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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前所论，知历来荧惑守心的记载多属虚构。宋景公故事或即此一天文史上大骗局的始作俑者，据《吕氏春秋·制乐》的记述称：
（景公）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祸当于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乎？宁独死。”子韦曰：“可移于岁。”曰：“岁害则民饥，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已，子无复言矣。”
因景公宁愿以己身认命，而不愿听从子韦的建议以宰相、百姓或岁收来当灾，子韦因景公出此三“至德之言”，故以上天必有三赏，亦即将使荧惑徙三舍，且更推断此将令景公延寿二十一年。子韦为强调自己的预推正确，甚至跟景公保证曰：“荧惑不徙，臣请死。”结果据报当夜荧惑“果徙三舍”。
若由现代的天文知识判断，荧惑并不可能在当天即从守心变成移离“三舍”
，且当年火星亦不曾行经心宿。又景公卒于四十八年
，亦未能如子韦所说的延二十一年寿命，故此一故事有甚多部分背离事实。此事最早见于《吕氏春秋》，而不见于记同时事的《左传》，因知是吕不韦（？—前235）时或在此之前所伪造出的。
由于宋景公的故事将民胞物与的精神与天人相应的思想精致地结合在一起，故成为后世对待天变的重要范例，其影响相当深远。不仅历代文献中屡见臣子在奏疏中称引此事以上谏
，金、元之际著名的道士邱处机亦尝仿此事在不同时空下制造了另一翻版
。
历史上头一位对宋景公故事发生质疑的学者或为东汉王充（27—？）。在其《论衡·变虚篇》中，反复驳斥了子韦对荧惑守心的说法，辩称若景公能藉“三善言”延寿二十一岁，则“尧、舜宜获千岁，桀、纣宜为殇子”，但今尧、舜、桀、纣的寿命却均近百岁。又王充亦批评子韦所称景公有三善言以致荧惑徙三舍之说，因若此说为真，则如景公当时出十善言，荧惑岂不徙十舍；如再出三恶言，岂不食心；又如无善言亦无恶言，岂不停留不动。王充以为不论景公的反应为何，荧惑均将自去，而子韦有可能已预知荧惑的行度，故善加利用。王充并不知此一天象实际上不曾发生，又他虽严辞批判子韦的说法，但仍未摒弃天人感应说，如他依旧相信“政善则嘉瑞臻，福祥至……恶政发，则妖异见”
。
传统对星占事应的看法，至明末以后始较受质疑，如宋应星（1587—？）在《谈天》一书中，即尝严论事应的无稽，曰：
儒者言事应，以日食为天变之大者，臣子儆君，无已之爱也。试以事应言之：主弱臣强，日宜食矣。乃汉景帝乙酉至庚子，君德清明，臣庶用命，十六年中，日为之九食。王莽居摄乙丑至新凤乙酉，强臣窃国，莫甚此时，而二十一年之中，日仅两食，事应果何如也？女主乘权，嗣君幽闭，日宜食矣。乃贞观丁亥至庚寅，乾纲独断，坤德顺从，四载之中，日为之五食，永徽庚戌迄乾封己巳，牝鸡之晨，无以加矣，而二十年中，日亦两食，事应又何如也？
他以日食为例，说明在星占学上应屡现蚀象的时代，实际却少见，反而在不应出现之时却屡见。明末清初的熊伯龙亦尝著书批判和辩证“星变不与人相应”等说。
清汤斌修《明史·天文志二》时有段按语，称：
纬星出入黄道之内外，凡恒星之近黄道者，皆其必由之道，凌犯皆由于此。而行迟则凌犯少，行速则多，数可预定，非如彗、孛、飞、流之无常。然则天象之示炯戒者，应在彼而不在此。历代史志凌犯多系以事应，非附会即偶中尔。兹取纬星之掩、犯恒星者次列之，比事以观，其有验者，十无一二，后之人可以观矣。
更明白指称行星掩犯恒星乃为大自然可预推的规律，并谓此类天象的占辞曾应验者，“十无一二”，且若非附会即为偶中。唯时人尚未能尽斥星占之学，认为上天仍将透过彗、孛、飞、流等不规则的天象以预示炯戒。
至于深受西学洗礼的康熙帝则尝曰：“天气垂戒，理则有之。（荧惑）若果退舍，后来推算者，以何积算？”直指荧惑退舍之说为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