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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天文是科技史研究领域中性质较特殊的学科，此因其内容在天人感应思想的笼罩下，与星占、术数紧密相结合，而带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及非科学色彩。由于官方对天文的重视，我国历代累积了非常丰富的天象记录。其中部分观测资料因仍有助于现代的天文研究，故先前有不少学者将这些记录加以细致地整理、分析，并做出卓越贡献。 [1] 但对于古代天文中最主要的星占特质，则较少为人涉及。
笔者曾详细分析我国古史中的“五星聚舍”记载，发现由于星占学上将此类天象视作有明主出现，并为改朝换代的大吉之兆，故屡见天文家或史家为印证天命而附会或虚构出此类祥瑞。相反，汉吕后及唐韦后时所曾出现的五星聚舍，却因后世对此二女主的政治评价与星占学上的诠释相矛盾，致遭隐而不言。
因知古人尝未能忠实地记录天象；尤有甚者，史书中且不乏因政治目的而伪造天象的事例。
本文将以被视为大凶的“荧惑守心”为个案，尝试深入探讨中国古天文的星占特质。文中将先叙及“荧惑守心”在星占上的重大意义，次析论文献中各次“荧惑守心”的记载及其可信度，最后则试探古代星占书中有关“荧惑守心”占辞的演变过程。
[1] Ho Peng Yoke：Ancient and Mediaeval Observations of Comets and Novae in Chinese Sources， Vistas in Astronmy ，Vol.5（1962），pp.127—225；席泽宗、薄树人：《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天文学报》1965年第13卷第1期，第1—21页；F.Richard Stephenson and David H.Clark： Applications of Early Astronomical Record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云南天文台古代黑子整理小组：《我国历代太阳黑子记录的整理和活动周期的探讨》，《天文学报》1976年第17卷第2期，第217—227页；戴念祖、陈美东：《中、朝、日历史上的北极光年表》，《科技史文集（六）》，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第87—146页；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