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莫斯科大公国的宗教与文化

皇帝坐在宝座上，旁边是几个镀了金和银的柱子，有三四个台阶那么高。他头戴皇冠，右手拿着权杖，左手捧着地球仪。他就那样坐着，一动不动，至少我看不到他在动。在我说完了国王陛下的和他的所有正式称呼并以国王陛下的名义向他致以敬意之后，他才站起来，以优雅的神情，问我他亲爱的兄弟英国国王的近况如何，我回答完后他重新坐下。接着，头戴一顶高高的毛皮帽的大法官走近我，说全俄罗斯大皇帝很高兴收到这些礼物和我转交的国王陛下的信。然后他看了一眼手里拿着的一张纸，大声说道：“西蒙·迪比（Simon Digby），全俄罗斯大皇帝向你致以问候，希望你上前来吻他的手。”我刚向前迈了一步，那边站着的四个身穿银色长袍的贵族就握着长棍向我走来，像是要敲碎我的脑袋；我从长棍下穿过，一步一步走近宝座，一直走到刚好可以够着皇帝的手的地方，亲吻了之后，又退回到原先的位置……我走出这个房间的时候，看到在皇帝的左手边坐着20到30位公爵和大臣，他们都身着金色长袍，上面装饰着珍珠和宝石，头上戴着用黑貂或黑狐皮做的、高0.75码的帽子。在走出门口的时候，我向他们鞠躬，他们也都站起身来，脱帽致意。

西蒙·迪比致约翰·科克爵士（Sir John Coke）

噢，你们这些基督徒的老师！很久之前，罗马在征服者面前倒下了，后来波兰人也倒在同样的废墟中，因为他们成了基督教的敌人。现在，你们东正教徒内部良莠不齐，这并不奇怪；如果土耳其魔鬼的暴力使你们变得虚弱，那么你们更应该到我们这里学习。由于上帝的恩赐我们有了专制统治。直到尼康这个叛教者出现之前，在虔诚的大公们和沙皇们的统治下，我们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是毫无瑕疵的，教会内部也很平静。

阿瓦库姆（Avvakum）

外国人眼中的莫斯科公国是个奇异而陌生的国家。来自西方的游客，如英王查理二世派往沙皇阿列克谢那里去的英国使馆的秘书居伊·德·米涅（Guy de Miege），将莫斯科描述成一个神奇的世界：怪异，奢华，多姿多彩，闻所未闻，还有点野蛮。直到今天，圣瓦西里教堂仍然能给许多欧洲和美国的游客留下类似印象。外国使节还发现，俄国人的服饰非常华丽，毛皮做的衣服尤其华丽，灰白胡子令人印象深刻，宫廷仪式极其精细讲究，宴会很奢华，还有，俄国人的酒量惊人。然而，他们也忘不了指出，国宴上不停地上菜反而突显出盘子和银器的匮乏，那些聪明的灰白胡子们通常是一言不发。外国游客很快就会发现莫斯科公国更重要的一个特点，即沙皇拥有巨大的权力和权威以及高度的中央集权，无足轻重的事情也要征求高级官员的同意。外国人还谈到了其他令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但总的来说，外国人眼中的莫斯科公国是一个复杂的、凝聚力强、组织良好的社会；但又不让人觉得亲切，有点格格不入。实际上，我们从有关资料中得出来的一个印象是，土耳其比莫斯科公国更接近西方，这不由得让人怀疑俄罗斯人是否是真正的基督徒。

把莫斯科公国看成是奇异陌生的世界的看法，是当时的外国游客与后来的斯拉夫派和某些波兰历史学家所共同持有的一种观点，它有一定的道理。和基辅罗斯时期相比，莫斯科公国时期的俄罗斯更加封闭。而且，它在宗教和仪式主义的基础上孕育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有点自我中心的味道，对外界的任何影响都持怀疑态度。必须补充的是，虽然这种特殊的地区性文化对这个民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也不必过分夸大。事实上，莫斯科公国文化中的主要因素如宗教、语言、法律等，起着连接公国与外部世界的纽带的作用。从时间的角度看，莫斯科公国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内敛的文化，还标志着从封建割据的俄罗斯向俄罗斯帝国的过渡。毕竟，不是别人，正是莫斯科公国的人民自己，在彼得大帝的领导下，把他们的国家和文化改造为现代欧洲众多伟大的国家和文化之一。在这种改造以前，他们的国家更像是一个梦幻王国，有时甚至是西方旅游者眼中的噩梦。

宗教和教会，分裂派

宗教遍及莫斯科公国俄罗斯生活的每个方面。在这个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中，在俄罗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争议中，在艺术和文学中，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宗教信仰、身份和仪式都起着强有力的作用。宗教既提供了一种头脑狭隘、自我满足的骄傲，也有助于认识到改革的需要。前面已经提到过，莫斯科公国的扩张和巩固是与莫斯科教会的发展并行不悖的。1547年、1549年、1551年和1554年的宗教会议（Church councils）都试图努力提高教会的组织和实践水平，杜绝各种不良行为。1547年，22个俄罗斯人被封为圣徒，1549年又有17个人被封为圣徒。由此导致的本民族的圣徒的地位的提高可以视为政治上的统一在宗教上的反映。1551年的百章会议，正如它的名字所揭示的那样，处理了教会生活中的众多问题。1554年的宗教会议谴责了根源于新教教义或非占有派教义的某些俄罗斯异端和异教徒。值得注意的是，被谴责的异端中没有一个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

在其他许多东正教会包括君士坦丁堡牧首区都臣服于穆斯林土耳其的统治的那个时代，俄罗斯教会的崛起增强了莫斯科公国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神圣的俄罗斯土地”和“神圣俄罗斯”这类提法最早出现在16世纪下半期。1589年，莫斯科公国有了自己的牧首。后来登上这个宝座的教士如赫尔莫根、菲拉列特和尼康等，在俄国历史上扮演了独特而又重要的角色。莫斯科公国教区的地位由总主教教区升格为牧首区使得一大批主教的地位都相应地提高了，接着教会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张。1654年，拥有古老的基辅总主教教区和几个主教教区的乌克兰并入了莫斯科公国。需要补充的是，尽管政府多次努力，试图控制他们的财产，特别是要阻止他们侵犯贵族的利益，但是教会尤其是修道院仍掌握着巨大的地产和其他财产。

17世纪严重的宗教分裂——俄语中称之为“拉斯科尔”（raskol）——表明，表面上强大且统一的莫斯科教会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弱点。俄罗斯宗教生活中需要改革，教会领导层中对此日益增长的认识，是分裂派出现的关键历史背景。有时在回应来自教区神职人员的请愿时，教会领袖注意到了与信仰纯洁性的许多背离：许多教会倾向于以同时进行仪式的几个部分来缩短礼拜时间（礼拜的确已经变得非常长，尤其是东正教在礼拜中必须站着）；继续庆祝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前的那些节日；“异教”的游乡艺人仍然很受欢迎；日常生活中的不道德，包括神职人员中；以及经文和仪式中来自希腊源头的各种错误与偏离。不过，在阿列克谢统治之前，对这些没做什么，而阿列克谢是改革的积极支持者。这些年成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宗教和道德复兴岁月，教会想要改进礼拜仪式，为教区生活带来更高的道德与精神基调。一些历史学家将此与当时新教西方尤其是“天主教改革”的改革运动进行比较。它的关键人物是一群历史上称作“虔诚狂热者”的神职人员，他们中包括沙皇的忏悔神父斯捷潘·沃尼伐季耶夫（Stefan Vonifatiev）、著名的大祭司阿瓦库姆（Avvakum或Habakkuk）和许多其他有影响的神职人员。他们提倡更好的讲道、正确的礼拜仪式，以及把基督的道德教诲带进日常生活。沙皇阿列克谢把这些倡导中的许多变成了法律，包括禁止游乡艺人和必须进行完整长度的礼拜仪式。改革常常导致俗人和地方神父中的反对，有时是暴力的。阿瓦库姆在他的自传中曾回忆自己在外省城镇不止一次被大群由“神父、农人和家庭主妇”组成的暴民殴打和追赶，这些人被他对他们的道德谴责所激怒。

在尼康之后，改革运动走入了死角。尼康与“虔诚狂热者”走得很近，于1652年被任命为牧首。作为一位意志坚定的管理者、沙皇的密友和改革派的支持者，尼康坚持教会在促进俄罗斯精神幸福上是国家的领导［尼康也称自己为“大元首”（Great Sovereign）］，在教会中强力推行改革，因此引发了争议。他继续努力来推进宗教生活中的更大虔诚和纯洁，比如宗教节日禁饮伏特加。然而，在他努力使俄罗斯正教的礼拜与其他的东正教吻合一致时，问题出现了。1653年和1654年，在向希腊专家做了大量咨询，参考了古老经文之后，尼康下令对礼拜仪式用书（sluzhebniki）和其他经文进行新的修订，对仪式和礼拜本身也下令进行大幅度的修正——用希腊的三根手指画十字（拇指压着伸出的食指和中指）来替代俄罗斯的两根手指画十字（只使用食指和中指）；耶稣的拼写从“Isys”改为“Iisus”；在一些祈祷之后希腊式地三次连呼“哈利路亚”而不是俄罗斯式地连呼两次；一些游行的深躬次数和方向也改变了；尼西亚信经的一些词语做了修订；圣饼的十字架改变了；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变化。对于一种仪式和传统占据如此中心位置的宗教而言，这些决不是无足轻重的改变。

的确，随着这些改革以及国家权力对它们的支持，分裂派认真地开始行动了。这些改革中的许多转而反对尼康，抱怨他在强推这些改革时的傲慢和强硬以及他对俄罗斯传统的放弃。反过来，尼康以他一贯的咄咄逼人将这些原来的盟友革出教会、囚禁和流放。那些继续抵挡的人面临更严厉的惩罚。为了击败对手，这位牧首谋取尽可能高的权力来支持他的改革。俄罗斯教会会议批准了他的这些改变，君士坦丁堡牧首召集的一个会议也予以批准。然而，1658年尼康与沙皇决裂了。反过来，阿列克谢也对这位牧首的专横、正在增长的影响和富有不耐烦了。他们的冲突部分肯定集中在尼康一直坚持教会超过世俗国家的优越性——比如他把教会比作太阳，世俗政府比作月亮，这不会让独裁者喜欢他。1666年和1667年教会的重要会议——它们有来自其他东方教会的代表，解决了改革和尼康位置的问题：尼康被免职，国家对教会的最高权力得到了重申，但改革也得到了完全的认可。反对者被命令或是服从或是公然对抗教会和国家。

尽管并不涉及教义或学说上的差异，但相当数量的神父和普通信徒拒绝服从。“旧信仰派”或“旧礼仪派”［“斯塔罗韦利”（starovery）或“斯塔罗奥勃里亚茨”（staroobriadtsy）］抵制这些改变，因此也就抵制既定的教会。对于他们来说，那些礼仪本身就是神的一种显示，是不能改变的，哪怕这是为了与东正教界其他部分更为吻合一致。格奥尔格·米谢尔斯（Georg Michels）和其他学者认为，分裂派不仅仅是因改革而出现，也是一个更大危机的产物，这个危机涉及“普通俄罗斯人与他们教会的深层疏远”。对旧信仰派的迫害激烈而又残忍。

阿瓦库姆本人——他的自传代表了旧信仰派的最好文献，也是人类信仰的最好文献之一——在1682年被火刑处死。极北地区的索洛韦茨基修道院从1668年被围困到1676年才被拿下。这些年中在俄罗斯社会发展着的世界末日预言，在早期旧信仰派中变得尤其强大，他们在教会改革中看到了世界末日，在尼康身上看到了伪基督。当政府军队袭击旧信仰派的修道院和村庄时，人们有时会以火自焚而不是降服。从1672年到1691年，估计有超过2万人在37次已知的集体自焚中活活把自己烧死。

然而，旧信仰派存活了下来。18世纪的时候，一些有能力的领导人、尤其是丹尼索夫（Denisov）兄弟，即安德烈（Andrew）和谢苗（Simeon），对旧信仰派进行了重组。1917年革命前后，该派自称有几百万信徒。今天依然存在。由于没有统一的教规作为其基础，也无独立的神学可言，旧信仰派不断分裂，但始终没有消失。最重要的一次分裂是在拥有教士的教派——俄语念作“波波夫茨”（popovtsy）——和没有教士的教派——俄语念作“别斯波波夫茨”（bespopovtsy）——之间发生的。因为，虽然旧信仰派拒绝接受对经书和仪式的丝毫改变，但他们很快就发觉，由于自己的教派中没有教士，因此也就无法举行礼拜仪式，没法举行大部分的圣礼，总之缺少传统宗教生活的核心内容。必须是主教才能提升到祭司的职位，但没有主教愿意加入旧信仰派。有些反对派，即波波夫茨派，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地招徕教士，例如引诱官方教会的教士。另一方面，没有教士的教派接受了他们的处境给他们带来的这个灾难性的逻辑后果，开始以全然不同的模式来组织他们的宗教生活。在俄国，大部分分裂教派都来自没有教士的旧信仰派，但这些都是莫斯科公国之后的事了。

这次宗教分裂是俄罗斯东正教历史上唯一重要的一次分裂。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它与西方的宗教改革正好相反：西方基督教徒反对教会权威是因为他们要求改革，俄罗斯教徒反抗他们的教会当局却是因为他们不接受对传统宗教用语和礼仪的哪怕是最细微的改动。许多学者试图去解释这一奇怪的现象。谢尔波夫（Shchapov）等众多学者强调旧信仰派的社会构成及其反叛的社会和经济根源。这些宗教反对派最初大多是比较殷实的农民和商人，后来也是如此。因此，他们的行为可以解释为对贵族的统治和莫斯科公国的整个压迫性的体制的抗议；更直接地说，是对尼康统治下日益加强的教会中央集权的反抗。尼康的改革导致了对教士的直接任命制度，而原先在北方诸教区有职务的教士是选举产生的，尼康也打击了教区的自治和民主。旧信仰派除了被某些历史学家称为民主分子之外，他们还表现出俄罗斯民族的企业家特质和商业头脑，一度在商业上有了不起的成绩，这一点和西方的加尔文派有些类似。至于改革的其他方面，有人认为，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这个明显的原因外，改革的动力还包括更富学识的乌克兰教士集团的影响，莫斯科公国的教会和政府调整他们的宗教习惯以适应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愿望，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巴尔干地区和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世界的野心可能也起了作用。这最后一点是津科夫斯基 （S．Zenkovsky）提出来的。

强调莫斯科公国文化中的仪式主义和形式主义对此次宗教分裂的影响，是更有价值的一种解释。旧信仰派就性格来说是大俄罗斯人，即莫斯科公国的俄罗斯人，而不是，比如说，乌克兰人。对他们来说，宗教中完美无缺的形式和绝对纯正的传统是不能牺牲的。这种坚持和对莫斯科公国的教会及其习俗的优越性的自豪而又真挚的信赖很好地解释了反叛的原因。改革者身上也有着类似的宗教形式主义。尽管高层权威如君士坦丁堡牧首劝告尼康不要拘泥于细节上的差异，尼康和他的追随者依然不允许任何地方性的习惯做法或细小的差异存在，因此他们也把文字和精神混为一谈。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在其发展过程中，俄罗斯教会特别注重宗教礼仪及仪式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对信徒来说这是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重要纽带，也是其日常生活的看得见的基础。据估计，沙皇经常是每天在教堂待五个小时或更长时间。连来访的东正教高级教士也抱怨俄罗斯宗教仪式过于冗长。旧信仰派的出现以及对该派的十分狭隘且充满暴力的反应表明，在俄罗斯，宗教的内容落后于形式。这次宗教分裂从而也证实了莫斯科公国的文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进一步证明，这种地位是一种支配性的影响力。分裂也标志着这个文化走进了死胡同。

米留可夫等人认为，这次分裂使俄罗斯教会丧失了其最忠心和最活跃的成员，事实上失去了生命力：那些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的人加入了旧信仰派，怯弱和怠惰的人留了下来。即使我们承认这种观点多少有点夸张，也不否认反对派中必定有许多最无知和最疯狂的分子，损失仍然是巨大的。这次分裂肯定使彼得大帝能够更容易地以高压手段对付教会。

莫斯科公国的思想和文学

除了信仰问题之外，合适的政府形式也是莫斯科公国的一些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思考主要围绕着专制制度的性质和新的作用而展开。这方面的讨论延续了在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统治时期就已清晰可辨的知识分子传统。有些政治评论家，如伊万·佩列斯韦托夫 （Ivan Peresvetov），在16世纪中叶曾发表评论支持沙皇拥有新的权力和权威，“动乱时期”发生的事情给何为合适的政府模式这个议题提供了多种可能的答案，似乎也给俄罗斯人提供了某些他们并不想要的政治经历。在这个问题上最著名的争论发生在恐怖的伊凡和安德烈·库尔比斯基公爵之间，具体地说，他们在1564年到1579年间写的七封信中进行了一场争论，其中两封是沙皇写的，五封是那位逃亡的贵族写的。这位君主的才华横溢的信中无处不在的霸气和夸张傲慢的语气足以震撼读者。恐怖的伊凡相信专制统治自有其神圣基础，声称即使自己是暴君，作为一个基督徒和忠实的臣民，库尔比斯基的唯一选择也只能是在痛苦中忍耐。公爵不擅长政治理论，但长于对沙皇行为的批判和人身攻击。然而他的观点只不过代表了另一种信念的体系：这些信念乃是基于对更早时候的政治秩序的怀念，在那种秩序里，在统治者和其主要臣属之间没有很深的鸿沟，贵族也享有比伊凡四世所能给予的更多的自由和尊重。

在对外关系上和在国内事务中一样，恐怖的伊凡和其他沙皇时时不忘重申专制制度的光荣并要求他国充分尊重这种制度。他们觉得波兰国王的地位不高，因为他们是由别人扶上王位的，因此不能算做世袭君主，进而也不能算是有自己的根基的统治者。他们也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瑞典国王把他的顾问们看作是自己的政治伙伴？恐怖的伊凡在1579年曾写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封措辞辛辣的信，后人经常引用的这封信里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曾认为你是你的国家的君主，是你亲自在统治国家，是你在照看着你作为君主的荣誉和国家利益。可事实的真相是，在你的国家里，除了你，人民也在统治。岂止是人民，连庄稼汉都是统治者……”

与当时西方的丰富相比，甚至是与莫斯科的建筑和其他艺术相比，莫斯科公国的文化生活相当贫乏，尽管与西方进行比较不应该是解说俄罗斯文化的唯一方式。无疑，就“书籍文化”的尺度而言，俄罗斯远远落后于西方。印刷是在16世纪60年代才抵达俄罗斯的，已是古腾堡 之后一个世纪多，印刷出来的书籍和世俗作品也都少得多。不过，缺少印刷出来的书籍并不是文化乃至于文化改变的唯一尺度。老形式常常能够焕发新的活力，接纳新的内容。最广为传播的文学仍然是传统的通俗形式：圣徒生平、奇迹故事、壮士歌（byliny）和纪念各种历史事件的民歌和故事，包括一些当代事件如攻陷喀山、征服西伯利亚或斯捷潘·拉辛的起义。朝圣者和乞丐在圣祠创作宗教诗歌，尽管有那么多禁止，游乡艺人仍然在娱乐民众。研究通俗基督教的晚近历史学家描绘了一种复杂的混合：民间传说和魔法带着基督教教诲，创作出来的世界景象中有着各种非现实世界的神灵，既有好的也有坏的，里面充满了怎样处理现世麻烦的观念和做法，包括祈祷、魔法咒语和符咒，以及具有神奇功能的圣像。要注意的是，这种富有活力的通俗文化并不仅限于村庄或穷人。

《治家格言》（Domostroi）是莫斯科公国时期是最引人瞩目的出版物之一。此书作者据说是西尔维斯特，第一版大约是在1556年出版的。全书有63章，充满了说教。内容是教导莫斯科公国的家庭里的一家之长和其他成员如何合理地料理家事和过日子。书中的教诲体现了莫斯科公国时期俄罗斯社会的仪式主义、虔诚、严格和家长式管理等特点。让评论家们感到震惊的是，此书的作者——说作者们也许更确切——竟然以同样专横的口气来描写对圣三位一体的崇敬和保存蘑菇的方法。下面这段话可能是被引用得最多的：

在儿子小的时候惩罚他，那样他长大后就会很乖，就能给你的精神带来宁静。责打男孩子不会有什么坏处，因为用棍子打不会打死他，只会让他更健康：当你打他的身体的时候，你也就拯救了他的灵魂。如果你爱你的儿子，那就经常惩罚他，将来你会为此感到庆幸的。

如果说有着再明显不过的仪式主义和形式主义特征并且特别强调外表的重要性的《治家格言》被某些人视为是对莫斯科公国的某种概括的话，那么文学方面的其他事态，尤其在17世纪的某些事态，则体现了新的发展方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标准语的创新，比如“公文语言”的发展，它建立在莫斯科公国的口头惯用语之上，官方文件就以它写就，另外则是通俗语言逐渐渗透到文学之中，替代了咬文嚼字的斯拉夫俄语。阿瓦库姆17世纪70年代初期的自传，是俄罗斯文学的一块里程碑，它就是用朴实的口头惯用语写成。宗教写作在17世纪很繁荣。它们包括圣徒传尤其是圣徒节日历，这种日历载有圣徒们的生平，依据各位圣徒的节日来排列，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由马卡利奥斯总主教编撰的。它们还包括神学和宗教辩论的著作、布道书和其他题材。在乌克兰加入莫斯科公国之后，较有学识也较不封闭的乌克兰神职人员开始在俄罗斯文化复兴中扮演一种领导角色。

西方的俗文学逐渐在俄罗斯传播开来，一般经由波兰、乌克兰和巴尔干地区传入俄国，有时从西方直接传来。这些西方小说一般带有浪漫、说教或讽刺的特点，通常还充满了冒险情节，这些在古代俄罗斯宗教文学中通常是没有的。这些作品往往是围绕着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如七个智者的故事或特里斯丹和绮瑟 （ Tristan and Isolde ）的故事而展开的，它们使莫斯科公国的民众了解到了沙皇统治的王国里闻所未闻的骑士的世界、宫廷爱情和其他观念与习俗。不久，仿照西方模式创造的俄罗斯故事也出现了，例如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萨瓦·戈鲁岑（Savva Grudtsin）的故事和淘气包弗罗尔·斯科别耶夫（Frol Skobeev）的故事。这类故事深受大众喜爱。

拉丁语和波兰语的音律诗也从西方传入俄国，大部分是由波洛茨克的谢苗引介来的，他死于1680年。直到18世纪中期为止，音律诗一直是俄罗斯诗歌的主要形式。最初的戏剧演出是一些私人行为，1672年，沙皇阿列克谢下令建造一个宫廷剧院，剧院的导演是来自德意志的牧师约翰·格列高里（John Gregory）。不久，剧院的节目单上也有了俄罗斯人创造的戏剧，它们大多取材于《圣经》。

不仅仅是形式改变了。研究文化的历史学家们描绘了16世纪后期特别是17世纪俄罗斯文学中重大、甚至是激进的文化改变，尤其涉及个人和内在自我。德米特里·利哈乔夫特别强调俄罗斯文学和艺术中“发现了人类个性的价值”和“个人主义”的兴起。那些相对世俗的传说如关于戈鲁岑（Grudtsyn）和斯科别耶夫（Skobeev）的故事，以及宗教性的“生平”如伊丽安娜·奥索尼娜的传记和阿瓦库姆的自传，揭示了对日常生活经验、个人道德、人的情感和个人苦难等一种新的更为现实的关注。维克托·扎沃夫（Victor Zhivov）还描绘了17世纪俄罗斯文学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对道德完整、苦难个体和个人勇气的新的关注。他认为对于理解早期俄罗斯文学和文化来说，将世俗与宗教分开是错误的，因为这两者总是体现于相互联结。

艺术

封建割据时期和莫斯科公国时期的建筑、文学和整体而言的文化，彼此之间在风格上并没有明显的时代差异。在16世纪和17世纪，木头建筑和石头建筑都很繁荣。如前所述，贵族居住的房子和统治者居住的楼宇——俄语中称为“赫洛梅”（khoromy）——都是木制的，这两种建筑中的每一个独立的建筑物都是由许多独立的建筑单元组合成的，虽然这种建筑通常缺乏对称性，但建筑单元的多样性弥补了这一不足。这类建筑的杰作包括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在索尔维契戈德斯克（Solvychegodsk）的居所以及在莫斯科附近的科罗敏斯科耶（Kolomenskoe）村里的沙皇夏宫。俄罗斯木制建筑原则上特别强调各种小型的独立结构单元和精巧的几何形状的重要性，在莫斯科公国时期，这些原则在石头建筑上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尤其体现在教堂建筑上。

在克里姆林宫墙外和红场的尽头，有一个圣瓦西里教堂，该教堂用的是石质材料，却最成功地展现了上面所谓的木头建筑的风格。该教堂由来自普斯科夫的两位建筑师巴尔马（Barma）和波斯尼克（Posnik）在1555—1560年间建成，直到今天它一直令参观者目眩惊叹并激发起他们的想象力。这座教堂最初称为圣母祈祷大教堂，是由一个共同的地基上的九个独立的教堂组成的。九个教堂都是高高的八角形建筑，其中每一个教堂都由两个八角形叠加而成，较小的八角形结构立在较大的八角形结构的上面；中间的那个教堂由另外八个教堂围着，中间教堂的屋顶是帐篷形状的；形状各异、给人以惊人的视觉冲击的众多圆屋顶进一步突出了教堂的各个部分的多样性和独立性；明快的色彩和繁多的装饰增添了力量感，但也多少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虽然圣瓦西里教堂和它的前身——位于季亚科沃（Diakovo）村的、由五个小教堂组成的一个大教堂——在西方人的眼中既奇怪又不对称，但很多专家认为它们都是杰作，因为它们成功地将各个独立的单位融合成一个宏伟的整体。

17世纪下半期，巴洛克风格通过乌克兰传入莫斯科公国并很快得以普及，发展成为所谓的莫斯科公国的巴洛克或纳雷什金（Naryshkin）的巴洛克风格，后一名称得名于资助这种建筑风格的一个波雅尔家族。据说，俄罗斯人之所以特别钟爱巴洛克风格，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喜欢繁多的装饰。1693年建于菲里村（Fili）——现属于莫斯科——的教堂就是俄罗斯巴洛克风格的一个生动代表。

俄罗斯伟大的肖像画传统在16和17世纪继续着，但也很快就彻底消失了。当时出现了两个杰出的新流派：斯特罗加诺夫流派和沙皇肖像画派。前者受到东北地区的一个大商人家族的支持，大致活跃于1580年至1630年间。该流派的特点包括明快的背景、丰富的色彩、精致纤细的设计以及对各种装饰元素和金色的偏好，例如金色的轮廓线。事实上，斯特罗加诺夫流派的肖像画越来越像小型画，一位评论家曾认为，它们“即使不是伟大的艺术品，也是既可爱又极珍贵的小东西”。后来加入沙皇肖像画派并成为米哈伊尔沙皇最喜欢的画家的普罗科皮乌斯·契林（Procopius Chirin）也曾是斯特罗加诺夫流派的杰出成员。

沙皇肖像画派在17世纪下半期占主流地位。该流派获得了由能干而又开明的波雅尔波格丹·希特罗沃（Bogdan Khitrovo）负责的兵器署 的赞助。兵器署开办于16世纪早期，是一家兵工厂。用沃伊斯（Voyce）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成功地融合技术性、科学性、教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学院，里面设有肖像画和油画工作室、出售这些画的商店以及金器和银器作坊，同时仍不失其制造武器的初衷。”沙皇肖像画派发展出一种不朽的风格，体现了西方在透视和解剖知识方面的影响。谢苗·乌沙科夫（Simon Ushakov，约1626—约1686年）是该派的著名大师。我们至今仍不得不佩服他在作品中展示的娴熟的构图和准确的技法。为莫斯科的新圣母修道院（Novodevichii Convent）里的大教堂绘制的名为“世界的统治者基督”的肖像画，是他的代表作。

虽然莫斯科公国时期的俄罗斯肖像画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其声望和影响在整个东正教世界也达到了顶峰，但沙皇肖像画派仍然标志着这一古老艺术的终点。乌沙科夫因其将拜占庭和西方的元素融入自身的艺术的非凡能力而受到赞誉，他的同行们也是如此，不过艺术成就与他相比就逊色多了。不久，西方的影响席卷了东方。包括肖像画在内的世俗绘画开始在莫斯科公国流行起来。彼得大帝改革后，和所有其他文化领域一样，俄罗斯的艺术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当然，肖像画继续存在并发展成很大的规模，但只是作为一种工艺而非一门具有高度创造性的重要艺术。

壁画和书籍中的彩饰画在莫斯科公国也繁荣一时。实际上，17世纪下半期壁画经历了一番蓬勃的发展阶段，其中心是雅罗斯拉夫尔，后来发展到伏尔加地区的其他城镇。雅罗斯拉夫尔的两个教堂里的壁画是研究这项艺术的巨大规模和精细品质的最好地点：由古里·尼基京（Gurii Nikitin）、西拉·沙温（Sila Savin）和他们的13位助手共同绘制的先知伊利亚（Prophet Elijah）教堂的壁画，和由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夫（Dmitrii Grigoriev）等16人绘制的施洗者圣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教堂的壁画。后者创作于1694至1695年间，画中共有约4 200个人物，是世界上同类绘画中工作量最大的作品。书籍中的彩饰画艺术也繁荣一时。例如，16世纪曾用俄语出版了一套世界编年史，其篇幅巨大的第一卷里共有1 269个微型画，而该画而未画的空白处尚有710个。和肖像画一样，莫斯科公国时期的壁画和微型画也受到西方的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到了17世纪末，所有古代俄罗斯的绘画艺术都在迅速地被西方近代艺术所取代。还需要补充的是，在其他许多需要高超的技巧的艺术和工艺领域，如雕刻、搪瓷、制陶、珠宝和贵金属等方面，莫斯科公国也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富的遗产。

文化与教育

彼得大帝之前俄罗斯的文化程度一直引发争议，其原因是我们缺乏很好的来源加以衡量。当时的外国观察家和许多关键的俄罗斯上层人物描绘了彻底的文盲和无知，许多历史学家对此同意。与之相反，像19世纪后期的专家阿列克谢·索布莱夫斯基（Alexei Sobolevsky）这样的历史学家则认为阅读和书写的能力很普遍：地主中75%的人有文化，城镇居民中为50%，农民中也达15%。这两种极端看法都很可怀疑。这个问题如同许多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应追求一种适度的判断。无疑，莫斯科公国缺乏任何正式的基础教育体系。然而，文化可以通过教会或修道院中那些小型学校，或者是通过亲戚和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家庭教师来获得，尤其是在精英阶层中。档案研究发现17世纪后期识字课本和字母表的印刷有了相当的增长，尽管这个数量只够人口中一个很小的部分使用。以这样的证据作为基础，盖瑞·马克（Gary Marker）得出结论：文化程度正在增长，但“只有少数人具备阅读能力，书写则属于很少的少数人”。对17世纪膨胀中的官僚机构的研究也表明绝大部分官署雇员可以很好地阅读和书写，以完成他们的工作。无疑，如同没有某种启蒙的话，我们本章中讨论的莫斯科公国的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

尤其重要的是17世纪出现了较为先进的学校，特别是在乌克兰并入莫斯科公国之后。乌克兰的基辅对西方世界更加开放，那里的东正教不得不抵御天主教势力的渗透。基辅教会的总主教彼得·莫吉拉（Peter Mogila）或莫希拉（Mohila）在1631年仿照耶稣会士办的学院建立了一个学院。在莫斯科，1648至1649年间，一位名叫费奥多尔·伦季舍夫（Theodore Rtishchev）的波雅尔建了一座修道院并邀请了30个基辅的僧侣到那里教授斯拉夫语、拉丁语、希腊语、修辞学、哲学等方面的课程。1666年，波洛茨克的谢苗建了一所学校，由他本人教授拉丁语和人文学科。在他死后他的学生西尔维斯特·梅德韦杰夫（Sylvester Medvedev）重建了这所学校。1683年，一家印刷厂开办了一所教授希腊语的学校，该校的学生最多时达到230名。到了17世纪80年代后期，上文提到的梅德韦杰夫的学校和印刷厂的学校合并为一所斯拉夫语希腊语拉丁语学院，由博学的希腊教士爱奥安尼修斯·李呼迪（Ioannicius Lichud）和索弗洛纽斯·李呼迪（Sofronius Lichud）两兄弟领导。设立该学院是为了保护信仰、控制知识和传播知识。基辅和莫斯科是俄罗斯启蒙教育的显而易见的中心，在其他地方比如圣三一—圣谢尔盖耶夫修道院和诺夫哥罗德、哈尔科夫等城市，也有一些相对先进的教育。

莫斯科公国各个学校的课程彼此非常相似，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几乎没有科技类的课程。人文学科当中，历史教学进步最快。16世纪和17世纪，尤其是17世纪，出现了算术、历史、语法等科目的俄语课本，同时问世的还有俄语词典，甚至还有俄文版的初级百科全书。到这一时期末期的时候，西尔维斯特·梅德韦杰夫编纂出了第一本俄语书目。

西方的影响，自我批评的开始

不管我们对莫斯科公国的启蒙运动的评价有多高，事实仍然是：在很多方面莫斯科公国都落后于西方。俄罗斯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没有参与过近代早期的地理发现和科技进步。在军事上和在医药、采矿之类的实际工艺方面，差距最明显。然而，实际上差距无处不在。应该注意的是，莫斯科公国政府对西方及西方能够提供给它的事物的兴趣始终存在且不断增长。尽管存在着夜郎自大的偏见，莫斯科公国的社会也逐渐开始从“异教徒”那里学习新东西。

外交构成了莫斯科公国与其他欧洲国家明显的联系之一。虽然我们在前几章里追溯了俄罗斯外交关系中的一些重要事件，但在这里还是应该提及一下，即这些外交关系不仅关系到近邻如波兰和瑞典，也数度涉及了英国和荷兰这样的遥远国家，而且同后者的关系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例如，英国商人约翰·麦里克爵士（Sir John Merrick）曾居间帮助瑞典和俄罗斯谈判斯托尔博沃条约（Treaty of Stolbovo）。不那么愉快的事情也有过，在查理一世被处决后沙皇阿列克谢限制英国人到阿尔钦格尔进行贸易，他还以金钱和粮食接济被处决的国王的儿子即后来的查理二世。

许多外国人来到莫斯科公国并定居下来。伊凡三世统治时期出现了第一次移民高潮，之后移民的数量不断上升。16世纪末的时候，在莫斯科公国服务的外国人达到数百人，如果算上波兰人、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的话甚至达到了上千人，而沙皇军队中的外国人有2 500人之多。“动乱时期”这个数字有所下降，但到了米哈伊尔统治时期外国人的数目又开始回升。1652年，沙皇阿列克谢把莫斯科东北部的一块郊区拨给外国移民做专门的居住区，这就是所谓的“德国人区”。顺便提一句，俄语中“德国人”（nemets）这个词是从另外两个词“傻瓜”（dumb）和“哑巴”（nemoi）演化来的，这个词的意思后来不限于指德国人，而是指除了斯拉夫人和拉丁人之外的所有欧洲人。据17世纪70年代的一个访问者估计，约18 000名外国人住在莫斯科公国，其中大部分住在首都，也有住在阿尔钦格尔和其他商业中心及矿区的。

外国人社区的重要性，特别是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远非其数量所能及。除了从事俄罗斯的外贸以外，新移民还着手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制造业和工业。前面提到的外交官约翰·麦里克爵士致力于发展大麻种植和麻绳制造。荷兰人安德烈·维尼乌斯（Andrew Vinius）从事铁矿石的加工业并建立了俄国第一座近代意义上的钢铁工场。一个瑞典人在莫斯科附近建了一家玻璃厂。火药和造纸工场也建起来了。第二代的外国移民往往在发展俄国经济和个人发财致富这两方面都很擅长。外国人还担当起了军事专家、医生等专家角色。

俄罗斯精英阶层慢慢地、犹豫地转向各种西方方式。完全西化的人物如瓦西里·高利特欣（Vasilii Golitsyn）公爵一类，即使在17世纪后期也仍然很少；但变化的迹象却到处出现，甚至是在那些仍然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中。除了前面提到的阅读乃至编写世俗故事、建造巴洛克式建筑、绘肖像画以外，他们还开始吃色拉和芦笋，培植玫瑰花以及吸鼻烟和抽卷烟，尽管吸烟是被禁止的。西方的服饰开始普及；一些大胆的人还剪短了他们的头发和胡子。1664年出现了仿照西方模式的邮政服务。在沙皇费奥多尔统治时期，还有人建议“根据新的、欧洲人的方式”来对待穷人。

供彼得大帝表演的舞台已经搭好。然而，最后还应补充一点，即这位改革者对现存制度的全盘否定虽然很不寻常，但在莫斯科公国的历史上并非没有任何先兆。这里姑且不提从宗教角度出发的种种控诉，仅谈这个问题的世俗方面。一些世俗作家常常一边称赞莫斯科公国的政府形式，一边抱怨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公正，佩列斯韦托夫就是这样的人。更激进的批评家包括伊万·赫沃罗斯季宁公爵、格奥尔基·克里查尼奇（George Krizanic）和格列高里·科托希欣（Gregory Kotoshikhin）。赫沃罗斯季宁死于1625年，被称为俄罗斯第一个自由思想家。克里查尼奇是克罗地亚人，也是一个天主教教士，从1659年至1677年在沙皇的国度里生活了18年，他在那里写了九本关于宗教、哲学、语言和政治题材的书。他既高度评价了俄罗斯，视其为斯拉夫民族的天然领袖和拯救者，也猛烈批判了俄国社会明显存在的缺陷，特别是对外界的极度无知。他的作品在俄国当权者中很有知名度。科托希欣曾是俄国政府外交机构的官员，1664年因为个人问题而逃到瑞典，在那里又因谋杀了他的房东而于1667年被处决。在瑞典他用笔痛斥他的祖国，特别谴责了莫斯科公国的自负和欺骗，以及国民的封闭和无知。事实证明，他所谴责的体制比他的寿命长不了多少。 IVSB7W73njLj2pH0bQ/Cam7ZdDnRaekvHfC84bZdgC9Oq1XvY3z/Srs55tk2Kz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