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岁,冬季,我又回到了故乡。这次我下了决心,不再流浪了,又在老书房里自修下去,而我写作的兴趣,却不因之减少,也就是上面那话,拿来解闷。这时写小说,我改了方向,专写文言中篇。两个月内,我写成了两个中篇,一篇是《未婚妻》,一篇是《紫玉成烟》。这两篇都是文言的。我写好之后,也没有介意,就随便放在书箱里。同时,我作了一篇笔记,叫《楼窗零草》。此外的工夫,我都消磨在作近体诗里。
二十二岁的春天,因为我族兄在上海吃官司,我受了本家之托,到上海去为他奔走一切。那时我到苏州去了一趟,遇到了李君磐先生。他有意带个剧团到南昌去,叫我和他到南昌为之先容 。我利用了别人给我的川资,又流浪了几个月,一无所成。冬季还家。在这个时期里,我没有写什么东西,只写了一点不相干的游记而已。二十三岁的春天,友人郝耕仁,他看我穷愁潦倒,由他故乡石牌 ,专门写信来约我一同出游。他是个老新闻记者,那时已三十岁了。他作得一手好古文,诗也不错,并能写魏碑,我们可说是文字至交。而他又负性倜傥不羁,这点我们也说得来。于是我就应了他的约,在安庆会面,一同东下。
到了上海,郝君有两个朋友,要他到淮安去。但谋事的前途,并无把握。而郝君却是少年盛气,不顾那些。他在上海又借了点钱,尽其所有,全买了家庭常备药。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要学学老残,一路卖药,一路买药,专走乡间小路,由淮河北上,入山东,达济南,再浪迹燕赵。我自然是少不更事,有他这样一个老大哥引路,还怕什么的,就依了他的主张,收拾了两小提箱药品,由镇江渡江,循大路北上。郝君少年中过秀才,又当过小公务员,入世的经验,自比我多。因之,我更不考虑前途的困巨。
一路行来,由仙女庙而邵伯镇。晚投旅店,郝君还是三块豆腐干,四两白酒,陶陶自乐。醉饱之余,踏月到运河堤上去,我们还临流赋诗呢。可是这晚来了个不幸的消息,前途有军事发生。店主人也是个斯文人出身,他看到我们不衫不履,情形尴尬,劝我们快回去。但是我们打算卖药作川资的,只有来的盘缠,却没去的路费,那怎么办呢?于是店主人介绍一家西药店,把我们带的成药,打折扣收买了。而且风声越来越紧,店主把我们当了祸水,只催我们走。次日傍晚,我们就搭了一只运鸭的木船前往湖口,以便天亮由那里搭小轮去上海。在这段旅程中,我毕生不能忘记,木船上鸡鸭屎腥臭难闻,蚊虫如雨。躲入船头里,又闷得透不出气,半夜到了一个小镇,投入草棚饭店,里面像船上统舱,全是睡铺。铺上的被子,在煤油灯下,看到其脏如抹布,那还罢了,被上竟有膏药。还没坐下呢,身上就来了好几个跳蚤。我实在受不了,和郝君站在店门外过夜。但是郝君毫不在乎,天亮了,他还在镇市上小茶馆里喝茶,要了四两白酒,一碗煮干丝,在会过酒账之后,我们身上,共总只有几十枚铜圆了。红日高升,小轮来到,郝君竟唱着谭派的《当锏卖马》,提了一个小包袱,含笑拉我上船。
这次旅行,我长了许多见识。而同时对郝君那乐天知命的态度,我极其钦佩。到了上海,我就写了一篇很沉痛而又幽默的长篇游记,叫《半途记》。可惜这篇稿子丢了,不然,倒是值得自己纪念的。在这次旅途中,我两人彼唱此和,作了不少诗。而和郝君的友谊,也更为加深。到了上海,我们在法租界住了几个月。我是靠郝君接济,郝君是靠朋友接济。我们在寓楼上,除了和朋友谈天,就是作诗。有时,我们也写点稿子,向报馆投了去。我们根本没打算要稿费,都是随时乱署名字,也没有留什么成绩。由此我已知道投稿入选,并非什么难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