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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围绕改革的宏大目标，启动了共60条、300多项改革举措，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对中国改革“再出发”作出了总部署、总动员。
为了落实中共十八大精神，在2012年12月15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要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尊重创造，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允许“摸着石头过河”。
2012年12月31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习近平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他明确提出“五个坚持”：坚持正确方向、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坚持全面改革、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这“五个坚持”抓住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牛鼻子”，明确了改革开放的重点。
2013年7月21日至23日，为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设计，习近平到湖北调研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和经济运行情况。
这是习近平继广东考察后的又一关键考察，意义十分重大。
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第一次公开系统地阐述了改革思路，全面系统勾勒了改革的路线图。
考察中，习近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一项战略部署，一定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湖北省领导干部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要处理好改革的五大关系，随后又在武汉与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提出了改革要研究六大问题。
（一）确定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五大关系
调研期间，习近平强调，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即：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第一，关于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
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二者体现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冲破各种有形无形的禁锢和束缚，做到实事求是；只有从实际而不是本本出发，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做到与时俱进。
第二，关于处理好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学会“弹钢琴”，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轻重缓急，使各项改革举措相互配套，循序渐进。要集中精力抓重点，用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
第三，关于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
习近平对这一关系作了重点阐述，占了讲话篇幅的40%。
习近平说，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有重要影响，“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习近平认为，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科学方法，现在仍然需要。当然摸着石头过河也是有规则的，必须按照已经认识的规律来办，在实践中再加深对规律的认识，而不是踩西瓜皮滑到哪是哪。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
成功的改革需要高屋建瓴、把握全局、统筹兼顾的顶层设计。顶层站得高，就能把握全局、掌握大势。但顶层设计不是“空中楼阁”，必须建立在尊重实践、尊重创造的基础之上。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就曾强调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摸着石头过河”要求我们拜群众为师、向群众求教，珍惜并及时总结基层和群众的改革创造，引导和激发广大群众关心改革、参与改革的热情，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改革融为一体，实现顶层决策和基层探索之间的良性互动。
“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要通过实践，找到不同事物发展的各种特殊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实际解决问题。顶层设计，就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找到普遍规律，在道路、方向、精神、力量等问题上提供指导。“摸着石头过河”体现了经验的形成过程，侧重于遵循客观规律，里面蕴涵着能动性，而顶层设计主要体现的是经验的升华并指导实践的过程，侧重于能动性，里面蕴涵着尊重客观规律。“摸着石头过河”有基本原理、道路、方向的指导，顶层设计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得到丰富、完善和升华。
“摸着石头过河”，着重讲的是局部、微观、战术；顶层设计，着重讲的是全局、宏观、战略。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统一，就是坚持辩证法。
中共十八大阐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顶层设计。其中的一些具体的制度实际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取得的成功经验，比如，十八大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其中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等，就是具体的制度要求。
第四，关于处理好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矛盾和利益错综复杂。胆子大，就是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步子稳，就是要坚持“底线思维”，充分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把握时机、找准切入点。改革又是有风险的，出台改革的具体措施前，要尽可能地充分调查研究，充分分析、估计改革的效应，尽可能降低风险。
第五，关于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坚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的统一，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的宝贵经验。实践证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处理稳妥就能总揽全局，保证改革大业顺利推进；顾此失彼就会交学费、吃苦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要打好改革攻坚战，就要在改革方案酝酿之初充分考虑相关方的承受能力，把握方案出台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并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及时调整和完善，形成推进的合力。
处理好上述五个关系，体现了改革的系统规划和系统设计。
2013年7月30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对“五大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解读。
在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的情况下，如何化解阻力、凝聚共识、积聚正能量，如何把握好新与旧、破与立、废与建、稳与乱、动与静、快与慢等的均衡和力度，如何处理好战略和战术、政策和策略、节奏和分寸、手段和技巧、有为与无为等关系，习近平提出的五大关系对这些问题作了回应。“五大关系”的提出，为谋划改革思路和举措、化解矛盾和挑战提供了方法，指明了方向。
（二）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六大课题
继提出五大关系后，2013年7月23日，在调研活动即将结束之际，习近平专门在武汉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在会上，习近平提出，应对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涉及市场体系、经济制度、宏观调控、社会活力、公平正义、党的建设等六个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即：
①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②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③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④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⑤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⑥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早在2013年4月，习近平就对十八届三中全会起草小组谈过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时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六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并被媒体公开有关内容，实际上为顶层设计明确了“导航仪”和“路线图”，是给接下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定调。
五大关系、六大问题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的基本框架。
以习近平在湖北省武汉市的讲话为标志，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总体设计正式拉开帷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开创发展新局面，就必须实现改革新突破，必须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体制改革，不仅要制定近期改革方案，还要制定中长期全方位改革方案。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承担的历史使命。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报告工作，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讨论稿）》作说明并发表重要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目标，用“六个紧紧围绕”深刻阐释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思路，从四个方面系统总结了35年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方面，具体部署了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
全会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部署、总动员，勾画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
第一，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了中国现代化战略的飞跃。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更加重视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和全面性，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更加注重文化软实力，体现了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根本方向。它明确地告诉人们，不管改什么、怎么改，都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前行；都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搞其他什么主义。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不应照搬他国政治制度模式，“不能让别人拿我们的生活做试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更踏实，走得更好。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最根本的原因是牢牢把握住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以改革开放为强国之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既未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未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全面深化改革最核心的就是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善于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在众说纷纭中开好改革药方。必须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防止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道路自信，并在《决定》中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深化改革做了具体部署。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命题和鲜明指向。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目标。社会制度是现代化变革的关键性因素，只有把现代化的内涵提升到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将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熔铸为改革的总目标，现代化才能平稳持续地向前推进。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也应看到，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短板”，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呈现出蓬勃生机，关键在于制度的创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建设和管理经济社会事务上的智慧和能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对党的执政能力特别是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努力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的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通过制度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不断增加和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特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4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逐步提出实现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设想。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56年又一次把这一任务列入中共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新发展，有人称之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说到底都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探索现代化，最开始就是器物层面，洋务运动就局限在器物层面。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试图上升到制度层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旨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把现代化建设从器物层面提升到制度层面，是中国现代化战略的一个飞跃。
习近平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与制度自信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刻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为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核心之一，就是为治理国家构建现代化的制度模式，处理好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破除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体制机制弊端，破解利益固化藩篱。
《决定》明确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这是中国共产党文献中首次出现“制度体系”“制度定型”的概念。全会关于改革的具体部署，也强调“制度”。比如，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就规定了“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第二，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全面”，核心是三个“进一步解放”。
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全面”。
改革进入深水区，牵一发动全身。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习近平在关于改革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指出：
“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
“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不只是单项的改革，而是全面的改革，是“五位一体”、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内容之广、规模之大为过去所罕见。这些改革，既有议论多年、改革阻力较大、多年都啃不动的“硬骨头”，也有涉及多部门、跨不同领域，牵一发动全身的“牛鼻子”；既有直面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旨在立行立改的具体举措，也有着眼长远发展，旨在标本兼治的制度建设。
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是三个“进一步解放”，即：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三个“进一步解放”不但第一次提出了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将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与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紧密联系起来，突出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过去的改革，主要侧重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体制以及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些改革是必要的、重要的，虽然也对社会管理有所改革，但改革的时间不长，也不够深入。改革全面深入推进，如果缺乏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如果没有全社会的积极性，改革就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就不全面、不深入。对此，《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的“治理体系”，指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国家与社会的改革互动起来，包含着国家与社会协商、协调、协作、协同等多层意义。
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关系。解放思想是前提，是总开关和原动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基础。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质上就是围绕以人为本，解放和发展人的创新活力、创业活力以及承受、抵御和应对巨大风险的能力和活力。毛泽东曾在《论联合政府》中郑重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根本一条就是理解全面深化改革对于解放和发展中国人民的社会生产力的重大意义。
第三，全会突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新定位。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
中共中央在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时，有一个十分清醒的判断，就是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依然是经济建设。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六个紧紧围绕”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车头”，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发挥牵引作用的“主轴”。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新定位，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对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改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重点是经济，重点中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突破点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有了方向：如“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支配，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决定》在具体改革内容方面有重点，有鲜明的针对性。如，提出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进一步打破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又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
再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在支持和发展社会组织上，“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等等。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既积极，又稳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利于推进改革全面深入。
在全面中突出重点，以抓重点引领全面，中共中央对改革的认识实现了新的飞跃。
《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动员、总部署，既明确了改革的路线图，又确定了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涉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涉险滩、啃硬骨头、破瓶颈，需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更甚于前。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引起了广泛关注。英国《金融时报》称2013年的这份蓝图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执政党近年来最具雄心的改革计划。据英文版《习近平时代》一书披露，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5天后，2013年11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访美。当她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改革计划时，“大家都被震惊了”。
回顾改革开放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后通常召开五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一中全会一般紧随该次党代会召开，主要讨论党内人事安排和近一个时期的重大政策方针。二中全会则一般召开于次年元旦后“两会”前，议题集中在一府两院及其所属部门的机构、编制变动和人事安排上。到三中全会，则会推出中国深层次改革政策，常以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为主，也有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内容，有时也研究部署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等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聚焦改革，作出重大且带有转折意义的决策。既体现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特点，又为五年工作指明了方向和部署了任务。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重点批判了“两个凡是”，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主题是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心议题是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和《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作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判断。
1988年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主题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企业改革，中心议题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心议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农村改革，中心议题是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和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会议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同时还研究了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等问题。
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心议题是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问题。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六次三中全会，基本上都是专注于某个领域或者某个方面的改革，而且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综合改革。改革不仅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还涉及国防军队、党的建设等领域，改革领域之宽、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落实十八大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重要会议。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现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
《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部署、总动员，勾画出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描绘了未来十年中国的改革蓝图，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决定》提出的改革措施，超过了历次改革决定。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上。
全会在一些基本制度和理论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如首次定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加明确强调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同等重要性；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提出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制度、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制度、股票发行注册制度、权力清单制度、官邸制、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等等。这些重大突破，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全会对于激发个人创富热情，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国家发展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揽子方案，不但会让中国获得改革红利，也将让全世界收获中国的改革红利。
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作为党领导下的组织机构，是全会体制创新的直接成果。
习近平充分肯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强调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向前推进，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建议，要求重建类似于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性质的改革顶层设计机构。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统领中国改革全局的机构，成立于1980年，在中南海办公，1982年起主任由国务院总理兼任。其主要职能是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协调各方利益，组织试点。各部委所有改革方案都要送到体改委征求意见，经体改委协调后才能上报。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导了多项至关重要的改革：提出“商品经济”，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进行金融制度、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城镇住房制度、投融资制度、土地制度等改革。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体改委撤销，改设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退出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2003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将体改办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合并，成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其业务由新组建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承担。
作为国务院的一个职能机构，国家发改委在制定发展战略，进行宏观管理，统筹各方面的改革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利益越发多元化，社会矛盾凸显。国家发改委主要推动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因此难以协调社会体制等问题，在一些方面尤其是政策的制定上受到局限。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重建改革顶层设计机构再次成为热点议题之一。在3月11日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有没有计划重组“国家体改委”这样的机构，对此，王峰回复了三个“拿不准”：
已建立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基础上深化改革，需要各部门结合发展中的问题共同研究解决，要不要再搞一个实体机构，拿不准；
当前面临的改革，范围更加广泛、任务更加繁重，搞一个机构能否把所有改革都统筹起来，干得了干不了，拿不准；
这几年各领域改革都在有序推进，有的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建立了各领域高层次的协调和推进机构，效果不错。把这一套弃之不用，重新再搞一个机构，拿不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根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任副组长。党的总书记亲自挂帅，彰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极端重要性、艰巨性、严肃性。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其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协调处理全局性、长远性、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改革问题；指导、推动、督促中央有关重大改革政策措施的组织落实。
2014年1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习近平强调，要把握大局、审时度势、统筹兼顾、科学实施，坚定不移朝着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前进。会议通过工作规则，并成立了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六个专项小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会后，各专项小组按照“抓统筹、抓方案、抓落实、抓调研”的工作要求立即运转行动起来。各地区、各部门迅速建立了党委（党组）统一领导下的改革工作机制。专项小组的设置，覆盖了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同时强调对权力的约束和制约。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中央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分工方案》，将改革任务分解为336项重要举措，逐一确定协调单位、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为保证任务落到实处明确了责任。
至2017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共召开38次会议，审议通过一大批重要改革文件。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推出1 500多项改革举措，基本确立了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改革的高度重视和改革决心，有利于保证改革的设计、协调、推进和监督每一个环节的落实，有助于确保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为落实改革措施提供了组织保证。
时间表确定，路线图绘就，领导机制确立，全面深化改革完成了“四梁八柱”的顶层设计。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为标志，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恢宏巨幕壮丽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