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出版社于2000年首版《西藏视点丛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为适应读者群特别是藏学爱好者和工作者的需要,现在又对这套丛书进行再版。
丛书中的《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是西藏刚和平解放时就进藏工作的牙含章先生的力作,以元朝西藏正式纳入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以来的历史为经,以达赖、班禅两个世系历代活佛的主要活动为纬,织成了一幅西藏六百多年历史的画卷。这两本书作为早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西藏历史和社会,研究达赖、班禅世系发展的学术专著,曾对几代藏学研究者和涉藏实际工作者产生启蒙的作用,至今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蔡志纯与黄颢合著的《活佛转世》比较系统、扼要地介绍了活佛转世的由来及转世全过程、新转世活佛的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央政府对转世活佛寻访认定的管理和对大活佛的册封,等等。活佛及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的一种特有现象,对西藏的政治及社会生活曾具有关键性影响,至今这种影响力仍不可忽视。无论是从西藏的发展与稳定工作角度看,还是从藏学研究的角度看,活佛转世问题都是一个必须重视、必须搞懂的问题。赵志忠的《清王朝与西藏》将满学与藏学相结合,详细论述了清朝对西藏长达二百多年的有效治理,记述了清朝的西藏政策、这一时期西藏的重大事件以及达赖、班禅进京觐见皇帝等重大历史活动,不仅以丰富的史实说明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也为今天涉藏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这四本书分别出自不同时期我国学者之手,各有特点,自成体系,同时又互相映衬,可以视为研究西藏的历史,研究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研究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基础性读物。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藏学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高度重视藏学研究工作,促使藏学研究更加生机勃勃、繁荣兴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社科院等一大批综合性专业研究机构、出版机构以及群众性的学术团体相继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壮大,全国藏学科研人员逐年增长到3000多名,研究领域扩大,研究成果丰硕,基本形成了系统的学科框架,国际学术交流也日趋活跃。这些不仅使藏学在短短二十多年间成为我国学术界一门“显学”,也为藏学今后更大的发展打下了雄厚基础。
当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加强藏学研究与出版,对于人们从历史和文化的更深层面上理解国家对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对于促进西藏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对于保护和发展西藏文化,对于世界上更多的人正确认识西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藏学工作者如同他们的研究对象——西藏一样,都面临着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好机遇。
现代意义的藏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政治属性。早在17、18世纪,外国殖民势力觊觎西藏,从不同方向派遣人员进藏刺探情报,其中一些人也就开始研究西藏,以“藏学家”自居。为殖民主义服务是出不了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成果的,直到今天,国际上还有一些势力或挖空心思地歪曲历史,炮制所谓“西藏独立”的依据,或在民族、宗教、人权等领域以学术为幌子,攻击我们国家的西藏政策。这就使我国藏学研究领域不能不成为学术领域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分裂的前沿,我国藏学工作者不能不直接面对维护民族利益的责任。多年来,我国的藏学工作者倾注大量心血,拿出了一大批兼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极高的理论学术水平的成果,使国际藏学研究领域一扫阴霾,透出些许生气。但是战斗未有穷期,我们还要在已有基础上,深入研究,还西藏历史和文化的本来面目,有针对性地批驳各种谬论,自觉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服务。这是西藏反分裂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的藏学工作者光荣的历史使命。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做出了促进西藏从加快发展走向跨越式发展、从基本稳定走向长治久安,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决策。实现这一决策,需要藏学研究从各个领域予以理论和学术上的支持,同时也就为藏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任务。藏学工作者要始终把握时代的发展脉络,把自己的研究最大限度地同西藏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结合起来,提高为藏区经济社会发展、满足群众精神生活需求服务的能力。只有这样,藏学研究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才能找到广阔的舞台。
藏学是一门富有民族(藏族)和地域(藏区)特色的学科,领域广阔,门类众多。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学科发展自身规律,藏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囿于狭小领域。时代到了今天,我们不能再接着画地为牢,不自觉地限制了自己的视野。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贴近社会的发展变化,关注藏族群众现实的生产生活,从更广阔的角度研究西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研究西藏的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吸收、运用国内外新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推进藏学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中国是藏学的故乡,有着取之不尽的藏学资源,新时代的新生活又为藏学提供了新的源头活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藏学研究的领导和协调,统筹研究项目,整合各方力量,形成整体优势,使藏学在其故乡不断焕发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