古不世出之君……总由上天申眷皇考，朕与天下臣民同在福佑之中，当与天下臣民共庆之。”遂拒绝诸王和大臣所提“升殿受贺”之请，并称：“但念天瑞实因皇考而致，应遣官告祭景陵，以昭祥瑞之自。”
查该日水、金、火、木四星相距不逾3.5°，而土星却远在约40°之外，故此一天象或应称为“四星会聚”。但因四星会聚在星占学上代表凶兆，如《史记·天官书》有云，“四星合，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钦天监因此牵强地将此一天象曲解为五星连珠。又当时水、金、火、木四星均位于危宿，但天文官却称各星均聚于室宿（其位置紧接着危宿），此亦因危宿的星占意义不祥之故
，可是并没有人胆敢冒大不韪去揭发此事。
由于从汉高祖以后以迄清季，观测条件最佳的16次“五星会聚”（各星相距<30°）均未见于文献中，而有记载的13次当中，要不是根本无法同时以肉眼测见，就是五星间的距离超过30°，因知中国古代对这类天象的记载是非常不完备的。而对“五星会聚”的定义更是相当主观且宽松，导致清代的天文官竟然在两百年间（1662—1861）六次上奏此一“祥瑞”！
更有趣的是，汉代以后最壮观且最易测见的两次“五星会聚”（见表一），竟然均发生在女主当政之时。其中公元前185年的3月14日至4月5日之间，可用肉眼同时见到五星，彼此于3月24日相距最近，在7.0°之内，时逢西汉高皇后吕雉临朝称制。翌年，吕后杀少帝刘恭，改立刘弘。至于发生在公元710年的那次，于5月20日至6月28日之间可见，彼此于6月26日相距最近，在5.8°之内。当“五星会聚”现象无法视见的五天后，韦皇后弑唐中宗，并临朝摄政，同年李隆基起兵声讨，杀韦后。不知此一特殊天象对韦后弑夫之举是否有推波助澜之效？又不知李隆基是否认为自己才是上应天象？
此两次“五星会聚”，分别可见23天及40天，故应为时人所注意，但或因星占学上将“五星会聚”的出现视作有明主出现并为改朝换代的征兆，故吕后及韦后的当政均成了替代无德君主的行为。稍后的史官因对二后的评价十分恶劣，为避免在解释上的尴尬，有可能索性将这两次最壮观的“五星会聚”天象隐而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