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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史上我们一再发现，认识论的范畴变成了道德的范畴。费希特对康德的解释是这一变化的最惊人的例子，尽管决不是唯一的例子。某种类似的东西也随着逻辑现象学的绝对主义一起出现。对基础本体论者来说，相对主义是无根基的思维的罪过。辩证法是同相对主义严格对立的，同时也是同绝对主义严格对立的。但辩证法并不在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地带，而是通过这两个极端本身、靠它们自身的观念来证明它们的非真理性。现在该是这样来反对相对主义的时候了，因为过去对相对主义的批评大多偏重于形式，以致或多或少都未触及相对主义思维的结构。例如，自伦纳德·纳尔逊以来，反对斯宾格勒的流行论据是认为相对主义至少以一种绝对即它自身的有效性为前提，因而和自身相矛盾。这种论证是蹩脚的。它把对一个原则的一般否定同这种否定本身被抬高为肯定混同起来，没有考虑到二者地位价值上的特定差别。
也许更有结果的做法是承认相对主义是一种被限制的意识形态。相对主义起初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个人主义把个人意识当作终极的，使一切个人的意见都获得了平等权利，仿佛其中根本不存在真理的标准。有一种抽象论点认为，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受条件制约。这种论点应该从内心深处记住它本身也完全如此，以致它盲目反对那种只把个人意识变成思想的超个人意识。躲在这种论点背后的是一种蔑视精神、敬重物质条件的统治地位的态度，只考虑可计算的东西，如同一位父亲反驳儿子十分令人不舒服的观点说：“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正像希腊谚语所说的那样：金钱造就了这个人，相对主义是庸俗的唯物主义，是思想走上了赚钱的道路。
这种断然反对精神的姿态必然保持着抽象性。只要不是具体的认识行为，便永远只能从外部来判断一切认识的相对性。意识一旦进入某种确定的事物中，一旦提出它是真还是假的内在要求，所谓的思想的主观的偶然性也就消失了。但相对主义又是琐碎的，因为它一方面把事物考虑成随意的和偶然的，另一方面又考虑成不可还原的——这些事物本身是由一种客观性，一种个人主义社会的客观性产生的，并能从中作为社会上必要的现象演绎出来。相对主义学说认为，对每一个人来说，特有的反应方式是预先形成的，它们和牛羊的叫声相去不远，特别是相对性的套话。的确，像帕累托这样相当精明的相对主义者曾把个人主义现象扩展到群体利益，但社会学所树立的、有特定层次的客观性的栅栏，仅就其自身而言，才可以从整个社会中、从客观领域中推演出来。后来，曼海姆式的社会学相对主义变种，想象科学的客观性可以从一个“自由悬浮的”智慧层次的不同观点中蒸馏出来。这实际上是把各因素颠倒了：制约的成了被制约的。
事实上，歧异的观点在作为预先安排的、整体的社会过程的结构中有自己的法则。通过整体的认识，各种观点有了约束力。一个不想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企业家必须万般算计，只有这样他才能把他人劳动产品中得不到补偿的部分作为利润来占有，他必须认为他这种做法是他的再生产费用同劳动力的公平交换。然而，这恰恰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种客观上必要的意识是一种客观上虚假的意识。辩证的关系在自身中保留了它的特殊要素。所谓观点的社会相对性，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服从社会生产的客观规律。相对主义作为教条体现了资产阶级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是愚钝的。
但长期的对精神的敌视不单是一种资产阶级主观性的人类学特性，它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现存生产关系中，一度获得解放的理性概念必定害怕自己不懈的追求将炸毁这种关系。这就是理性为什么限制自身的原因。在整个资产阶级时代，精神的自主性观念伴随它的反作用的自我轻视。精神不能原谅自己，听任自己支配的存在状态阻挡它按自身概念向自由发展。表达这种禁令的哲学术语是相对主义。根本不需要号召教条的绝对主义来反对它，相对主义将因自身的狭窄性而被粉碎。相对主义不管它的意义多么进步，在任何时候都和反动的要素相联系，在诡辩家那里已经成了实现更强烈兴趣的工具。对相对主义的干涉性批判是确定的否定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