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城市化进程和统一战线工作”研讨会今天在上海召开了。我就课题的选择和有关问题谈几点看法。因为这个课题比较新，总体上还处于研究的初步阶段，所以我的发言只能反映我和有关同志的一些看法，与大家共同研讨、交流。
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过程，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经济社会结构变动。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高潮，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是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领域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产物。此后，世界多数国家或早或迟，或快或慢进入到这个过程之中。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进一步推动下，城市化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发展，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对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社科界许多学者对我国城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从我们查阅到的文献资料看，从经济发展角度研究得比较多，从社会、政治角度研究得比较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许多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且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探讨。今年，中央统战部把“城市化进程和统一战线工作”作为重点课题，组织14个省、22个市党委统战部共同进行研究。中央统战部课题组于4月份分两路赴江苏、浙江和四川、重庆4省市进行了实地调研。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我们组织召开这次专题研讨会，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加深我们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规律性的认识，并据此改进和加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
回顾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进程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着显著区别。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工业革命的直接产物，而工业革命主要是由本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推动的。我国明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和发展，本来是可以自然导致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的，但这一进程在鸦片战争后被打断了。我国的近代工业和近代城镇的开端，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由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造成，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经历了一个极为曲折复杂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至今我国的城市化大体经历了三个较快发展时期，各自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都给予中国的政治发展以极大的影响。第一个发展时期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长期闭锁的国门，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着开埠通商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入，一批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工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城市出现，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北沿海、东西沿江的两条贸易城市带，以及东北等城镇密集地区。伴随着中国近代第一个城市化高潮，中国社会除原有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之外，诞生了“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工业无产阶级，它需要争取的政治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它的政治对立面、帝国主义的附庸——官僚资产阶级。第二个发展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原有城市的功能进行了改造，同时，为了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又有计划地增设了一些城镇。到1952年底，我国大陆设市城市发展到160多个，比1949年年底增加了17.6%，城市人口增加到7163万，比1949年增加了24.2%，占总人口的12.5%。1952年党中央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在搞好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和694个限额以上项目建设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一批城市工业基地。这次城市化发展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强大行政力量推动下开展和完成的，后来又经过多次反复，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反思的教训。在这次城市化高潮中，我国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复存在。也是在这次城市化高潮中，我国逐步形成行政主导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的影响一直延及现在。第三个发展时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城市化呈现出空前的发展势头。我国城市数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93个增长到2000年的663个，城市化率也由14%迅速上升到2000年的36.1%，年均上升0.83个百分点。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导向，也是发展最为迅速、最为稳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化高潮中，城乡二元结构逐步被打破，城乡发展的互动作用明显增强，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工人阶级队伍人数空前增加，产生了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讲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
今天，城市化所给予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我们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不能不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视角进行研究。
1.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需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是党和国家在21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也是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内容。城市化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也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的质量和竞争力迅速提高，吸引力和辐射力都明显增强，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仅从城市化率来看，1998年，美国城市化水平为77%，日本为79%，德国为87%，我国只有30.4%。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已经明显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首次明确把城市发展战略列入国家的五年计划，并列为我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五大战略重点之一，要求“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可以说，城市化已经成为21世纪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关键因素之一，没有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和健康发展，就没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迅速实现。统一战线要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贡献，就必须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城市化问题，准确把握中国城市化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选准介入和推动这一进程的角度。这是统战工作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重要任务，也是统一战线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
2.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统战工作，是抓住城市这个战略重点，全面带动、推进统战工作的需要。列宁曾经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城市的这种“动力”作用，同样体现于统一战线工作。尽管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同盟军农民是在农村，中国革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获成功的，但同我们党两次合作的国民党主要在城市，我们党需要加以争取和团结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在城市，我们党广泛联系的社会各界代表人士也大多在城市，所以城市一直是党的统战工作的重点。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统战部就叫城市工作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统一战线的工作更是主要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为舞台而开展的。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对周边辐射和影响能力与日俱增。统一战线各方面代表人物也越来越多地向城市集聚，又通过城市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要切实抓住城市这个战略重点，全面带动和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就必须关注和研究城市化问题，准确把握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发展模式及其对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的影响，探讨在城市化进程中做好统战工作的新路子。
3.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立足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的需要。我们所说的理论创新历来是以社会实践新的发展为前提的。城市化是以经济发展为起点进而影响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刻革命，它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既有物质方面的变化，如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各种生产要素在城市集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不断提高等；也有精神方面的变化，如城市文化和价值观念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并在农村扩散和推广等。围绕城市化发生的新的社会实践和深刻的社会变化，使统一战线面临着内涵更加丰富、关系更加复杂、变化更加迅速的社会大环境，也使统一战线内部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并因此而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回答的重大理论政策问题。加大对城市化进程中统战工作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力度，必将在推动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深入开展的同时，有力地促进统一战线的理论创新。
城市化所带来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对统一战线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我们的调查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统一战线内部构成发生变化。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属于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一些阶层人数越来越多，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迅速扩大。我国私营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农村和乡镇起步的，而近年来，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从农村向城市集聚，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集聚，城市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增加，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增多。仅2001年，就有100余家实力雄厚的私营企业把总部迁入杭州，从温州地区到杭州创业的企业近两年超过300家。非公有制经济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发展势头也很迅猛。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属于高新技术私营企业有679家，占总数的70.1%。二是城市中自由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人数迅速增多。他们分布在信息、咨询、仲裁、监理、信托、业务代理等新兴的知识密集型行业，群体意识和参政意识都在增强，是城市社会最具活力的群体之一。三是台湾同胞到大陆投资办企业方兴未艾。近年来台商投资有由珠江三角洲与福建沿海广大地区向上海、苏州、昆山等城市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扩展的趋势。截至2002年6月，上海已累计批准设立台资项目4394项，合同资金68.27亿美元。苏州市有台资企业2700家，成为台商在大陆投资新的热点地区之一。这些城市都出现台商投资规模大型化、投资区域密集化的特点。随之而来的是台商、台胞人数迅速增长。2001年常驻大陆台商达100万人。目前常住上海一年以上的台胞超过1.5万人，经常往来于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台胞超过30万人。四是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形成趋势。从1978年至2000年的22年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近38万人，同期回国创业的超过14万人，一个明显迹象是越到近期回国的人越多。留学回国人员基本上都选择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作为创业基地，到2000年底，由他们创立的企业达5000多家。此外，一个全国性现象是，作为统一战线基础——工农联盟中一方的农民，以农民工的身份大规模进城。在一些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城市暂住人口已与城市户籍人口规模相当。成都市有户籍的市区人口200余万，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外地农民工达180万。浙江义乌市区户籍人口29万，暂住人口却有33万。江苏昆山总人口59万，其中相对固定的外来人口就有20万以上。随着经济所有制形式继续向多元化发展，以及城市原有社会管理方式的改变和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等，城市社会原有和新产生的阶层正在发生更加细密的分化和重组，包括出现一些边缘阶层和模糊身份者。这些，都将使更多的人进入统战工作领域，统一战线的成员构成将更加广泛、多样。
2.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社会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公开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统一战线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责任更为重大。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城市居民与城市流动人口之间，城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以及各种利益群体与党政部门之间的关系都不可能再等同于过去，新的矛盾不断产生。比如，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大和行政区划的调整，一些城郊农民的土地被用作城市建设用地，因土地征用补偿引发的矛盾增加，这些农民成为市民后，虽然社会身份、居住地点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寻找新的城市就业岗位困难很多，他们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往往不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要求，很容易变成城市社会所谓“弱势群体”的组成部分。城市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经常发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变化，使下岗成为经常、普遍的现象，一些统战工作对象如少数民族群众、台属、侨眷、原工商业者，乃至一部分党外知识分子下岗失业、生活困难者增多。外来投资、创业的各方面人士在某些方面不能享受城市原居民同等待遇，亲属、子女的落户、读书、就业等问题得不到及时、妥善解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一些要求经常与原有管理体制发生矛盾，如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受到市场准入限制，不能获得资质证；外地私营企业希望成立自己的商会，难以取得合法地位。私营企业主与雇工、与党政有关部门之间的矛盾，也经常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3.民族、宗教问题更趋敏感。城市人口的多民族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化的必然现象。随着东西部交流的增加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从西部来到东部、从偏僻乡村来到繁华都市求温饱、求发展，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散居现象更加普遍。据统计，北京每天100多万流动人口中至少十分之一以上是少数民族人口。2000年北京城市少数民族人口达58.6万人，与1990年相比增加17.2万人，增长率为41.4%，高出全市人口增长率16个百分点。深圳1982年建市初期有少数民族成分12个，人口仅372人，到2000年少数民族成分达54个，人口达22.46万人。广州白云区10年来少数民族成分增加17个，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增长30%，流动人口增长120多倍。这种状况有利于少数民族群众开阔眼界，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也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群众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城市中因民族宗教因素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明显增加，而这种矛盾和纠纷比在农村发生更具社会影响力和扩散力。如我国西北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在东部城市里开拉面馆，许多人无照经营，与城市管理和工商部门经常发生摩擦。以往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很少考虑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清真饮食点和宗教活动场所的总量和布局满足不了日益增多的宗教信徒的需要，因为宗教活动场所过少，信教群众有的在家里过宗教生活，有的擅自设立临时聚会点，有的租用公用场地过宗教生活，加大了政府管理工作的难度。南京市原有3个基督教堂，能容纳3000人做礼拜，但全市现有基督徒3万人，做礼拜时人满为患。浙江义乌有新疆少数民族1000人，此外还有以色列、巴基斯坦、韩国等外籍人口3000人，一些伊斯兰教信徒一天要做5次礼拜，现有清真寺满足不了信教群众过正常宗教生活的需求。这些都使统一战线在城市民族、宗教工作方面任务加重。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城市投资、旅游和上学，国外宗教组织和新兴宗教的渗透也有加剧倾向。
4.民主政治建设任务加重。社会政治生活更为开放和民主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重要标志。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日益成为保证社会各阶层、各利益团体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实现各种利益多元共存和协调发展，使城市公共利益得到最大程度实现的内在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明显感觉到，城市社会各阶层和利益群体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党外知识分子、港澳企业家等越来越希望畅通与党政有关部门的沟通渠道，借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进行政治安排，希望当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目前沟通的渠道和途径相对较少，安排的原则、规模、比例等也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和调整。同时，社会各界要求围绕城市生活中关系公众利益的重大问题如城市化道路选择、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产业布局、城市基础设施安排以及环境与文物保护等进行广泛、充分协商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目前许多城市对这种合理要求重视不够，实际组织工作做得不充分，往往是少数领导者就决定了城市化中的重大问题，以致影响决策的科学水平，一些城市的建设规划一改再改甚至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就是例子。可以预计，城市化进程将有力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统一战线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使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并实现有效的政治引导，任务更为突出。
5.依靠行政级别规范城市功能的办法显得滞后。我国城市化既是政策推动的结果，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成熟，市场选择的作用就会越大。在政策推动和市场选择的双重作用下，东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已初步形成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和乡镇六级比较完善的城市体系。地级市、县级市连肩接踵，小城镇更是星罗棋布。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批不在计划之中、但由于适应了市场经济要求而快速发展的中小城市迅速崛起。这些城市行政级别不高，但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已接近或超过一些行政级别高的城市，这使我们严格按照行政级别开展城市统战工作的传统思路和模式遇到了新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有：这些新兴城镇聚积了大量高素质的各方面党外人士，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已很可观，但这些地方统战部门只能按照原有的较低的行政级别设置机构和配备人员，工作力量严重不足；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有的地方农村开始走上城市化的道路，越来越多的党外人士把事业转向这些新兴的半城半乡地区，但这些地区的统战工作一般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东部一些经济发达的县市经济总量已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的同级县市乃至一些省会城市，越来越多的民主党派成员流动到县级市甚至中心镇求发展，要求建立民主党派县级委员会的呼声很高，与现行政策发生矛盾。
6.统战工作社会化趋势更加明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是城市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细胞”，是国家对城市社会进行管理的主要组织手段和基本环节，统战工作也主要依靠单位来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使单位办社会的功能降低，人们对单位的依赖性与归属感受到冲击，人才流动成为普遍的、经常的现象，不固定隶属甚至不隶属于系统、部门和单位的“社会人”日益增多。这使统一战线建立在传统单位基础上的工作方式遇到挑战。比如，党外人士工作流动性增强，部门、单位愈来愈难以对其实现跟踪了解和连续培养；对不断增多的“海归派”和在跨国公司等外资企业中就业的高层次人才，我们还缺少联系渠道和办法，他们大部分人还在我们工作视野之外。
城市化已经并将继续对统一战线产生全面、深刻的影响。加强城市化进程中关系到统一战线全局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的研究，既是巩固和发展党领导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也是统一战线为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服务的需要。就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看，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关注和研究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1.要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巩固工农联盟基础地位问题。一般地说，农民不是我们所从事的统战工作的具体对象。但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农民都是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也是整个统一战线的基础。我们今天研究统一战线问题，仍然要关注这个涉及统一战线根本的问题。城市化进程已经使超过8000万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如大量的建筑工人、第三产业服务人员。目前在建筑业3300多万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2000多万），今后还将有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他们获得了高于农村的经济收入，享受到现代文明成果；他们所挣的钱相当一部分回流到农村，有效增加了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他们的进城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使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获得必要条件，这些都极大地巩固了工农联盟。但另一方面，在这个长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未曾遇到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缺少长远考虑，处理失当，又会损害工农联盟。这里，一个是帮助由于行政区划改变而变成城镇居民的那部分人如何更快适应城市生活问题，另一个是给农民工以市民待遇问题。总体上看，农民工属于农民人群中最年轻、最具活力的那部分。我国几千万农民工虽然大部分劳动时间用于城市，为城市建设做出重大贡献，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多数人不仅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甚至作为公民的一些基本合法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其就业、医疗、教育、保险等没有纳入整个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一些城市几十个部门中只有公安部门能说清他们的分布情况。由于没有人为他们说话，一些地方农民工中已经出现了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主要由失去土地的农民组成的环城贫民带、城市中心贫民区。社会主义中国不应当也不能允许出现这种情况。我国城市在吸纳大量农民工劳动力的同时，应有计划地、逐步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待遇问题。我们必须从巩固工农联盟基础地位和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战略高度，关注和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从统一战线工作角度推动有关问题的解决。
2.要研究如何提高城市民族、宗教工作的水平。在民族工作中，我们除了继续关注广大民族地区的民族问题，也要把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城市人口多民族化问题作为重要问题加以关注和研究。少数民族人口加快向城市流动，一方面有利于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在比较农村而言更加动荡多变的城市生活中，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自我意识有可能得到加强，成为引发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敏感人群。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长期保留着自己特有的风俗习惯和虔诚的宗教信仰，一旦受到伤害，引导不当就有可能出现损害全局的极端行为。在宗教方面，伴随着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外交往的扩大，城市宗教发展的物质基础日益雄厚，各宗教组织经济实力增强，自养能力提高，传教方式更加现代化，国际交流也更加频繁。可以预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宗教在城市将有一个持续的发展。此外，还有一些需要引起注意的现象，比如过去限于藏族地区的藏传佛教，有向东部城市扩张的趋势；过去主要立足于农村和小城镇的西部伊斯兰教门宦制度，也有向大中城市扩大影响的趋势，等等。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宗教问题进行总体的、长远的、持续的考察和考虑。要推动有关部门把城市宗教活动场所纳入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要加大向城市管理、工商税收以及公安等部门宣传普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力度；要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众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要研究掌握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宗教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从全局着眼，及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抑制某些消极因素在城市里增长。总之，要通过我们的工作，使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成为增进民族团结、增进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群众团结的进程。
3.要研究社区统战工作问题。社区统战工作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是城市统战工作的新领域。社区统战工作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的单纯由单位管人的体制，而在城市最基层层面实现统战工作的社会化。去年，中央统战部在青岛召开了部分城市社区统战工作研讨会，会上反映出各地统战部在通过社区做“社会人”统战工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看，这项工作还处在探索阶段。一方面，我国社区建设工作刚刚起步，不少地方社区建设没有突破福利服务的范围，本身还不具备相对独立的活动能力，有的还把社区建设混同于基层政权建设，没有真正实行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治管理”；另一方面，社区建设实行区、街道、居委会三级管理，而街道、社区干部过去对统战工作了解不多，要使统战工作成为社区党建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待于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也有待于良好工作机制的建立。
4.要研究开展社团统战工作的思路。随着城市管理逐步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转变，各类社团作为社会管理的中间地带，作为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在城市迅速发展起来，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高。目前，全国各类登记社团达16万多个。这些社会组织中有相当数量的非中共人士，有各行各业的代表性人士和领头人物，如四川数千家各类社团，党外人士所占比例通常在50%至60%，多的达到70%以上，统战资源非常丰富。开展社团统战工作是适应统战成员社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开拓城市统战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目前社团统战工作仍处在摸索阶段，还没有完全破题，大量的党外代表性人士仍在我们现有的工作体制之外。如何创新工作载体，建立工作渠道，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把党的领导体现到社团中去，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5.要研究如何做好台商工作。近些年，祖国大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台商提供了巨大的投资市场与无限商机。台商到大陆投资的企业数目、金额日益增加，台资已位居祖国大陆吸收境外投资的第4位，一些中小城市甚至因台商聚集而兴起。台商也带来一些新问题，如据有关部门调查，目前在大陆的外资企业中，台资企业中劳资矛盾最为严重，工人的财产与人身安全最没有保障。据中央电视台和《工人日报》的一则报道，在深圳，每天有31人因工致伤、致残，每4天半有1人因工死亡，多是在台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工作的外来农民工。做好台商的工作，把他们的经济活动纳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法制轨道，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台商是台湾在大陆利益最多的群体，且他们中以台湾省籍人居多。在对待祖国统一问题上，他们的政治、思想状况相当复杂。如何使他们真正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如何发挥他们在反独促统、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统战部和统战系统各涉台部门，应重视台商这个日益扩大的群体，把做好台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和议事日程，形成思路，形成渠道，达到以经济促政治、以经济促统一的目的。
6.要研究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对统战工作的影响。科学合理地调整行政区划，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是推进城市化的必要措施，日益频繁地被各地采用。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给统战工作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随着许多郊县变为城市的区，不仅使大量农村人口成为市民，而且使过去的农村成为城市统战工作的一部分。这部分城区既不同于过去的县，也不同于老城区，农村味道比较重，又往往很快便成为城市发展最具活力的地方，统战工作如何铺垫如何加强，需要研究和明确。另一个是，一些地方原本是完整的一个城区被一分为几划入其他不同的区，民主党派等原有区级组织体系和人员怎么办，也需要提出办法。
7.要研究如何加强城区统战部门的建设。城区是城市各方面党外代表人士最集中的区域，是城市统战工作的重点。城区统战工作对象人数多、密度大、信息灵，但城区统战部门历来人员编制偏少，平均只有三四人，多的也就五六人，工作条件偏差，力量普遍不足。杭州市委统战部通过实地调研，认为城区统战部门编制一般应有10人，但目前其5个中心城区三定编制各只有5人，除部长、副部长外，办事人员很少；全年办公经费最多的7.5万元，最少的只有2万元，只有江干区一家有交通工具，有的连传真机都没有。西部一些省区城区统战部面临的困难更多。因此，要认真研究如何适应城市化进程中各方面党外人士不断向城区集聚的客观趋势，采取切实措施，增加城区统战部门编制和经费，帮助他们改善办公条件，使城区统战工作得到强化。
8.要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培育统战工作的新优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统战工作有许多固有优势，如通过行政渠道发文件、作指示的政策优势，由于长期共事拥有各方面党外朋友的历史优势，利用海外关系广泛开展“三引进”的服务优势等。现在情况有了一些变化，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方面主体意识的增强，政策优势的有效性打了折扣；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政府部门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服务优势已不明显；随着老的党外朋友逐步退出政治舞台、一大批主要因自身成绩突出而得到安排的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的成长，历史优势也正在失去。因此，各级统战部门要适应这种发展变化，积极探索和培育新的工作优势。特别要注意放宽视野，拓宽渠道，加强与城市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物的联系，深入研究他们思想政治状况和特点，增强对他们政治引导的有效性。
同志们，我们这次会议对城市化与统一战线问题的研究，仅仅是个开篇。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不高，还在发展过程之中，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希望通过这次课题研究和交流，更好地分析和总结城市化对统一战线的影响以及开展城市统战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中央统战部与各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一些新兴城市的工作联系。
本文为作者在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在上海召开的“城市化进程和统一战线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