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动荡时期（1598—1613年）

主啊！拯救你的子民吧！保佑你的选民吧！……保护这座城市和这座神圣的庙宇吧！保护每一座城市和每一寸土地吧！让它们远离瘟疫和饥馑，远离地震和洪水，远离熊熊烈火，远离刀光剑影，远离外敌进犯和内战的困扰吧！

东正教祈祷词

“动荡时期”指的是17世纪初俄国所经历的一段动荡不安、纷争不止和充满痛苦的历史，大体上是从1598年鲍里斯·戈东诺夫继承俄罗斯皇位开始，到1613年米哈伊尔被选为沙皇、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为止。根据研究“动荡时期”的最伟大的学者普拉托诺夫的看法，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划分成三个连续的阶段，依次为王朝阶段、社会阶段和民族阶段。这种划分马上就显示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同样，普拉托诺夫是在19世纪结束时写作的，从那之后，学者们就在争论怎样最好地解说这个动荡时代的那些事件，尤其是这主要是一场社会和阶级冲突（经典马克思主义定义中的“农民战争”），还是一场“内战”？——这种观点强调垂直而非水平的分割。这两种模式也低估外部干预的重要性，这是革命之前的俄罗斯和斯大林时代苏联史学的关键特征，视这些冲突主要植根于内部问题之中。

王朝方面的问题来源于沙皇费奥多尔去世后俄罗斯的统治家族绝嗣的现实。在俄罗斯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没有自然的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俄罗斯没有“王位继承法”，因而出现了众多觊觎王位的家伙。可俄国人又在四处寻找新的统治者，而且很明显他们将宝押在和已经消亡的王朝有关联的人身上，这就让五花八门的诡计和胆大包天的冒充大行其道。凡此种种使王位继承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王朝问题的出现是因为继承人的突然空缺，而民族问题主要是源于俄罗斯在其西部和北部边境数百年来所卷入的冲突。波兰，在较次程度上还有瑞典，都感到应当好好利用一下俄罗斯突然衰弱所提供的机会。波兰的卷入，特别是其在“动荡时期”的插足，反映出了东欧历史的一些主要和潜在的问题。

但是，社会阶段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因为正是这一时期社会的涣散、冲突和解体才使得王朝问题如此严峻，而且为外国的阴谋和进犯打开了方便之门。可以把“动荡时期”仅仅当作莫斯科公国崛起过程中伴随着的种种张力和混乱的最终爆发来理解。经常有一种看法认为，与西欧国家的历史相比，俄罗斯的历史发展显得粗糙、简单，这一点特别表现为，俄国的社会结构缺乏某种复杂性和差异性。对于这一看法，我们既不能轻信，也不宜忽略。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把臣服于金帐汗国的诸罗斯封国的制度理解为萌芽中的且不成熟的封建主义，可能会更恰当些。莫斯科的崛起意味着俄罗斯社会关系的进一步简化，而且是剧烈的简化。

为了扩张领土，也为了保卫日益膨胀的疆土，莫斯科政权依赖于一个服役的阶级，也就是为国从军和为政府承担行政工作及其他公差的人。这些后来被称为服役贵族或简称为贵族的人都依赖自己的地产为生。封地制度，即以服役为条件而授予土地的做法，就这样成为俄罗斯社会秩序的基础。征服诺夫哥罗德之后，不懈地寻求适合做封地的土地的莫斯科政府没收了诺夫哥罗德的波雅尔的大部分地产，甚至还没收了诺夫哥罗德教会的一半地产。拥有世袭地产的地主们也不得不为国家效力，这一点请读者务必记住。俄罗斯的急速扩张和在除了北部和东北部之外的所有边境进行的战争将政府和人民的资源消耗殆尽。莫斯科当局使尽浑身解数招徕服役贵族。“政府急需适合服兵役的人，传统的服役贵族阶级已不敷需要，因此，所有符合条件的人，不管其身份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也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被政府选中，并被安置在封地上。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来自俄罗斯社会中所有能够满足服军役的需要的阶级。”这样一来，譬如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地区的小地主们和数量不断增加的蒙古人——他们当中很多人甚至还未曾皈依基督教——都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服役贵族。

随着莫斯科成功地统一俄罗斯和封建诸侯的消逝，王公们和波雅尔们已无力对抗莫斯科的集权和专制。实际上，很多人未能反抗就被恐怖的伊凡残杀。但是，莫斯科的君主们对旧有的上层阶级所轻易得来的胜利也遗留了一些问题。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后遗症是，莫斯科政府过快地取消了封建领主的一切统治，快到来不及提供有效的替代品。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社会框架的弱化成为“动荡时期”的部分起因。鲍里斯·戈东诺夫死后波雅尔对沙皇权威的下降所作的反应，也是导致动荡的一个因素。

随着莫斯科国家的扩张，出现了行政权力和各种制度的集中和统一的趋势，其他阶级的利益都要服从服役贵族的利益，城镇也未能幸免。它们成了行政和军事中心，在这一过程中地方自治政府、商业原则和中间阶级总的说来成了牺牲品。这种转变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尤为剧烈，但是类似的改变比比皆是。

然而最重要的后果是农民地位的恶化，他们是最大的人口群体。他们得在服役贵族的庄园里干活，因此这一阶级的得势直接、迅速地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很显然，服役贵族的日渐强大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有土地和农民通过封地制度的中介落入他们手中。贵族地主本身也深受繁重的国家赋役之苦，因此他们变本加厉地搜刮农民。此外，特辖制给本已不堪重负的俄罗斯中央地区的农业经济带来彻底的灾难。曾在恐怖的伊凡统治的后半期出现的饥荒也在可怕的1601到1603年间重现。

很多农民企图逃跑。俄罗斯对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的征服打开了东南方的大片沃土。政府最初鼓励向此地移民以巩固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但是这项政策无法与服役贵族的利益调和，因为如果想维持他们的主人为国效力的能力就不得不阻止农民的逃亡。因此，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内，莫斯科当局横下心来，决定确保服役贵族有足够的劳动力。原先法律允许的移民终止了。国家还试图控制教会对土地的占有，尤其禁止贵族把任何一寸土地转让给教会。农奴制度就这样在俄国完全确立了。农奴制度的长期发展过程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论及，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政府竭力维护服役贵族的利益，与农奴制的确立有很大关系。

沉重的经济压迫和权利的不断丧失促使农民们不顾所有的禁令继续逃往边境地区。特辖制的毁灭性影响是导致不得安宁、背井离乡和心怀愤懑的下层人民不断增加的又一因素，而在“动荡时期”起了重大作用的正是这些人。此外，一些逃亡农民成了哥萨克 。“哥萨克”一词最早出现在1444年的编年史中，指的是当时刚开始出现的、聚集在遥远的边境地区、管辖权交叉的地区和控制权不确定的地区的、自由且好战的冒险家群体。凭着武装组织、军事技巧和冒险精神，怀着对莫斯科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仇恨以及和广大民众的天然联系，哥萨克成了“动荡时期”的另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

对俄罗斯政权心怀不满的还有众多被征服的民族和部落，尤其是在伏尔加河流域。身为特权阶层的贵族也对严苛的政府啧有怨言。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俄罗斯太大了，各地有各地的情势和问题，因而“动荡时期”的事态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地区性的。例如，在北部地区不存在边防问题，也几乎没有贵族和农奴。一个简短的概述只能对这些区域性差异以有限的关注，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必须参考更专业的文献，尤其是普拉托诺夫的著作。

“动荡时期”的王朝阶段：鲍里斯·戈东诺夫与第一位伪德米特里

随着费奥多尔的去世，留里克王朝灭亡了。俄国人不得不寻找新的沙皇。通常认为鲍里斯·戈东诺夫始终大权在握，但只是在由特别召集的缙绅会议选举了他、并在牧首、神父们和民众一再恳请之后，他才正式继承皇位。事实证明他是一位睿智且能干的统治者，更确切地说他在继位前后都是如此。鲍里斯·戈东诺夫对学习西方很感兴趣，甚至考虑过在莫斯科建立一所大学，只是因为神父们的反对而作罢。但是，他还是派了18位年轻人出国留学。在对外政策上，鲍里斯·戈东诺夫与其他国家保持着和平关系，并且与英国和汉撒同盟缔结了商业协定，以此来促进贸易发展。

尽管这位君主勤勉理政，但是鲍里斯·戈东诺夫从1598年到1605年间的短暂统治还是充满了悲剧。1601年，干旱和饥荒给人民带来灾难。1602年，庄稼歉收。1603年歉收更加严重。饥荒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瘟疫随之蔓延开来。尽管政府尽力免费救济莫斯科的市民，直接给其他城市提供物资援助，为赤贫户安排工作，但在灾难面前，所有这些措施都无济于事。据估计，仅仅首都地区就有10万多人死去。人们饥不择食，树皮草根、动物尸体都被塞进肚子，甚至还出现人吃人的现象。绝望的人们成群结队涌入乡村，到处洗劫，有时会和政府军冲突。这类事情逐渐成为“动荡时期”的典型景象。

就在这时，关于鲍里斯·戈东诺夫弑君篡位、罪行累累致使俄罗斯遭到天谴的谣言不胫而走。据说是他密谋杀害了德米特里王子。还有谣言说被杀的实际上是另一个孩子，而王子逃过了此劫，并会重返俄罗斯收回他的合法继承权。很快，“王子”现身了。很多历史学者认为，伪德米特里其实是一个叫做格列高里·奥特列比耶夫（Gregory Otrepiev）的年轻人，他出身服役贵族，曾做过修道士，后来离开了修道院。极有可能，他相信自己就是真正的德米特里王子。1601年和1602年早期他显然住在莫斯科，但在当局因他坚持自称王子而决定抓捕他时，他逃到了哥萨克那里。接着他出现在立陶宛，并在那里重申他就是恐怖的伊凡的儿子德米特里公爵。波兰政府并没有给予官方承认，他只是从一些耶稣会士与一部分立陶宛和波兰贵族那里得到支持。他还爱上了一个波兰贵族的女儿玛琳娜·姆尼什克（Marina Mniszech）。他对耶稣会士承诺将在俄罗斯提倡天主教。尚不清楚莫斯科的波雅尔在伪德米特里得势的过程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尽管缺乏足够的证据，很多历史学家还是断言，为了颠覆鲍里斯·戈东诺夫的统治，一些举足轻重的波雅尔派系私下里支持伪德米特里。事实上，整个伪德米特里这出戏被视为波雅尔的作品。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鲍里斯·戈东诺夫转而猛烈地反对他周围的波雅尔，在1601年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实实在在的清洗。1604年10月，伪德米特里率领1 500名哥萨克、想投机发财的波兰士兵和其他冒险家侵入了俄罗斯。

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胆大妄为的冒险竟然成功了。尽管鲍里斯·戈东诺夫通过将伪德米特里开除教籍、由格列高里·奥特列比耶夫的叔叔就其人的真实身份出面作证等手段，竭力证明德米特里王子已经去世，这个自称沙皇的家伙是个冒牌货和罪犯，但是伪德米特里宣布自己是真正沙皇的声明还是奏效了。俄罗斯南部的很多地区，包括像契尔尼戈夫这样的中心地区，都欢迎伪德米特里。许多地方的当局和民众犹豫不决，但最终也还是随波逐流。事实证明，对这个伪沙皇的事业来说，莫斯科政权引起的怨声载道和动荡不安比波兰和立陶宛的援助更有价值。伪德米特里的杂牌军屡遭败绩，却总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另外，伪德米特里还得感谢幸运之神赐予他的良机。1605年4月，当这个僭越者在军事上似乎大势已去的时候，鲍里斯·戈东诺夫突然去世。不久，他的司令官费奥多尔·巴斯曼诺夫（Theodore Basmanov）投靠了伪德米特里。鲍里斯·戈东诺夫的遗孀与其年少的儿子和继位者费奥多尔被废黜，接着在莫斯科被暗杀。1605年6月20日，伪德米特里高奏凯歌进入首都。

人们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相信真正的沙皇已经奇迹般地回来继承先皇的遗位了。在戈东诺夫家族被推翻前夕，瓦西里·舒伊斯基公开推翻了他过去的证词，声称德米特里王子在乌格利奇逃过了刺杀，被杀害的是另一位孩子。1605年7月，德米特里王子的已化名玛尔塔（Martha）、作了修女的母亲被带出来确认她的所谓失散已久的孩子。在一次温情脉脉的团聚中，她承认这个人就是她的亲生儿子。费奥多尔·巴斯曼诺夫等伪德米特里的追随者取代了戈东诺夫的人，成为新沙皇的宠儿。伪沙皇的首批支持者之一、希腊神父伊格纳修斯（Ignatius）取代了鲍里斯·戈东诺夫的朋友约伯成为牧首。新沙皇将波雅尔从其前任统治的最后几年里所遭受的凌辱、监禁和流放中拯救出来。菲拉列特（Philaret）也获得了新皇的恩宠。他原名费奥多尔·罗曼诺夫（Theodore Romanov），曾被迫屈从于鲍里斯·戈东诺夫的淫威，出家做了修士，做过北方的一个修道院的院长。此时，菲拉列特成了罗斯托夫的总主教。

据说伪德米特里的形象很不讨人喜欢：水桶腰，胳膊一长一短，红头发根根直竖，脸上有一颗大瘤子和一个丑陋的大鼻子，表情阴郁冷漠。但是，他的优点同样存在，包括不可否认的勇气、超凡的智慧和能力。他拒绝成为任何人的傀儡，尤其拒绝兑现允许天主教进入俄罗斯的承诺。他没有照他以前的种种承诺行事，反而提出了将土耳其人赶出欧洲的宏伟计划。

新君主的举止使莫斯科人感到沮丧。伪德米特里屡屡违反传统和规矩。他不去教堂做祷告；下午也不睡午觉，却装扮成波兰人的样子，一个人满街闲逛。沙皇的波兰随从们更是惹是生非：他们吵吵嚷嚷，盛气凌人，而且普遍瞧不起俄国人。俄国人也怀疑他们，憎恶他们，视其为敌人和异教徒。但在普拉托诺夫和其他很多专家看来，伪德米特里遭到反对的主要原因非常简单，他的使命已经完成，波雅尔们已经利用他成功地干掉了戈东诺夫家族，现在该轮到他被干掉了。

几乎是在伪德米特里刚刚得逞之后，瓦西里·舒伊斯基和他的兄弟们就开始散布谣言说新沙皇是个冒牌货。他们被逮捕并被处以死刑，但又被改为流放。几个月后，仁慈的沙皇完全赦免了他们。在一些专家看来，这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表明伪德米特里确信自己是皇位的真正继承人。此人统治期间的又一件大事即他的婚事加剧了形势的紧张。1605年11月，在克拉科夫，伪德米特里和玛琳娜·姆尼什克订婚了。在订婚仪式上，新郎的代理人阿塔纳西乌斯·弗拉西耶夫（Athanasius Vlasiev）让所有在场的人吃了一惊，因为他拒绝回答有关沙皇是否和其他女子有过婚约这样一个纯粹礼仪性的问题，借口是他没有得到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指示。1606年5月2日，玛琳娜来到莫斯科。5月8日婚礼举行。然而，玛琳娜仍然是天主教徒，她又带来一大群波兰人。于是波兰人和俄罗斯人间的口水战和冲突越来越多。

一切准备稳妥之后，5月26日夜，瓦西里·舒伊斯基公爵、瓦西里·戈利岑（Basil Golitsyn）公爵和其他贵族们率领驻扎在首都附近的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进入莫斯科。他们一开始打的旗号是将沙皇从波兰人手中拯救出来。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沙皇本人也被公然指责为僭越者。宫廷侍卫寡不敌众。伪德米特里试图逃跑，被叛乱者抓获。显然是在乌格利奇的德米特里王子的母亲即修女玛尔塔说服了射击军、使他们相信沙皇的确是假冒的之后，射击军的一个士兵才杀死了伪德米特里。费奥多尔·巴斯曼诺夫及两千或三千个俄国人和波兰人在政变中被杀。牧首伊格纳修斯也被废黜。

戈东诺夫家族和他的对手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仅仅是同党的认可和一批莫斯科群众表示批准的呼声中，瓦西里·舒伊斯基公爵成了沙皇。新君主作了某些意味深长的承诺：未经波雅尔杜马表决，不会处决任何人；罪犯家庭中无罪的成员不会受到连坐；不承认任何未经详尽调查的指控；诬告他人者将受到惩罚。一些历史学家将瓦西里·舒伊斯基的声明解读为对君主专制的有效制约。尽管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但是沙皇的承诺的确反映出他和波雅尔的密切关系，以及为获得最起码的保障，波雅尔们所付出的努力；这种保障旨在确保他们免受类似恐怖的伊凡和鲍里斯·戈东诺夫那样的君主所施加的迫害。此外，新君主统治下的波雅尔看来确实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他们在和他交往时不再唯唯诺诺，甚至不时地顶撞他。

政府竭力要人民相信，伪德米特里是冒牌君主，说他是通过巫术攫取王位的，说他是使用暴力才迫使修女玛尔塔及其他人违心地承认他是真正的王子。伪德米特里被曝尸红场示众，然后焚烧，骨灰被装进炮筒，朝着波兰的方向发射。为了说服民众，政府又作了一次异乎寻常的努力：1606年6月，乌格利奇的德米特里公爵被封为圣徒，他的遗骸被迎回莫斯科。

社会阶段：博洛特尼科夫起义与第二位伪德米特里

随着伪德米特里的被废除和处死，各级政权被进一步削弱，各种不满和反抗的势力如火如荼。在十三个半月的时间里，俄罗斯经历了四位沙皇的统治，即鲍里斯·戈东诺夫、费奥多尔·戈东诺夫、伪德米特里和瓦西里·舒伊斯基。阴谋、内战、谋杀和普遍的虚弱使得曾经牢固的政府的控制和领导不复存在。不管这个乱糟糟的变局给波雅尔带来了多少好处，老百姓一无所获，其不满有增无减。实际上，1606至1610年瓦西里·舒伊斯基未逢其时的统治未得到公众的认可，也几无群众支持。其所作所为表明，它仅仅是一个波雅尔集团的胜利。

对政府的反抗乃至叛乱有多种形式。瓦西里·舒伊斯基的敌人之一格列高里·沙霍夫斯科伊 （Gregory Shakhovskoy）和其他人发动俄罗斯南部的城市起来反对沙皇。混乱局势席卷伏尔加流域的各个城市。远在东南部的阿斯特拉罕地区，当地统领伊万·赫沃罗斯季宁（Ivan Khvorostinin）公爵也起来反对瓦西里·舒伊斯基。其他地方政府也纷纷起而效尤，拒绝服从新的君主。俄罗斯的政局陷入极端无序状态，各地局势波谲云诡。有关伪德米特里死里逃生的谣言广为流传，只要打着他的旗号，就能纠集一批人马。农奴和奴隶们反对地主和当局的起义此起彼伏，经常规模很大。有时，他们与非俄罗斯的部落如讲芬兰语的莫尔多瓦人（the Mordva）联合起来。这些部落也企图推翻莫斯科当局的令他们不堪忍受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在南方，由沙霍夫斯科伊和博洛特尼科夫（Bolotnikov）领导的起义对政府、实际上也对整个既存秩序构成了最大的威胁。伊凡·博洛特尼科夫是一个被“动荡时期”的社会潮流推到历史前台的杰出人物。他做过奴隶，曾是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俘虏，后来得以逃脱。他将社会下层的人们——农奴、自由农、奴隶、逃亡者和流浪汉——发动起来反抗当局和贫困。博洛特尼科夫的宣言清楚地表明，这次起义的动因并非简单的该谁当统治者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普通民众这次是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波雅尔的利益而战。1606年10月，这支来自南方的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然而，他们遭到了由沙皇的年轻但优秀的侄子米哈伊尔·斯科平—舒伊斯基（Michael Skopin-Shuisky）公爵所统领的政府军的阻击。起义队伍分裂了，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由普罗科皮乌斯·利亚普诺夫（Procopius Liapunov）、查卡里·利亚普诺夫（Zachary Liapunov）两兄弟领导的梁赞地区的贵族军队和由菲利普·帕什科夫（Philip Pashkov）领导的图拉地区的贵族军队都和博洛特尼科夫的普通起义队伍决裂了。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投靠了瓦西里·舒伊斯基。沙皇还得到了其他方面的增援。1607年，一支庞大的政府军包围了图拉的起义军。经过四个月激烈的围城战和对城市的部分地区用洪水漫灌之后，最终迫使起义军投降。沙霍夫斯科伊被流放到北方。博洛特尼科夫也被流放，而且不久之后就失明并溺死了。

沙霍夫斯科伊和博洛特尼科夫是以沙皇德米特里的名义而战的，尽管他们的队伍中并无此人。后来，他们还是找到了一个自称沙皇的人，即伪彼得（False Peter）。此人自称是沙皇费奥多尔的儿子，生于1592年，但实际上沙皇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儿子。图拉被攻占后，伪彼得被处以绞刑。随着秩序崩溃和天下大乱，冒牌的沙皇不断涌现。哥萨克尤其热衷于以不同的名字批量生产这类人。他们似乎认为这种特殊的方式可以使他们的队伍和运动获得合法性。于是又一个伪德米特里，即第二个伪德米特里出现了，而且成了举国皆知的名人。他出现在1607年8月，时值图拉陷落前夕，所以没能来得及加入沙霍夫斯科伊和博洛特尼科夫的起义军，但他还是靠自己的努力而很快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

新的伪德米特里声称自己是乌格利奇的德米特里公爵，也就是击败过戈东诺夫家族的沙皇德米特里，后来被波雅尔谋叛废黜。但他长得既不像第一个伪德米特里，也不像沙皇德米特里。和第一个伪沙皇不一样的是，他无疑知道自己是个冒牌货，他的手下对此也心知肚明。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伪德米特里二世的真实身份和背景，最早提及他的资料说他在靠近立陶宛的一个边境城市里蹲过监狱。不管这场冒险开始的时候显得多么没有希望，这位觊觎皇位的新来者迅速召集到很多支持者。他成为沙霍夫斯科伊和博洛特尼科夫失败后所有对社会不满的势力和各种动乱武装所关注的焦点，因而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包括哥萨克、想发财的士兵和冒险家，尤其是来自波兰和立陶宛的冒险家，后者中包括几位著名的波兰指挥官。玛琳娜·姆尼什克承认他就是她的丈夫，后来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修女玛尔塔也宣布他是自己的儿子。

瓦西里·舒伊斯基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低估了他的新对手，没有及时全力应对。1608年春，第二个伪德米特里打败了由沙皇的兄弟德米特里·舒伊斯基公爵指挥的政府军，随后向莫斯科挺进。他在首都附近一个叫做图希诺（Tushino）的大村子里建立了自己的指挥部，因此在历史上被称为“图希诺的罪人”。米哈伊尔·斯科平—舒伊斯基王公再次率兵保卫首都，但却没有打败或者驱逐这个冒牌货。于是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局势：伪德米特里二世在图希诺建立起自己的宫廷、波雅尔杜马和行政机构，总之，莫斯科有什么，他也有什么。他也征收赋税、分封土地、授予官衔和赏罚决断。俄罗斯南部地区及北部的很多城市都认可他的权威。彼此相近的莫斯科与图希诺之间暗中往来不断。很多俄国人在两个朝廷之间动摇不定，有些家庭甚至同时效忠两位君主。然而，当伪德米特里二世的武装企图攻打固若金汤的圣三位一体—圣谢尔盖耶夫修道院时，遭到了失败。这个修道院是通往俄罗斯北部的门户之一。在长达16个月的时间里，防守这个修道院的1 500人加上后来的援军900人，有效地抵抗着多达3万人的围攻部队。“图希诺的罪人”在承认其权威的俄罗斯北部城市的统治是短暂的，因为后者尝到了他的统治的滋味之后，对他的幻想立刻就破灭了。

1609年2月，身处绝境的瓦西里·舒伊斯基最终与瑞典签订了一项条约。条约规定：瑞典政府向俄国提供一支由雅各布·德·拉加尔迪（Jakob De la Gardie）指挥的、由6 000精兵组成的援军；作为回报，俄罗斯放弃对利沃尼亚的所有权利要求，割让一块边境地区给瑞典并与瑞典结成针对波兰的永久同盟。此后直到1610年初，在瑞典军队的援助下，米哈伊尔·斯科平—舒伊斯基公爵肃清了盘踞在俄国北部地区的“图希诺的罪人”的部队和同党，解除了其对圣三位一体—圣谢尔盖耶夫修道院的围攻，并最终将莫斯科从其驻扎在图希诺的竞争者的威胁中解救出来。伪沙皇和他的部分追随者逃往卡卢加（Kaluga）。在伪德米特里二世逃离之后，其阵营彻底解体之前，尚在图希诺的俄罗斯贵族请求波兰国王西吉斯孟德三世，让他年方十五岁的儿子弗拉季斯拉夫有条件地出任俄国沙皇。

西吉斯孟德三世接受了这一请求，并于1610年2月与图希诺使团签订了一份协议，可此时的使团已不能代表俄罗斯的任何一个行政主体。1609年秋，波兰国王以俄罗斯与瑞典结成反波兰同盟为由，向莫斯科公国宣战，至此他已经深深地卷入了俄罗斯事务。然而，他向俄国的进军遭到斯摩棱斯克的英勇抵抗。可以看出，从介入俄国内政伊始，西吉斯孟德三世就下了很高的赌注，力图从行将分崩离析的俄国获取最大的收益。他的主要目标是使自己同时成为俄罗斯和波兰的君主。向弗拉季斯拉夫发出的邀请只不过给了他插足俄国事务的又一个机遇而已。

1610年3月，受人爱戴的米哈伊尔·斯科平—舒伊斯基公爵带着他的胜利之师进入莫斯科。但是他的胜利没有维持多久。5月初，年仅24岁的他突然去世了。谣言说他是被德米特里·舒伊斯基的妻子毒死的。因为她想让自己的丈夫在无嗣的沙皇瓦西里死后得到皇位。新的灾难接踵而至。当德米特里·舒伊斯基试图解放斯摩棱斯克进军莫斯科时，波兰军队司令斯坦尼斯拉夫·茹凯夫斯基（Stanislaw Zolkiewski）将之击溃。在波军占领区，人们向弗拉季斯拉夫宣誓效忠。在这种情况下，“图希诺的罪人”又一次进军莫斯科，再次在首都附近安营扎寨。1610年7月，瓦西里·舒伊斯基最终失去了他的皇位，他被莫斯科教士、波雅尔、贵族和平民的联合势力废黜，并被迫出家作了修士。由费奥多尔·姆斯季斯拉夫斯基（Theodore Mstislavsky）公爵为首的七位波雅尔组成的波雅尔杜马接管了政府，或者说接管了政府的幸存部分。由是开始了从1610年到1613年的空位期。

民族阶段

“动荡时期”的民族阶段，开始时是作为俄罗斯社会内先是反抗波兰人，不久后反抗瑞典人卷入那些政治和社会斗争中而成长起来的，尤其是反抗波兰人对莫斯科的占领。如同长期来俄罗斯关于动荡时期如何被克服的传统讲述中所描绘的那样，俄罗斯民众的伟大集结，在一种本质上为民族和宗教的决心中得到了激励，要将这个国家从外国和异教统治者手中解救出来。民族和宗教斗争的日益突出也有助于解释东正教会在“动荡时期”的最后几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王朝问题和社会问题在那些日子里仍不失其重要地位。事实上，想对共同酿成异常复杂的“动荡时期”的诸阶段性因素进行清晰的分期的任何努力，都必然是主观武断的。

国家的局势使缙绅会议难以召集。但是，事情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关头，必须做出一些决定了。莫斯科公国的波雅尔、高级教士和有影响的服役贵族聚集起来开了一个会，但是各执一词，众说纷纭。被提名的沙皇候选人有瓦西里·戈利岑公爵和菲拉列特总主教年幼的儿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但是，另一位候选人，波兰的弗拉季斯拉夫公爵获胜了，他尤其得到波雅尔的支持。人们对再来一个波雅尔出身的沙皇普遍缺乏热情，这一事实可能让弗拉季斯拉夫占了点便宜。但更重要的因素是，他是当时唯一两个活跃在战场上的强势候选人之一。另外一个是“图希诺的罪人”，他得到了俄罗斯底层各阶级可能还有莫斯科市的平民的支持。1610年8月下旬，俄国人和波兰军队的司令官茹凯夫斯基达成了有关邀请弗拉季斯拉夫来统治俄罗斯的协议。俄国人在协议中开出的条件大多和早先图希诺集团向这同一位波兰公爵提出的要求相似，其中特别强调弗拉季斯拉夫必须皈依东正教，只不过这次的条件有更多的波雅尔的烙印而非服役贵族的色彩。十天之后，莫斯科向弗拉季斯拉夫宣誓效忠。瓦西里·戈利岑公爵、菲拉列特总主教及其他达官显贵率领着一支浩浩荡荡的使团向斯摩棱斯克附近西吉斯孟德三世的驻地出发了。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正式确认和波兰国王达成的这项新安排。“图希诺的罪人”再次逃往卡卢加，茹凯夫斯基的军队则开进了莫斯科。

莫斯科政权似乎终于有望了结它的麻烦并获得稳固的政府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了新的反复。西吉斯孟德三世出乎意料地拒绝接受俄国人的条件，尤其反对弗拉季斯拉夫皈依东正教和解除对斯摩棱斯克的围攻。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真正意图是想让自己无条件地成为俄罗斯的君王。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最终，西吉斯孟德三世不顾国际惯例，逮捕了所有俄罗斯谈判代表，并将他们遣往波兰，一呆就是九年。只有少数几个赞同他想法的俄国代表不在此列。接下来，他公然通过军事、外交和宣传等手段推行他攫取俄罗斯王位的计划。

1610年秋，莫斯科政权陷入绝境。波兰人再度成为俄国人的众矢之的。他们占据了莫斯科和这个国家西部的大片领土。在莫斯科宣布臣服弗拉季斯拉夫之后，瑞典向莫斯科宣战，接着向俄国北方进军，直逼诺夫哥罗德。不久以后，他们宣称莫斯科皇位属于他们的候选人菲利普公爵。随着弗拉季斯拉夫的候选资格的丧失，“图希诺的罪人”又带着他的追随者卷土重来，俄罗斯东部的很多地区主动归其麾下。数不清的无法无天的人在国土上东奔西突、趁火打劫。然而，正像一句俄罗斯谚语所说的，“坏事变好事”，局势逐渐明朗化了。西吉斯孟德三世拒绝让弗拉季斯拉夫登上俄罗斯皇位，从而彻底打消了俄国人的一大幻想。更重要的是，瑞典尤其是波兰的侵略激起了全俄上下的团结。此外，1610年12月，“图希诺的罪人”因私人恩怨被自己的一个部下杀害，这一意外事件有力地加强了俄罗斯人的团结。

因为没有沙皇，而波兰占领下的莫斯科城内的波雅尔杜马和其他政府部门都无能为力，教会便挺身而出。赫尔莫根（Hermogen）牧首在莫斯科宣布俄国人民不再效忠弗拉季斯拉夫。他通过信使向其他城市发出号召，敦促他们组织军队来解放首都。大主教的呼吁带有强烈的宗教和民族色彩，因为波兰人是天主教徒，而赫尔莫根尤为担心联合教会 （Uniate）的天主教势力扩张到俄罗斯境内。后文讲到乌克兰时我们还要回到这一话题。众多僧俗民众聚集在牧首周围，试图发动人民。梁赞地区最早予以响应，普罗科皮乌斯·利亚普诺夫在此建立了一支由贵族、农民和斯科平—舒伊斯基的残余部队等组成的军队。1611年初，利亚普诺夫的部队开始向莫斯科进军，途中不断有其他武装力量加入进来，其中甚至包括从卡卢加赶来的“图希诺的罪人”的旧部，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由德米特里·特鲁别茨科伊（Dmitrii Trubetskoy）率领的一支混合部队和伊万·查鲁茨基（Ivan Zarutsky）率领的哥萨克军队。由普罗科皮乌斯·利亚普诺夫、特鲁别茨科伊和查鲁茨基领导的这个所谓第一支民军，同时也充当莫斯科政府。军队里设立了议事会，这个机构负责国家的立法和政策以及此次战役的军需等事务。

波兰人只有少量部队驻扎莫斯科，重压之下气焰大跌。他们纵火焚烧了大部分城区，退缩到少数几个堡垒里——主要是克里姆林宫——负隅顽抗。俄罗斯大军似乎已经控制了局势。但是，俄国人内部的社会矛盾和不满再次激化。因为通过了一些保护贵族利益的法案，哥萨克被激怒了。使他们特别不满的是法案中关于土地、逃亡农奴和哥萨克盗匪的条款。他们还可能相信了由波兰人伪造的一份文件。于是，1611年7月，他们杀死了普罗科皮乌斯·利亚普诺夫。失去了领导人、又不愿和哥萨克为伍的贵族军队遂自行解散了。特鲁别茨科伊和查鲁茨基的人马则继续围攻莫斯科一带的波军，还掌握了由已不复存在的第一支民军建立的政府机器。1611年6月，波军主力攻克了斯摩棱斯克。这场围城战使这座城市的人口由八万锐减到八千。同年7月，瑞典人设计夺取了诺夫哥罗德。在普斯科夫，又一位伪沙皇出现了，通常被称为伪德米特里三世。玛琳娜·姆尼什克和他与“图希诺的罪人”所生之子即通常所说的“小罪人”（Little Felon）在卡卢加成立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倒也吸引了一些心怀不满者。

然而，俄罗斯人民并没有因这些打击而一蹶不振。相反，他们再次集结起来。敌方军力和主动性的缺乏使俄国人得益匪浅：西吉斯孟德三世仅仅派遣了一支骑兵分队而不是大部队去解救被围困在莫斯科的波兰人，而这支骑兵分队又遭到了哥萨克的阻击；瑞典人在攻下诺夫哥罗德之后，就不思进取了。俄国人东山再起的意义不容低估。在赫尔莫根牧首和圣三位一体—圣谢尔盖耶夫修道院院长季奥尼西（Dionysus）等人的呼吁下，新的解放运动在伏尔加地区的下诺夫哥罗德城兴起了。此时此地出现了一位卓越的领导者库兹玛·米宁（Kuzma Minin），此人以屠宰为业。他身兼爱国热忱、鼓舞士气的才能、冷静的头脑和组织能力等真才实干。为了解放事业，下诺夫哥罗德的市民捐出了三分之一的财产，并和其他东北部的城市一道迅速组织了一支大军。这支军队交由久经沙场的军人德米特里·帕扎尔斯基（Dmitrii Pozharsky）公爵统领，米宁则担任部队的军需官和财务总管。整个运动具有一股宗教和民族复兴的激情，大军中盛行着斋戒和祈祷。同前一支一样，第二支民军也是同时充当俄国政府及其武装部队的角色。民军内部显然有一个由各地区代表组成的代表会议，后者具有某种流动的缙绅会议的性质。

1612年9月初，第二支民军到达莫斯科，把波兰人团团围住。封锁莫斯科的哥萨克军队依旧按兵不动。最后，一部分哥萨克加入了米宁和帕扎尔斯基的队伍，而另一部分跟随查鲁茨基跑到边境地区继续他们的起义。11月初，俄罗斯人向莫斯科发起猛攻，经过激烈战斗，攻下了波兰人在城市中心特别是在克里姆林宫的阵地。莫斯科终于得到了解放。尽管西吉斯孟德三世最后亲自上阵，但是波兰人所有增援莫斯科的波兰守军的努力都失败了。

胜利者的首要目标是选举一个沙皇、进而组建一个稳固、合法的俄罗斯政府以结束动荡时期。为了这个目标，1613年伊始特别召集了缙绅会议。与会者有500到700人，但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后文件上只有277个签名。与会者包括教士、波雅尔、贵族、市民，甚至还有农民代表，当然几乎都是俄罗斯北部的国有农民而不是农奴。签名中有12个是农民的。我们没有这个会议的任何记录，对其议程也知之甚少。但我们知道会议首先决定禁止外国人参选，因而减少了可能的沙皇候选人的人数。会上被提名的有至少六个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被选举为沙皇。从1613年到1917年，罗曼诺夫家族统治俄国逾300年。

历史学家们为这一抉择提供了各种解释。恐怖的伊凡和安娜斯塔西娅·罗曼诺娃的婚姻，将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和旧王朝联系在一起。这一家族享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恐怖的伊凡的首任妻子、善良的安娜斯塔西娅和她的敢于抗争残暴的沙皇、为无辜的牺牲者辩护的哥哥尼基塔·罗曼诺夫（Nikita Romanov），仍然使人民记忆犹新。总主教菲拉列特是尼基塔的儿子、米哈伊尔的父亲，缙绅会议期间还在波兰当囚徒，这些因素也增加了这一家族的优势。另外，米留可夫 （Miliukov）等学者一再强调，和其他波雅尔比起来，菲拉列特和图希诺阵营关系更密切，和哥萨克的关系也好得多。连米哈伊尔的年轻都是有利因素。年仅十六岁的他不曾侍奉过波兰人和任何一个伪沙皇，因而保持了清白单纯的名声。而且总的来说他远离“动荡时期”极端复杂和残酷的矛盾纠葛。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地位还因赫尔莫根牧首的拥戴而进一步加强，尽管牧首本人在莫斯科解放前夕作为囚犯被波兰人杀害，未能亲眼看到他被选为沙皇。

于是，1613年2月，缙绅会议决定支持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接着派出特使到俄罗斯各地去倾听民意。当得知人民强烈支持这项决定时，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就被选举为沙皇，并赋予其将王位传给后代的权力。劝说他的母亲和他接受这个结果倒是花了些时日。最终在1613年7月21日，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被加冕为沙皇。用普拉托诺夫的话来说：“上帝根据民意亲自选择了这位君主整个俄罗斯沸腾了。”如同它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个政治结果如何得到了正确的论证。由整个国家的代表来“选举”沙皇，这无疑没有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得到认可，也没有作为一种规则被国家意愿以及主权国家的民众来源等观念所论证。这个“选举”是神的干预的结果，它就是这样暗示的。而且，在加冕礼上和其后都强调一点：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是留里克（Riurik）和圣弗拉基米尔（St. Vladimir）的后裔。

“动荡时期”的性质和影响

如同所显示的那样，尽管有着1598年至1613年间发生的所有那些事情，独裁作为一种原则和一种政治秩序基本上未被削弱地生存下来。如果说最终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就是独裁较之以往更显得是统治的唯一合法形式，是和平与安全的唯一可靠保障。在这些年的政治和社会解体之后，国家的中央集权无疑强化了。恐怖的伊凡时期发展出来的地方自治未能活过动荡时期。教会作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伟大奋斗者，作为这片土地上在世俗秩序崩溃时能生存下来的最有效的组织，获得了权威和声望。至于民众的反对，可以将那些视为仍然是想要一个好沙皇，而非一种完全不同的统治形式。与此同时，各种冒牌者的追随者的残忍暴力和劫掠，很可能至少是一段时间内让一个想法无人相信了：由另一个新的替代沙皇来领导一场新的民众运动。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强调独裁得到了持续和加强，但强调不同的持续和变化因素。比如，学者们对哪些社会团体最为受益就看法不一。依据普拉托诺夫和许多其他历史学家的看法，最大的失败者是波雅尔和普通民众，而主要的胜利者则是独裁国家和服役贵族。波雅尔在瓦西里·舒伊斯基（Vasilii Shuisky）统治期间以及他被废黜后那段时期获得了他们最大的权力。他们的愿望在与瓦西里·舒伊斯基登基相联系的一些相当温和的“条件”中得到了表达，也就是他承诺不会专横地清除波雅尔，也包括莫斯科公国致弗拉季斯拉夫的邀请信，它改变了早先的图希诺约定，废除按军功行赏和到国外留学的权利，强调严禁将外国人凌驾于莫斯科王公家族和波雅尔家族之上。然而，波雅尔的影响未能持续，国家回到了它原来的威权之上，而波雅尔——他们的许多家族都在动荡时期被进一步毁损，变成了沙皇地地道道的奴仆。不过，近来的一些学术研究质疑这种解说，争辩说虽然有着正式的“独裁的外表”，但老的王公—波雅尔贵族仍然维持着对国家的高度影响力。

然而，无人怀疑普通民众是失败者。那些农奴、奴隶、逃亡者、流浪者和被赶出家园的人们，与哥萨克人一道，为博洛特尼科夫而战，为各种冒牌者而战，同时也加入了无数较小的军队和帮派。尽管他们没有留下多少书面材料，但他们的基本要求看来足够清晰：摧毁压迫性的莫斯科社会和经济秩序——尽管看来不包括摧毁它的政治秩序。他们把自己的梦想集中于一位仁慈又仍然无比强大的沙皇的到来。然而，原有的社会秩序留存下来而且强化了。动荡时期之后的数十年中，俄罗斯出现了农奴制最终和完全的确立，以及整体上的为了贵族的利益而对劳苦大众的进一步压制。

服役贵族，以及最富有的商人，他们或许是最大的社会受益者，尽管在16世纪那种社会—政治关系的持续上没有多大改变。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阶层或许想有进一步的改变，这从图希诺的服役贵族写给邀请弗拉季斯拉夫到莫斯科公国登基的信件这类文献中可以看出。这个提议附带的条件包括充分保护俄罗斯的东正教和宗教自由——因为弗拉季斯拉夫本人是天主教徒；他的统治要有波雅尔杜马和缙绅会议的协助；未经法庭审理不得处罚贵族；保留和扩大教士、服役贵族以及一定程度上商人的权利；依据军功奖赏随从；到外国留学的权利；以及禁止农奴离开他们的主人，保证不给予奴隶自由。图希诺的服役贵族想要建立一个政府的企图落空了，然而人们认为，在动荡时期保护自己的利益上，在保留和部分重建那种他们早已占据了中心位置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上，服役贵族成功了。

所以，如同我们早已注意到的那样，动荡时期最为重要的结果或许就是国家强化了的威权和合法性。比如，历史学家索洛维耶夫（S．Soloviev）认为，长期而言，这个时期有助于在俄罗斯带来国家观念的胜利，压倒了家族和宗派的观念。同样重要的是，尽管其长期潜在影响非常复杂，但动荡时期培育了一种民族身份的新感觉，至少在这些事件如何被记忆、被神话化和被后面的岁月所利用上是如此。斯拉夫派——我们后面讨论19世纪俄罗斯思维时会谈到他们——很可能就是动荡时期展示了俄罗斯民族之伟大这种积极效果最起劲的鼓吹者：俄罗斯民族从最严峻的考验和苦难中生存下来，战胜了所有敌人，拯救了自己的信仰和国家，重建了君主政治。许多历史学家，包括普拉托诺夫，也会同样指出在与外国干预、贵族反抗和普遍混乱作战时国家情绪的重要增长。对于普拉托诺夫而言，这产生了一个有益效应，那就是培育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方面对非私人的公共权利和义务的新的承认。当然，不是每位历史学家都如此乐观。许多自由派论者看到了独裁权力生存下来，并因现代国家和民族观念而加强，选择其他政治道路的可能性更小了，导致了俄罗斯臣民主体的社会和政治服从，还有随着这个帝国的扩展而来的非俄罗斯人的服从。从一种与之相关的视角出发，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强调动荡时期社会动乱的长期意义，但并不是苏联历史学家后来那种积极思路。克柳切夫斯基注意到了普通民众对忍受苦难这种传统的放弃，毁坏和失序这样的遗赠有助于后来岁月中那些大规模民众起义。他还认为，那些冒牌者的奇特作用和重要性，表明了俄罗斯人的政治不成熟。 mShgLGUNsbiEW1FOpl9GYUK+TJKiarpLwF2oD53Gmu5pBy4KdymHS9VYJJqDw3C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