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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米哈伊尔(1613—1645年)、阿列克谢(1645—1676年)和费奥多尔(1676—1682年)的统治

我们不能将17世纪与其前后的历史割裂开来,因为它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本质上说,这是一个为彼得大帝的改革迅速奠定基础的过渡时期。

米留可夫

用科斯托马罗夫 (Kostomarov)的话来说,“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位在如此凄惶的情境之下继承王位的新君主。而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Mikhail Fedorovich),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当选为沙皇的。”的确,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获得的就是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的统治权:包括首都在内的许多城市都惨遭战火蹂躏,国库亏空,国家财政也彻底崩溃。在阿斯特拉罕,查鲁茨基率领着一帮哥萨克和其他心怀不满的人,继续上演着在“动荡时期”司空见惯的那种在伪沙皇的名义下进行社会叛乱的戏剧,其阵营中有玛琳娜·姆尼什克和小罪人。很多游民,有时一股就多达几千人,继续四处抢掠。此外,俄罗斯仍在与波兰和瑞典交战,这两个国家分别占据着斯摩棱斯克和诺夫哥罗德及俄罗斯的其他疆土,并继续支持各自的沙皇候选人弗拉季斯拉夫公爵和菲利普公爵。

在这种情况下,十六岁的沙皇没有解散缙绅会议,而是保留它来帮助自己执政。尽管人员数次更迭,但是实际上缙绅会议在新君主统治的第一个十年内一直在参与政府管理。普拉托诺夫等人曾指出过,俄罗斯社会的“稳定”的各阶级和他们创立的君主制的联合是顺其自然的。米哈伊尔和波雅尔杜马的合作也非常密切。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他登基的时候曾向杜马承诺限制个人独裁,这是一个有趣的猜想,只不过没有证据。沙皇的幕僚中鲜有精明强干的人,而且最初主要来自他母亲的亲戚萨尔蒂科夫(Saltykov)家族。然而,1619年,米哈伊尔的父亲菲拉列特总主教结束了在波兰的囚禁生活回到莫斯科,并被选举为牧首,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人物。除了宗教上的尊荣外,菲拉列特还接受了“大君主”的封号。结果,国家出现了两位元首,而且政府文件也以两个人的名义签发。但是,菲拉列特的实权是建立在其能力、阅历尤其是坚强的性格之上的,这一性格使他能够支配相对弱势的儿子。1633年,菲拉列特去世,享年近80岁。

1613年及随后的几年内,最紧迫的问题是国内动荡、外敌入侵和财政崩溃。政府花了大约三年时间有效地控制了国内动乱,但新的叛乱仍不时出现。当局与哥萨克达成妥协,只要他们愿意编入政府军与瑞典人作战,就赦免他们。然后,他们着手将剩余对手各个击破。1614年,特别危险的敌人查鲁茨基、小罪人和玛琳娜·姆尼什克在阿斯特拉罕被击败。前两人被处死,玛琳娜·姆尼什克死于狱中。

总的说来,尽管不无代价,但是仍可以说米哈伊尔沙皇的政府在阻击外敌入侵和稳定国际关系上是成功的。瑞典在其新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又称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的率领下,占领了欧洲的其他地方,并于1617年在斯托尔鲍沃(Stolbvo)与俄国签订和平协定。根据协定,瑞典归还诺夫哥罗德及邻近的俄罗斯北部领土,但保留对芬兰湾沿岸的一片带状领土的控制,这样就进一步把俄国推离了海岸。此外,瑞典还得到两万卢布的赔偿。波兰野心更大,但在1617到1618年间弗拉季斯拉夫对莫斯科发动的一次无功而返的进犯之后,两国还是达成了谅解。根据1618年签订的有效期为14年的德乌林诺(Deulino)停战协定,波兰仍可占有斯摩棱斯克和俄罗斯西部的其他领土。正是根据这个协定,包括菲拉列特在内的俄国囚犯才被允许返回祖国。1632年协定到期后,两国战事又起。1634年,双方缔结了和约,波兰得以继续保持对俄罗斯西部土地的占有,还得到了两万卢布,但是弗拉季斯拉夫最终放弃了对俄国皇位的要求。

米哈伊尔统治期间俄罗斯南部边境也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1637年,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独自占领了远在亚速海岸边的土耳其要塞亚速夫。1641年,土耳其海陆大军卷土重来,经过四个月的大规模的激烈的围城战,哥萨克守住了要塞。击退土耳其军后,哥萨克将亚速夫献给了沙皇米哈伊尔。如果接受,和土耳其就难免一战。在特别就此事召开的1642年缙绅会议上,服役贵族的代表决定选择战争,但是商人和市民代表则以财政吃紧为由反对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皇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哥萨克不得不放弃亚速夫。俄国人夺取亚速夫的下一次努力,和夺取芬兰湾地区的企图一样,只好留待彼得大帝了。

相对于国内安全和国际和平来说,稳定财政就难得多了。米留可夫等人指出,俄罗斯国家灾难性的财政状况源于过度扩张及超出人民的经济承受能力的军政需求。“动荡时期”又加剧了财政资源的衰竭和财政制度的瓦解。极度窘迫的沙皇米哈伊尔政府使尽浑身解数来增加财政收入:回收欠款、增收新税和借贷。曾连续三次向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借钱,贷款额分别是3 000卢布、16 000卢布和4万卢布。1614年,一个特别税种“五税一”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开征。这个税的税基到底是个人财产的五分之一还是个人收入的五分之一,专家们还有争论,但其严苛性是显而易见的。后来,政府又两次征收过类似的税种“十税一”。大体上,政府为实施自己的行动聚敛了足够的资金。但到了米哈伊尔统治末期,财政再次陷入绝境。财政危机将继续困扰着继任的沙皇们。

身穿朝服、全副披挂的沙皇阿列克谢。这套披挂为俄罗斯皇室奉为神圣,象征着合法性的来源:肩膀上水珠似的装饰物是模仿拜占庭皇帝的肩饰制作的;“生命的十字架”里据信含有耶稣被钉死的那个十字架上的一片木头;莫诺马赫的皇冠据说是由拜占庭皇帝赠送给莫斯科公国的一位早期统治者的;左手拿着的、顶上有十字架的圆球和右手握着的节杖,作为王权的象征,既可以追溯到罗马也可以追溯到拜占庭;还有双头鹰。(来源:罗曼诺夫皇室)

阿列克谢和费奥多尔的统治

1645年,48岁的米哈伊尔去世。他十六岁的独子阿列克谢继任沙皇。尽管他脾气暴烈又时常冲动,他还是作为“安静的人”(Tishaishii)而闻名,他给当时很多人和以后的历史学家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在其对这位沙皇的性格的出色的分析中,克柳切夫斯基称阿列克谢为“最仁慈的人、荣耀的俄罗斯灵魂”,把他视为俄罗斯文化的典范和使俄国对西方再次产生兴趣的开拓者之一。克柳切夫斯基的这个著名分析虽然不无溢美之词,但是沙皇确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在与他人交往时非常敏感和谨慎,身为专制君主却毫不独断专横。阿列克谢是在俄罗斯宗教传统中长大成人的,是一位虔诚且博识的教徒,终其一生严守斋戒和其他教会仪规。同时,他对西方和西方文化也逐渐产生了兴趣,包括西方的建筑和戏剧,其中戏剧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这位沙皇喜欢写作,留下了很多迷人的信札。

阿列克谢从1645年到1676年的长期统治一点都不平静,常常是旧波未平新波又起。此外,尽管沙皇是个有魅力的人,但是他生性软弱,尤其是在早期过度依赖于皇室贵胄和幕僚,而他们却常常让他失望。大贵族鲍里斯·莫洛佐夫(Boris Molozov)是阿列克谢的导师,也是其连襟,有亲西方倾向。伊利亚·米洛斯拉夫斯基(Elijah Miloslavsky)公爵是阿列克谢的岳父。这两个人在新君上台后都成为显赫的权贵。莫洛佐夫精明强干,为了充实国库,他提高盐税并出售烟草,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到那时为止吸烟仍然是被禁止的,出售烟草也遭到教会的反对。他手下的一些人还抢劫百姓。自私狭隘、贪得无厌和腐败堕落则是米洛斯拉夫斯基及其小集团的代名词。

1648年5月和6月,被激怒的莫斯科居民发动了一场大骚乱。开始时是工匠和商人,但很快就有士兵(streltsy)和一些贵族加入。市民们向年轻的阿列克谢沙皇提交一份请愿书,抗议这座城市的糟糕管理,尤其是重税负担。与父亲般慈爱的传统相反,阿列克谢不但拒绝接受民众的请愿书,而且下令捕人。很快,大批人群就走上街头,袭击统治阶层人物的家宅和财产。一些官员遭遇了民众的野蛮私刑或被处决,尤其是管理这座城市的大臣官署的首脑,但莫洛佐夫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双双逃过一死。来源有着争议的大火烧毁了莫斯科大片区域。常常是因莫斯科骚乱新闻起了刺激,反叛也席卷了许多其他城镇。1650年,反对富有商人和城市官员的新骚乱出现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后被都城派去的军队镇压。

然而,不满和反叛仍在继续,尤其是针对政府要筹钱的持续努力,政府急需钱来支撑新的战争。不仅各种税增加了,而且政府还试图通过用掺铜降低银币成色的手段来增加货币。事实证明其效果不比采取类似举措的其他国家更好:引发了通货膨胀、更严重的金融混乱和1662年的“铜币暴动”。阿列克谢统治时期最大的一次起义是斯捷潘·拉辛(Stepan Razin)领导的,发生于1670年到1671年的这次起义以民歌和传说的形式被人民代代传颂。这次起义和“动荡时期”的下层民众起义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拉辛是顿河流域的一个哥萨克团伙的首领,他最初出名是因为他是沿里海和伏尔加河下游洗劫波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勇猛的江洋大盗。在顿河地区的哥萨克人中,对莫斯科的不满在增长,这部分是因为政府施加着强大压力,要把那些逃到哥萨克土地的农奴归还回去,不这样做就进行物质制裁。1670年春天,拉辛率领他的哥萨克沿伏尔加河上行,宣布的目标是要根除莫斯科的“波雅尔—卖国贼”。他的运动以一种颇为含糊但很有煽动性的意识形态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这种意识形态更吻合后来那些哥萨克和农民起义,而不是此前的动荡时期。其目标就是:以“好沙皇”的名义,将富人和有权者中那些“邪恶”者从权力中赶出去(这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个人,判断标准是依据推测的他们的行为)——对于君主的目标和被压迫的普通民众来说,这些人就是“卖国贼”;从而给普通人民以“自由”。一位英国旅行者这样描绘拉辛的主张:“承诺摆脱了波雅尔或贵族轭套的自由和拯救,他说这些波雅尔或贵族是国家的压迫者。”所有的叙述都承认这次起义极度残忍——可以与政府镇压这次和其他起义的残忍相比,起义者实实在在地把自己的敌人撕开,把他们的尸体砍碎。除了到处烧杀劫掠外,这些暴力行动还被视为一种象征姿态——许多民众革命的典型特征,以清除特权和压迫的社会,重新分配财富和象征性权力。这场哥萨克起义吸引了大批各类追随者,不仅是更多的哥萨克,还有驻防士兵和市民(他们常常欢迎反叛),包括一些女性、农民和生活在伏尔加河地区的非俄罗斯人以及非基督徒民族,尤其是楚瓦什人、莫尔多瓦人、毛伊人和鞑靼人。人们认为,所有这些反叛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正在增长的莫斯科公国的共同怨恨,对这个国家正在蚕食传统的自由的愤怒。起义最高峰时,队伍可能已经壮大到20 000人。起义者夺取了从阿斯特拉罕到辛比尔斯克郊区的伏尔加城镇。在这里,政府正规军,包括几个受过西式训练的团,终于阻止了这支杂色衣服的部队。拉辛和他的一些追随者逃往顿河地区,但他于1671年被当地哥萨克当局抓获并送到莫斯科,他在那里遭受酷刑,后在红场上被四马分尸。几个月后,这场起义的最后中心阿斯特拉罕投降。

除了镇压起义之外,政府还采取措施改善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以平息民愤。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颁布了一部新的法典,即1649年的《会议法典》( Ulozhenie )。经由1648年特别召开的缙绅会议原则同意、由缙绅们选出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制定的这部新法典,是自1550年以来俄国法律的第一次系统化。它远远进步于以前的法律,直到1835年才被取代。

1654年发生了一件具有更伟大更深远意义的大事:俄国的统治扩张到了乌克兰。我们知道,1569年以后这个国家实际上处在波兰而非立陶宛的统治下。归属波兰意味着建立在贵族的排他性特权和老百姓的受奴役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的压力增加了,同时天主教势力也给信仰东正教的乌克兰人民带来压力。1596年之后,宗教问题日益尖锐。就在这一年,布列斯特同盟形成,所谓的联合教会也就诞生了。这个教派承认罗马的权威,却在其仪式和习惯中基本保留了东正教的成分,在宗教活动中使用斯拉夫语。尽管东正教世界在布列斯特同盟问题上已经四分五裂,相互之间势如水火,但是波兰政府仍一厢情愿地认为,同盟是完全成功的而且在国家的东部地区联合教会业已有效地取代东正教。但实际上,虽然波兰国内的大部分东正教主教支持合并,大多数东正教徒却并非如此。于是在乌克兰形成了两个教会竞争的局面。东仪天主教有政府的支持但也只有政府支持;东正教遭到政府的反对甚至迫害,却得到民众的支持。普通东正教徒之间的同教情谊和一个由信奉东正教的大土地所有者组成的人数不多、日渐式微却仍有影响力的集团支持人民的教会。

哥萨克也介入了冲突。16世纪中叶前后,所有哥萨克中最著名的一支、第聂伯河流域的哥萨克在第聂伯河的激流附近的一个岛上建立了自己的设防营地,名曰“谢契” (Sech),乌克兰语中称“西契”(Sich)。以此为基地他们以超乎想象的勇猛到处发动袭击,尤其是对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土耳其。赫鲁谢夫斯基(Hrushevsky)和其他乌克兰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有详细的描述。哥萨克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既有军事性又有民主性。他们的官员选举产生,重大问题由所有哥萨克都参加的大会集体决定。波兰政府发现控制哥萨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斯捷潘·巴托雷和他的继承者给了他们相当大的自治权,但也给他们的“领导人”建立了明确的组织,把这些人列名于特置的表册,给予官方认可。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既享有自治权也被新的组织所约束的“在册哥萨克”。所有其他哥萨克则仅仅被作为农民来对待。在帮助发展哥萨克上层与波兰贵族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方面,波兰政府的政策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这些势大根深的哥萨克仍然保持着与乌克兰人的种族和宗教联系,特别是宗教联系。在册哥萨克、特别是他们的指挥官们的这种暧昧处境再次影响了他们的行动。例如,哥萨克的盖特曼(Hetman)——即他们的总司令——彼得·萨加达契尼(Peter Sagaidachny)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加强和保护乌克兰的东正教会,另一方面在很多问题上又支持波兰政府的政策。不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斗争日渐深化的过程中,总体来说哥萨克是站在人民一边的。如果说盖特曼和在册哥萨克——1625年扩充后人数达到6 000——在和波兰的联合中得到过一些好处、因而经常陷于分裂的忠诚之中的话,那些数倍于他们的未注册的哥萨克和农民在波兰只看到了农奴制和天主教,他们没有动摇的理由。

从1624年到1638年,乌克兰连续发生多次哥萨克和农民的起义。经过巨大努力和数次失利后,波兰政府和军队才最终取得胜利。波兰政府的无情镇压最终也只得到了不超过十年的服从。1648年,乌克兰人民在能干的领袖博格丹·赫麦尔尼茨基(Bogdan Khmelnitsky)的率领下又起义了,史称“乌克兰解放战争”。在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援助下,起义者打过几次漂亮的胜仗,两次与波兰政府签署协议但都流产了。最后,乌克兰人转向莫斯科。在1625、1649和1651年,乌克兰都请求过俄国的援助,但遭拒绝,因为如果答应的话就意味着和波兰开战。然而,1653年的缙绅会议敦促沙皇阿列克谢同意将盖特曼博格丹·赫麦尔尼茨基及其全部军队“连同他们的城市和土地”归于自己的主权之下。专家们认为,莫斯科之所以最终愿意支持赫麦尔尼茨基与波兰—立陶宛作战,或许可以归因于波兰在败给哥萨克人之后军力相对削弱,尤其是想重新获得被立陶宛拿走的俄罗斯土地,由于这场战争的缘故,这些土地现在防守较弱了。

1654年1月,在佩列亚斯拉夫利(或佩列亚斯拉夫),一个重要然而有争议的条约签署了,它把乌克兰哥萨克人和它的土地并入了与莫斯科的联盟。这个协定由赫麦尔尼茨基领导的“拉达”也就是会议签署,另一方则是莫斯科沙皇的代表。最终的文本没有留存下来,学者们仍然在争议——有时甚至很激烈:所同意的到底是什么?双方内在的意图与设想是什么?我们知道,赫麦尔尼茨基曾考虑甚至商谈过其他的选择,包括加入波兰—立陶宛联邦,或者是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国。最有前景的选择看来是忠于莫斯科沙皇。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在回到这个联盟时,哥萨克人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自治和权利,超过了能够从波兰或土耳其那里赢得的。历史学家沙希利·普洛奇(Serhii Plokhy)将此描绘为“全体哥萨克人集体特权的确认,对哥萨克独立州的国际承认”。其他历史学家则坚持认为这个新的协定代表着对莫斯科权威的无条件接受。无疑,这看来也就是莫斯科对这个交易的理解:哥萨克人完全的“降服与忠诚”——当新的哥萨克首领宣誓时,阿列克谢坚持要有这样的话。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和几个世纪中,乌克兰人有了很好的理由来抱怨俄罗斯政体,它最终完全废除了当乌克兰人宣誓效忠莫斯科沙皇后保证给予他们的相当程度的自治,沙皇给他们强加或有助于强加了许多重负和限制,包括农奴制和一些意在抑制乌克兰书面语言和文化发展的措施。与此同时,乌克兰人也将在莫斯科政体和文化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与西方走得更近。许多乌克兰人尤其将自己界定为俄罗斯西化改革的主要支持者。

作为对新的哥萨克—莫斯科联盟的回应,波兰—立陶宛对俄罗斯宣战。这场残酷的十三年战争——其中包括瑞典的一次干预,以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Andrusova)条约》而结束。这场战争一个非常重要的效果反映在这个条约中,那就是莫斯科公国的进一步扩张。第聂伯河成为波兰—立陶宛与莫斯科之间的界河,左边的乌克兰放弃给了莫斯科,右岸的乌克兰仍归波兰。位于右岸的基辅则是例外,它得有两年处于莫斯科的统治之下。事实上基辅被莫斯科统治超过了这个商定年限,斯摩棱斯克也是这样,由沙皇统治了十三年半;1686年的条约则确定了俄罗斯对这两个城市的永久拥有。俄罗斯还与瑞典打了一场不分胜负的战争,这场战争结束于1661年。为了捍卫在乌克兰的新收获,俄国还卷入了一场与土耳其的漫长冲突,直到1681年。在乌克兰历史上,佩列亚斯拉夫利的合并、1657年博格丹·赫麦尔尼茨基的死亡及《安德鲁索沃条约》签署之后的历史被生动地描绘成“大毁灭”,其复杂性堪与俄罗斯的“动荡时期”相伯仲。种族、地理和忠诚对象上均被分割的乌克兰人追随着各自的、相互竞争的领导人,后者通常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利用波兰来反对莫斯科,盖特曼彼得·多罗申科(Peter Doroshenko)甚至向土耳其效忠。连年不断的战争使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然而,莫斯科对左岸乌克兰的统治保留下来了。随着时间的流逝,1654年安排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大。

阿列克谢统治后半期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牧首尼康(Nikon)推行的教会改革和由此带来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尼康此人值得注意。他出身农民,精明强干,拥有极其坚强的性格和支配欲。后来他引起了沙皇的注意和好感,当上了诺夫哥罗德总主教,并于1652年成为牧首。这位性格坚强的神父从此开始向年幼且软弱的君主施加强大的个人影响力。阿列克谢甚至授予尼康“大君主”的头衔,沙皇米哈伊尔也曾授予其父亲菲拉列特牧首以同一个非同寻常的荣誉称号。新牧首主张一种在西方天主教世界里广为流传、但在东正教世界里却是异乎寻常的观点,即教会高于国家。他还努力把自己的权威凌驾于君权之上。当这个观点被人指责为天主教的异端时,他的回答也是极有个性的:“如果教皇是对的,为什么不去尊敬他呢?”尼康在他的权位上滑得太远了。1658年,阿列克谢和他的这位严苛的同事兼导师争吵起来。最后,1666—1667年召集的、由东正教所有的大主教参加的教会委员会决定免去尼康的一切职务。这位前“大君主”在遥远的修道院的流放中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

大主教尼康有关经书和教会礼仪的改革措施带来了最持久的影响,但也在俄罗斯教徒们中间导致了永久的分裂。关于使许多人感兴趣的“旧信仰”话题,在以后论及莫斯科公国时期俄罗斯的宗教时将给予完整的讨论。但在此还是有必要提及一个事实:那个在1666—1667年召开的宗教会议,一方面谴责尼康,一方面又全力支持他的改革。沙皇阿列克谢统治的最后十年是在宗教冲突和迫害中度过的。

阿列克谢的继任者是其首任妻子所生的费奥多尔,他14岁时成为沙皇,20岁去世。他身体羸弱、资质平庸。有趣的是,他所受的教育不但包括俄语和教会斯拉夫语,还由博学的神学家和作家、波洛茨克的谢苗教过他拉丁语和波兰语。费奥多尔于1676—1682年的短暂统治期间的主要政绩是废除了门阀制。1682年,这项繁冗而又漏洞百出的官员委任制度终于消失了,这就为日后彼得大帝的改革和统治扫清了道路。有关门阀制的档案也被付之一炬。 a9qnTJ3owDcL491DHBHCzIVTCX1oQGg6ZppiQxgTYtkJRSxjRB98UdyzvtZq9N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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