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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被禁止思考时，他们的思维便认可简单存在的东西。那种想从文化幻觉效应中觉醒起来的真正批判的思想，需要被诱骗、疏导、引导进错误的意识。它周围的文化使思想不再去问所有这一切是什么和为什么，放松了对其意义的探索——人们越不觉得这种意义是不证自明的，文化活动就越是彻底地取代这种意义，这种探索也就显得越迫切。相反，被推上王位的只是作为文化而要求获得意义的东西的如此这般。在现存文化的砝码面前，人们既很少坚持文化断言的意义的实在性，也很少坚持这种意义的合法性。与此相反，基础本体论却成了偷窃到的利益、被“遗忘的”东西的代言人。它不喜欢认识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因为认识论轻率地把这种利益归于偏见。
即便如此，基础本体论仍不能随心所欲地废除认识论。关于定在——主观性——的学说作为通向本体论的皇家大道复活了曾被本体论的怜悯弄得谦卑的古老的主观探索。现象学的方法要求剥夺西方哲学传统的权力，但它又在这种传统中感到自由自在，而且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它把起源的效果归因于在它反应的东西中忘却的进展。在存在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上，或在这一问题的传统提法——即“为什么存在着事物？为什么不是虚无？”——上，现象学是一种转折的起源。这个问题现在割让给了“存在”一词意义的分析家。这个词或“定在”一词可能意指的东西被说成和存在或定在的意义是一回事，像语义学家在各种语言中解释的“意义”这样的文化的内在因素受到了折磨，仿佛它摆脱了制成品的相对性，也摆脱了纯存在物的无感觉性。这就是海德格尔式的语言第一性学说的作用。
有人说“存在”一词的意义直接就是存在的意义。这种说法是一种可恶的含糊其辞。诚然，含糊之词不单是不清楚的表述。
词语的一致性总是标志着同一种东西。“意义”的两种意思纠缠在一起。如果“意义”本身是否定的，如果从概念中排除掉每一种对超出概念形态机制之外的客观意义的记忆，那么概念即人类思维的工具就不能获得任何意义。那种认为概念不过是偶然的、可互相交换的记号的实证主义，靠根除真理来获得结果并向真理表示敬意。存在哲学采取了相反的立场，指责实证主义的理由是愚蠢的。但只有透过其不明朗的差异的面纱才能看出含糊之词的统一。在海德格尔关于“意义”的谈论中这种统一被忽视了。他倾向于这样的假设：在有条件的领域里作出的发现具有它们的表达方式赋予它们的无条件性的外观。
这种假设之所以可能，靠的是“存在”一词的摇摆性。如果人们完全
（脱离）存在物来设想真正的存在，那么它便和它的意义相统一：我们只需陈述本质即“存在”的意义便具有了存在本身的意义。人们没有注意到，如果按照这种图式便不可能继续进行摆脱唯心主义的尝试，存在学说便重新成为这样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使存在丧失了每一种不同于纯思想的东西。为了获得通常形成的存在的意义（现在感觉到是缺乏的），便补偿性地求助于那种在分析判断中从一开始就被当作意义王国而确定的领域，即意义的理论。如果概念应是概念，它们就必须意指某种东西。这一事实是一种媒介物，说明概念的
（根据）——存在本身——必须是有意义的，因为存在作为一个概念、一种语言学意义一定是被给予的。那种认为这个概念不是概念而是直接之物的说法，给语义学的意义罩上了本体论的尊严。“我们关于‘存在’的谈论绝不会在一种类的意义上理解这个名词，历史上提供的实体学说作为个别情形属于这种类的空洞的一般性。‘存在’说得越来越灵巧，因而被习俗彻底支配。”
这就是这种哲学从中获得安慰的根源。这一根源是基础本体论的磁石，远远超出了它理论上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