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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共和以前的“五星会聚”天象

根据文献的记载,在周代建立之前曾发生不少次“五星会聚”的事件。此节中,笔者将就其中部分天象详加析论,希望能帮助判别这些叙述是否为真实的观测记录。

1.“颛顼时,五星聚于营室”

此则天象曾于19世纪后期为John Williams介绍至西方天文界,并推测此事发生于公元前2449年2月29日。 [1] Williams并未指出其所引用中文资料的来源,但此一传说中的天象,在清代应为人所熟知。如在雍正三年(1725),因钦天监疏言发生五星连珠的祥瑞,雍正帝在下给大学士等的谕旨中,即提及历史上有“高阳时五星会于营室,汉帝时五星聚于东井,宋祖时五星聚于奎”等三次类似事件。 此处“高阳”即指的是颛顼。又《晋书·律历志》亦引董巴曰:“颛顼以今之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庙,营室也……”

此则“五星会聚”的叙述最早应出自汉刘向(前77—前6)的《洪范传》:“历记始于颛顼上元太始阏蒙摄提格之岁,毕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营室五度。”此书久佚,但《新唐书·历志》在讨论颛顼历时,曾摘引了上段文字。 经回推公元前2449年2月29日的天象,发觉当时水、火、木、土四星聚在娄、胃、昴三宿,但金星相隔甚远,且不可能与其他四星同时看见。又在过去六千年间,亦不曾出现七曜均聚在5°之内的情形,更遑论各星都恰位于入营室五度之处。

由于中国古代历家一直强调要找到一“朔旦、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完美上元,如此即可用代数的方法推得所欲计算日期的节气、干支以及日月五星位置等资料。故此处“七曜俱在营室五度”句,应非实际的观测记录,而是古历家由日月以及各行星已知的运行周期回推得的。况且营室的名称,在颛顼时是否即已存在,亦为一大问题。

倪德卫与彭瓞钧认为此一“五星会聚”发生于公元前1953年。 [2] 经笔者推算后发现从2月16日至3月14日,五星均可同时看见;在2月26日时,各星更聚在室宿之内,相距不逾4.3°。此虽为近6000年来五星距离最接近的一次,但月亮却在60°之外,太阳则在另一侧的26°之外,并不符合《洪范传》中“七曜俱在营室五度”的描述,且年月之干支亦均不合!

2.“夏桀时,五星错行”

今本《竹书纪年》中有云:“桀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 班大为将其中的“五星错行”释作太阳与五星位置的相对次序不断改变,并推断此一天象发生于公元前1576年11至12月。在这段期间,五星最近时彼此相距在26°之内,唯因太阳恰位于各行星之间,所以五星无法同时看见。

史书中未见“五星错行”的具体定义,但即使班大为的解释正确,其所推得的年代,亦不能完全确定,如公元前1537年3月即有一次类似的天象发生。且笔者并不同意班大为对“错行”的解释,疑此很可能指的是五星的运行与推算不合,因《晋书·天文志》中有云:

凡五星见伏、留行、逆顺、迟速应历度者,为得其行,政合于常;违历错度,而失路盈缩者,为乱行。乱行则为天矢彗孛,而有亡国革政,兵饥丧乱之祸云。

故“错行”或即上文中所称因“违历错度”所造成的“乱行”,且前引文中以为“乱行”将导致天矢(即流星)、彗、孛,而有亡国革政的征兆,亦与《竹书纪年》中紧接在五星错行之后所述的“星陨如雨”以及商汤灭桀的传说暗合。席泽宗先生质疑夏桀时不可能就会推算五星位置。 笔者则认为当时人已从长期的观测中尝试去掌握五星的运行规律,只不过是其推步的准确度欠佳而已。

查现存的天象记录中,“五星错行”虽仅此一见,但记载同一现象的“五纬错行”至少有两则,如曹丕篡汉称帝时尝颁诏曰:

汉历世二十有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穷,三纲不立,五纬错行,灵祥并见。推术数者,虑之古道,咸以为天之历数,运终兹世……今朕承帝王之绪,其以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议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

即是拿“五纬错行”作为有必要易代改历(“议改正朔”)的理由。

而曹丕驾崩后,其弟曹植在所撰的祭文中有云:

惟黄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呜呼哀哉!于时天震地骇,崩山陨霜,阳精薄景,五纬错行,百姓呼嗟,万国悲伤,若丧考妣……

则以“五纬错行”作为帝崩的事应,形容天地星辰均因此发生变异或不循常轨。经回推当日的天象后,发现“错行”既不符合班大为的解释,也无“五星会聚”的情形发生。

再者,从元代天文大家郭守敬尝撰《五星错行考》五十卷一事 ,亦可推知“五星错行”应非十分罕见,否则,何以需要如此大之篇幅?该书很可能是搜集先前五星运行与推算大不合的记录,再拿来考订授时历的准确度。此外,正史中亦有“日月错行”或“三光错行”等用词 ,由于日月位置的相对次序不可能交错改变,故均应指的是日、月、星(五星)“三光”的运行与预推出现显著误差。

综前所述,“五星错行”应非是一种特殊天象,而只是用来描述各行星的运行与预推出入颇大,故罕见于《天文志》中以描述真实天象为主的记录。也就是说,我们将无从根据《竹书纪年》中的这一则记载回推得年代。

3.“商纣时,五星聚于房”

文献中有关此天象的记载甚多,如《春秋元命苞》称:“商纣之时,五星聚于房。” 西晋皇甫谧(215—282)的《帝王世纪》曰:“文王在丰,九州诸侯咸至,五星聚于房。” 桓谭(?—前56)《新论》中称文王所作的《凤凰之歌》有云:“……五神连精合谋房兮” ,《宋书·符瑞志上》亦曰:“文王梦日月着其身……孟春六旬,五纬聚房。”今本《竹书纪年》中虽称:“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 唯据王国维的看法,此本多袭自它书并擅加入年月。以上这些记载,虽文字稍有不同,但均以纣王之时曾出现“五星聚于房”的天象。

班大为以为此一天象发生于公元前1059年,并用作推断武王伐纣年代的重要论据。据笔者回推当时的天象,发现在该年的4月24日至6月7日间,五星均可在日落后不久,同时见于地平之上;至5月28日时彼此甚至接近至不逾6.5°,当时各星均在井、鬼附近。此与前引各文献中所称的“五星聚于房”,赤经相差达8 h!

但班大为在以此叙述推定周灭商的年代时,却对文献中的位置记载与实际天象间的严重矛盾轻描淡写。且班大为亦推得五星聚在一块的日期,与《宋书》中所称的“孟春六旬”不合,这些均显示此一叙述并非源自实际的观测记录。班大为在无任何证据支持之下,辩称此事本身应为真实的天象记录,唯其中的位置与日期均为后人错误推算后所添加的。此一说法,实在相当牵强。

但此次“五星聚于房”是否可能为其他相近年代的观测记录?据笔者推算,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仅公元前1198年及公元前1019年两次“五星会聚”时,金星与火星曾位于房宿,但当时其他各星则否,又公元前1198年亦较各家从文献或考古资料所推得的纣王在位时间 ,提早相当多。

除了班大为藉“五星聚于房”推求武王伐纣之年外,亦有学者利用其他天象记载尝试断定此一年代。如张钰哲与赵光贤认为《淮南子·兵略训》中所称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即著名的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并从哈雷彗星的轨道元素回推得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57年。 然而此一假设的可信度亦不甚高,因《淮南子》中并未提及此一彗星的位置、光度或尾长等资料,而在中、日、韩古文献中平均每三至四年即记录一颗肉眼可见的彗星 [3] ,故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那颗,并无任何强烈的理由必为哈雷

4.“禹时星累累若贯珠”

北宋《太平御览》引《孝经钩命决》曰:“禹时星累累若贯珠,炳焕如连璧,帝命验曰:‘有人雄起,戴玉英,履赤矛。’” 彭瓞钧认为此一“五星会聚”的天象发生于公元前1953年(见前文)。

但即使《孝经钩命决》中所载确为实际观测记录(笔者相当怀疑),此一系年仍不十分确定,因叙述中所称的“累累若贯珠”,并不一定需要各星相距甚近。事实上,史书中有记载的几次“五星连珠”,各星间的距离即有远达40°者(见后文),而类此的“五星会聚”天象,其发生的频率并不低。

班大为先前曾对《墨子·非攻下》中有关三代的叙述,做了一连串非常富有想象力的解释。《墨子》此篇中有云:“逮至乎夏王桀,天有镳命……乃命汤于镳宫。……逮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 因班大为深信公元前1576年及1059年的“五星会聚”恰发生于夏桀及商纣之时(前文中已就此提出严重质疑),故在原文并无具体叙述的情形下,认为此文中叙及了两次“五星会聚”的天象,而“镳宫”与“赤鸟”则分别代表当时五星所在的天空位置。基于同一理念,他更进而认定同篇中“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句,亦记载着另一次五星聚于“玄宫”的事件。他以为“玄宫”即室宿的别称,并推断此事应发生于公元前1953年。班大为此一系列的论点似乎相当主观而且牵强。同样,《尚书考灵曜》中所称天地开辟时,七曜均位于牵牛初,且“日月若悬璧,五星若编珠”一事 ,亦明显为后人回推附会的结果。

由于文献中所提及的发生于上古时(如齐桓公、商纣、夏禹以及颛顼)的“五星会聚”事件,多无法与实际天象完全相合,且各记载的来源往往可追溯至汉代中叶盛行的纬书,而此类书的主要内容是以儒家经义附会人事的吉凶祸福,并预言治乱兴废,故撰写之人很可能为了要增强此一思想的说服力,遂刻意将特殊的历史事件(或传说)附会以“五星会聚”的吉兆。亦即这些记载大部分应为后人所伪托,或是以历算回推的结果。而因汉代所掌握的行星会合周期尚欠精密,以致回推上古时期的“五星会聚”天象时,年月日的误差就颇大,而会聚的位置也可能会错算几个星宿。


[1] J.Williams: Observation of Comets from B.C. 611 to A.D. 1640: Extracted from the Chinese Annals ,London:Strangeways and Walden,1871.

[2] 参见 Early China 15(1990)pp.183—184。

[3] Ho Peng Yoke:Ancient and Mediaeval Observations of Comets and Novae in Chinese Sources, Vistas in Astronomy ,Vol.5(1962)pp.127—225. ygnZMr6fJ4Ga0hvzDrhgy9wD8oQbqvY3ZnCYP1LQsMeFEH62p3E2KXFIAKkFi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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