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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高度，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黑格尔按照传统而表现出的他不感兴趣的东西——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自柏拉图以来，这些东西总被当作暂时的和无意义的东西而打发掉，黑格尔称其为“惰性的实存”。构成哲学主题的是质，在定额上它把质贬低为可忽略不计的量。对概念来说非常紧迫的，但它又达不到的东西，是它的抽象论的机械论排除掉的东西，即尚未成为概念实例的东西。
柏格森和胡塞尔这两个哲学现代主义的信使都曾经刺激了这种观念，但又从中退缩到传统的形而上学中。柏格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为取悦非概念性而创造了另一种认知类型，在无区别的生活河流中冲洗掉了辩证的盐分，把坚固的现实当作次级的东西打发掉，而不是根据其特称性来理解它。这位仇恨僵化的一般概念的哲学家，确立了对非理性的直接性的崇拜、对不自由中的至上自由的崇拜。他拟出了他的两种认知模式，二元论似地使之互相对立起来，像他一度反对的笛卡尔和康德的学说那样：机械的因果模式是实用主义的知识，不受直觉的模式所影响，就像资产阶级制度不受那些靠这个制度而获得特权的人的松弛的无偏见所影响一样。
在柏格森的哲学中，受到赞赏的直觉本身看起来有点抽象，它们几乎超不出现象的时间意识，甚至康德也认为这种意识是年代—物理的时间——即柏格森所说的空间的时间——的基础。尽管精神的直觉方式努力有所发展，但它实际上仍是模仿性反应的古代遗物。它过去完成的东西扬言要超越僵化的现在。然而，直觉只是杂乱无章地取得成功的。包括柏格森自己的认识在内的每一认识，都需要有它蔑视的合理性，而且正是在它打算具体化时需要这种合理性。被绝对化的延续、纯粹的生成、纯粹的行为会调和成无时间性，而柏格森却责骂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而上学的这种无时间性。他并不介意他寻求的东西（如果不是一种幻景的话）通过对自己手段的反思而明显可见只带有认识的工具性，也并不介意这种东西（如果一开始就和这种认识的工具性无关）成了任意武断的。
与此相反，逻辑学家胡塞尔把理解本质的方式同普遍化的抽象方式截然区别开来——他认为前者是一种特定的精神经验，这种经验能在特殊中知觉到本质。但这种经验涉及的本质，在任何方面都和人们熟悉的一般概念毫无区别。在本质的知觉活动和它的“归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唯心主义的这两种突发性尝试都是不成功的：柏格森像他的实证主义死敌一样依据于意识的直接材料，胡塞尔以同样的方式依据于意识流的现象。这两个人都停留在内在主观性的范围之内。
与这两个人相反，应该继续坚持的是他们徒劳地追求的目标：与维特根斯坦相反，表达不可表达的东西。
这种要求的明显矛盾是哲学本身的矛盾：早在哲学陷入它的个别矛盾之前，矛盾就被定性为辩证法。哲学自我反思的工作在于解开这个悖论。别的一切都是意蕴，都是第二手的结构，在今天像在黑格尔时代一样都是前历史的活动。尽管人们一直存有怀疑，但还是深信哲学最终能解决它——概念能超越概念、预备性的和包括性的因素，因而能达到非概念之物——这是哲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是使它苦恼的朴素的东西。否则它就必须投降，听命于一切精神。连最简单的操作都是不可思议的，不会有任何真理，尤其是一切都成了虚无。但概念超出它们的抽象范围而包含的任何真理，不能有别的舞台，只能是概念压制、轻视、无视的东西。认识的乌托邦是把非概念与概念拆散，不使非概念成为概念的对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