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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是个很微末的人物，但我向来反对自传一类的文字。因为我看了不少的自传，除了那是些谎言，也无非是一篇广告。当我在重庆过五十岁的时候，朋友们让我作自传，我婉谢了。老友张友鸾以为不可，他以为我在文坛上，多少有点影响，对这点影响，不可没有一个交代。他以和我三十年知交之深，很兴奋地提起笔来，要作《张恨水论》。这篇论他打算从我三代的历史考起，小至于我写的一首小诗，都要谈谈，这心愿不可谓不宏。可是他只写了几千字，就搁笔了，因为他太忙。我自然是一笑了之，而觉得没有交代也好。
说话之间，又是四个年头。我是一切云过太空。最近，我辞去了报社的工作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后，我的生活忽然起了急遽的变化，失去了平常的生活秩序。我是个推磨的驴子，每日总得工作。除了生病或旅行，我没有工作，就比不吃饭都难受。我是个贱命，我不欢迎假期，我也不需要长时间的休息。辞去工作后，这时感到无聊，我那矛盾的心情，似乎是吃了一碟四川的棒棒鸡，除了甜、咸、酸、辣、苦，什么滋味都有。我于是慢慢地长思了。
人生几十年光阴，像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过去。中国人形容这个速度，是“白驹过隙”，其快可知。而我这时咸、酸、苦、辣的境地，也不过是白驹过隙中千万分之一秒，其实也可以稍稍地忍耐，让它过去。可是我又另有一个感想，我家乡安徽人说的话，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这个“不知”目前是非常之明显。万一是明天不穿，趁着今天健康如牛，我是不是有些事要交代的呢？天下大事，轮不着我谈。家庭琐事，诗云：“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我也犯不上去多那些事。只是一点：写了一辈子文字，得了同情者不少，恐怕神交之多，在普通社会里，我是够在六十分以上的了。对于这神交，我还愿结下一层更深的友谊。同时，也有人对我发生了不少的误解。举一个例：在东北和华北沦陷期间，伪造的张恨水小说，竟达四五十种之多。那里面不少是作孽的文字，把这罪过加在我身上，我太冤，我也应当辩白。于是我想到，我应当写一篇短短的文字，让孩子们抄写若干份，分寄我的好友，让他们分别为我保存。说乐观点，在我百年之后，从朋友手里拿出我的亲笔供状来，不失人家考张恨水的一点材料。我这样想，我就要办。而家人以为这是不祥之兆，反对我这样做。虽然说不祥的有些愚昧，然而总是好意，我也就算了。
前两天到报社
，和同人谈起，同人笑说这很有趣，遗嘱式的文字，当然可以不必。不过你能对自己的写作，作一个总检讨，那还不失为有意思的事，索性你写详细一点，我们拿到报上来发表，若以留材料而论，没有比在报上发表以后可留的程度更深的。我始而考虑，这是不是违反我的素志来写自传？但同人再三的怂恿，我的意志也就动摇了，我答应改变自传方式写，作为向读者写个供状。这供状是不是撒谎？是不是自我宣传的广告？我没法子深辩，敬求读者先生的批判。文里除了必要，不提到我的生活和家庭，罗曼斯更无须提及。我只是写我由识字一直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