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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的纪年自周共和（前841）之后已相当明确，故本节将讨论这段期间文献有载的较早两次“五星会聚”事件：“齐桓公将霸”以及“汉高祖入秦”，希望能对此类记载的真实性加以深入探析。
1.“齐桓将霸，五星聚箕”
班大为以为此则最早见于《宋书·天文志》的“五星会聚”天象发生在公元前722年11月中旬
。但据笔者推算，当时水、火、木、土四星是聚于尾、箕、斗，金星则位在牛宿。唯因受暮光的影响，当时仅金星与土星可于日落后不久同时测见。且此一系年似乎过早，因齐桓公小白是在公元前685年始继王位的。
查齐桓公称霸始于公元前679年会诸侯于鄄之后，故经回推此年之前50年间的天象，发现仅公元前702年9月13日至10月12日以及前681年3月6日至3月12日两段期间，五星彼此的距离小于40°且可同时测见。其中公元前681年的一次，年代与“齐桓公将霸”的叙述较符合，但当时各星的位置却在奎宿与昴宿之间 [1] ，与所称的“聚于箕”，赤经相差几达10h。至于公元前702年的“五星会聚”，其位置则在张、轸之间，亦与箕宿相隔颇远。
由于文献记载与实际天象无法相合，故“齐桓公将霸诸侯，五星聚于箕”一事，显然非流传下来的观测记录。又因《春秋》与《史记》中均未提及此事，故这一叙述很可能是在司马迁（前145—前86）之后始被附会出来的。
张培瑜先生亦尝论及此事 [2] ，他认为公元前661年1月11日前后的五星会聚，最符合“齐桓将霸，五星聚箕”的叙述，并称：“史载所录，非此莫属”，唯因该天象“距齐始霸已十有八年”，故张氏解释称：“历史上‘五星聚宿’天象的记载确有所据。但与时变、瑞应联系，后人附会，在时间上或可能有所提前或推迟。”经回推公元前661年1月的天象，五星最接近时彼此在17°之内，乃聚于斗、牛之间，而非箕宿，且土星和木星在前后三四个月间均不曾入箕宿，故我们实在无从指称此一天象确曾发生过。
2.“汉高祖元年入秦，五星聚于东井”
在班固（32—92）等所撰的《汉书》中有云：“元年冬十月（前207年11月14日至12月13日）
，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
经回推当时的天象，发现在高祖元年冬十月，五星根本不聚在一块。而在高祖二年四五月间（前205年5月11日至6月15日），则确曾发生一次颇接近该叙述的天象：5月15日左右，五星全在井宿，相距约31°
；5月29日，五星中除金星在参宿外，余均聚在井宿内一不逾7°的区域。
《宋书·符瑞志上》亦记此事曰：
高帝为沛公，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岁星先至，而四星从之。占曰：“以义取天下。”
且附会称孔子曾有预言曰：“天下已有主也，为赤刘，陈、项为辅，五星入井从岁星。”
然查当时的星象，发现土星是在公元前206年1月13日左右首先进入井宿，水星接着于5月24日左右入井，木星（即岁星）则要到6月4日左右才进入，亦即当时是由土星先至井宿，而并非“岁星先至，而四星从之”！
早在三国魏时，高允（390—487）就已经指出《汉书》中的记载有误。他以丰富的天文知识正确地推论：十月时太阳应在尾、箕，而金星与水星因必出现于太阳附近，故不可能与其他行星同聚于与尾、箕相隔甚远的井宿。故高氏以为此一系年的错误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但时人崔浩则声称，据其所推五星是在十月之前三个月聚于东井。
宋人苏轼尝质疑崔浩之说不足信，称：“以余度之，十月为正，盖十月乃今之八月尔，八月而得七月节，则日犹在翼、轸间，则金、水聚于井，亦不甚远。”
唯苏轼并无回推的天文知识，不知当年并无“五星会聚”的天象发生，且他亦不知汉初的十月并不相当于宋代历法的八月，当时的正月亦同样建寅，只不过是以建亥的十月为岁首而已。
在《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亦尝叙及此一特殊天象，但仅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
，并未如班固等硬将其附会至高祖入咸阳之时。
[1] 下文中有关各次“五星聚宿”天象的具体行星位置和光度数据，均请参见笔者原在 Early China 发表之文。
[2] 参见张培瑜《五星合聚与历史记载》，《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第91、103—107页。此文中有一些论述与拙文重叠，张氏与笔者同时参加先前 Early China 所举办之涉及上古史年代断定的论坛，但张氏并未在其文中提及该论坛或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