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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本体论特别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时至今日仍然起作用，过去的政治轨迹并没有使人惊恐。不言而喻，本体论被理解为情愿批准一种不需要有意识地证明的他治秩序。这样的解释被官方误解地——倾向于实体的领域，在这一问题上缺乏激进主义——否定了。但这只会增强这种解释庄重的呼吁：本体论越是不在确定的内容上固定下来，它就越像是超自然的，因为这些内容允许钩住冒失的知性。无形性似乎是不可辩驳性。谁拒绝跟着做，谁就会被怀疑为没有精神祖国、没有存在家园的家伙，谁就是“卑鄙的”。唯心主义者费希特和谢林就是这样痛骂抵制他们的形而上学的人的，在本体论的各种互相攻击并互相当作假东西而排挤的倾向中，本体论是辩解词。然而，如果它不满足一种更明显的需要，不标志某种被忽视的东西，不渴望康德对绝对知识的判断不是事情的结束，那么，它的作用也就不可理解了。
在新本体论倾向的早期，在神学的同情者谈论复活形而上学时，这种需要就粗俗但公开地表现出来了。在胡塞尔的以
直接意向
（
intentio recta
）取代
间接意向
（
intentioobliqua
）的意志中就有这么一点色彩。曾在理性批判中为认识能力定界的东西不过是对认识力量本身的回忆，而现象学的纲领起初意味着没有这种回忆也行。在“构想”局部领域和区域的本体论结构中、最终在“构想”“作为一切存在物之整体的世界”中，表现出来一种想把握总体同时又不想对总体的知识施加任何限制的意志。胡塞尔的
（意式）——后来在《存在与时间》中被海德格尔变成“生存的显贵者”——是全面地预先推定从局部领域直到最高领域的本真之在是什么。其背后的含意是理性的构想可以预先设计一切丰富的存在的结构。这是古老的绝对哲学的第二次重演。其第一次重演是后康德的唯心主义。
然而，批判的倾向同时也起作用，但很少同教条的概念相对应。它仍然是一种努力，不再论断和解释已经丧失了其体系统一性且彼此脱离的绝对物，而是以一种遵循实证主义科学理想路线的姿态承认它们并描述它们。因此，正像在谢林那里一样，绝对知识又一次成了智性的直接经验，人们希望删除各种中介而不是反思它们；那种认为哲学不需要安于自身范围——使之成为有组织的、有用的科学——的非遵奉主义动机又后退成遵奉主义；那种曾被当作现存关系的骨架而不加批判地接受的范畴结构被证明是绝对的，而且方法的非反思的直接性听命于任何一种专横；对批判主义的批判成了前批判的。因此，这是一种永恒的“返回”的精神姿态。绝对变成了它最不想成为的东西、批判的真理谈论的东西，即一种快速且粗俗地提供调节规范的自然历史的事情。
相比之下，唯心主义的经院哲学否认那种无准备地从事哲学的人对哲学指望的东西。这是康德给哲学加强的科学自我责任的反面。在德国唯心主义中已经盘旋着这样一种意识，即作为一门专业来从事的哲学不再和人有任何关系——哲学使人们戒掉了无用的问题，以便使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无需职业的判断就把这种意识说了出来，尼采则激烈抨击任何赞同学究作风的行为。但现在的本体论在这方面所做的事情，不是简单地采取反学究的哲学传统，像保尔·蒂利希有一次所说的那样，探询什么东西绝对与个人有关。这些本体论学究式地确立了对非学究的怜悯，它们把对世界的行将终结的适意胆怯同那种在稳固基础上，甚至在哲学巩固的基础上起作用的安慰性感觉结合起来。鲁莽是年轻人的特权，知道自己被普遍的赞同趋势、被最有力的教育制度掩盖了。整个运动成了它初期所许诺的东西的对立面：对有关事物的研究堕落成一种抽象、未被任何新康德主义方法论所超越的抽象。
这种发展和本体论需要本身的疑难分不开。这种本体论的需要不能被这种哲学所满足，正如它一度不能被先验体系所满足一样。这就是本体论曾被笼罩在烟雾中的原因。与一种更古老的德国传统相一致，本体论把问题摆在比答案更高的地位，在它未实现它许诺的东西的地方，它曾安慰性地把这种失败提升到存在的水平。在哲学上，问题的分量的确不同于它们在专门科学中所具有的分量。在专门科学中，可以通过解决问题来消除问题，而在哲学史中它们的节律是持续性的和被忘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像某人鹦鹉学舌似地模仿克尔凯郭尔一样——真理就是提问者的存在，就是他完全无益地寻求一种答案。毋宁说，在哲学中真正的问题已以某种方式包含了它的答案。与科学不同，哲学不知道问题和答案有什么固定次序。哲学的问题必须靠哲学的经验来形成，所以要去把握这种经验。哲学的答案不是既定的，不是做出的，不是制定的：它们是在展开的透明的问题中的突变。
唯心主义想压倒这种认识，力图产生、“推演”它自己的形态，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它的每一内容。但是，思想不能把自身当作源泉来维护，它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不是产生而仅仅是恢复它作为经验已具有的东西。思想中的表达要素使思想不能数学式地对待问题，然后再装装样子去解决，在哲学中，“问题”和“解决”之类的语词具有一种虚假的光环，因为它们恰恰是在思维和被思维物互相中介的地方假设被思维物独立于思维。只有真实的东西能真正在哲学上被理解。我们在进行判断的同时就是理解，这和对真理或虚假的确定是一码事。如果我们不同时判断一个定理是有说服力还是无说服力的，我们就不会理解它。定理在这种说服力的要求中有它自己的意义内容，即应被理解的东西。
这样一来，理解和判断的关系就同一般的时间秩序区别开来了。没有判断我们就不能理解，同样，没有理解我们也就不能判断。这样一来，那种以为解决是判断，而问题只是基于理解的询问图式的看法也就失效了。这就促成了所谓哲学证明的结构，即一种与数学模式相对照的证明方式。然而，这种数学模式并没有简单地消失，因为哲学思想的说服力要求用推论的形式来衡量它的运行方式。哲学的证明是努力通过使陈述与推论性思维的手段相对称而给陈述一种约束性。但陈述并不纯粹来自这种思维手段，对这种思维的生产力的批判反思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的内容。
尽管在黑格尔那里从同一性中派生非同一性的要求极其强烈，但《逻辑学》的思想结构以提问题的方式暗含着解决办法，而不是在结束之后展示结果。尽管黑格尔把对分析性判断的批判强调为关于这些判断的“虚假性”之命题，但对他来说，每一判断都是分析性判断，是思想的来回的转折，无需引用它之外的任何东西。新即是旧，他者即是熟人，这是辩证法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和同一性命题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不是被这一命题所界定的。自相矛盾的是，一种哲学思想越是听任它的经验，它就越接近分析性判断。充分意识到的认识所迫切需要的东西，大多就是这种认识本身。这就是唯心主义的永恒生产原则的对应物。通过放弃传统的证明机制，通过强调已知的知识，哲学认识到：哲学绝不是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