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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否认在伊凡和大贵族的斗争中存有一条底线，或者只看到斗争中的政治停滞，都是极不公正的。不管伊凡四世本人是否是始作俑者——极有可能他不是——“特辖制”都是一次先于彼得时代一百五十年的尝试，尝试着寻求像彼得的君主政体一样的个人独裁……正如彼得的“改革”是资产阶级和大贵族的联合行动一样，1564年政变是市民和中小王公联合发动的。
波克罗夫斯基（Pokrovsky）
他——即恐怖的伊凡——所创建的新制度是一种疯狂之举，但也是一位天才的疯狂之举。
帕雷斯（Pares）
伊凡的一生和统治会让我们相信，莫斯科公国的政治就如同它的惯例和意识形态所宣布的那样独裁……（但是，）莫斯科公国的政治却比简单的独裁更为复杂。诚然，没有其他社会力量惟有君王才拥有权力的合法性……但莫斯科公国不同于欧洲，不将政治关系界定为群体的特权和法律权利，相反，它依赖个人忠诚来建构政治，在政治简单性的背后维持着一种复杂的政治实际。莫斯科公国政治的复杂性在其内部：一些波雅尔集团与大公分享着决策与领导，但政治生活中的所有参与者都培育着惯例和意识形态上所显示的独裁。
南希·希尔兹·科尔曼
伊凡四世（恐怖的伊凡）
统治时期，封建割据时代彻底成为过去，莫斯科公国的专制主义得到了完全确立。伊凡四世是第一位被加冕为沙皇的莫斯科大公，这个头衔得到了东正教大主教们的批准。他还经常以沙皇身份来治理国家和处理对外关系。在自称“专制君主”的同时，伊凡强调其在国内的完全的权力，强调他是拥有充分主权、不受制于任何势力的君主。然而，正是伊凡的行动而不是他的头衔或思想提供了一个关于莫斯科大公国的统治者和后来的俄罗斯的统治者所拥有的新的独裁权力的惊人样板。尽管不乏如彼得大帝、保罗一世和尼古拉一世这样类似的后继者，恐怖的伊凡仍不失为经典意义上的俄罗斯专制君主。
不过，暴君伊凡的形象也成为历史学家中极大的争议，我们的这三段引语就表明了这一点。这个统治时期是否先有一个追求“改革”的“理性”阶段，然后才是“恐怖”的疯狂阶段？或者说恐怖是以更为激进的手段来延续改革？我们能否把伊凡四世的统治与其他早期现代国家创建者的统治进行比较，从而将他的行为界定为一种典型的现代努力，尽管有时是过分了，但目的是克服“封建分裂”（这是苏联历史学家爱用的词），要将各片疆域融为一个单一国家，推进中央集权和管理的体系化？波雅尔家族和成规的影响是否一直强大，或者说伊凡如同他看起来想要的那样最终使这个国家摆脱了波雅尔的影响？由于当时那些有限和有偏见的材料，我们对伊凡的个性、心理状态和思考，甚至是他的许多行为，到底知道什么？总之，他本质上是病态还是理性？要注意一点：伊凡后来那个可怕的头衔“恐怖”，在俄语中的含意不像英语那样简单，俄语中“戈罗兹内”一词（groznyi）是一种复杂而且主要是积极的含意，是严厉和敬畏力量的混合，尤其是在战斗中；战斗中一位“戈罗兹内”统治者在俄罗斯敌人的心脏击打出畏惧。
1533年，父亲瓦西里三世去世时，伊凡四世年仅三岁。他的父亲把俄国的统治权留给了他的妻子叶莲娜（Helen）和由波雅尔即大贵族组成的杜马。她也是伊凡的母亲，来自格林斯基（Glinsky）家族。这位新摄政行事傲慢专断，根本不把波雅尔放在眼里。她最初依赖她的叔父、久经历练的米哈伊尔·格林斯基公爵。叔父死后，又宠信其情人、年轻的塔里波涅夫—奥波连斯基（Talepnev-Obolensky）公爵。1538年，她突然死亡，可能是被人下了毒。叶莲娜死后，“波雅尔的统治”——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来表征随之而来的冲突和苛政的话——接踵而至。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有人做过这么一个简短的总结：
摄政权在两个王公世家之间争夺，即舒伊斯基（Shuisky）家族和别利斯基（Belsky）家族。在争斗中，权力三易其手，两位总主教被暴力所更换。被处死的约瑟夫（Joseph）即是其中之一。最终舒伊斯基家族获胜，其家族的三个成员先后执掌大权。他们对权力的行使完全出于私利，不考虑任何阶级的利益，仅仅为了家族利益或仅凭个人的一时好恶。
监禁、流放、处决和谋杀此起彼伏。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伊凡四世是一个敏感、聪慧和早熟的孩子。他很早就开始读书，而且读遍了他能找到的所有书籍，尤其是莫斯科公国的教会文献。他不可避免地痛苦地意识到发生在他身边的斗争和阴谋以及自己的两难处境。大贵族们表面上将他当作君主来效忠，在各种礼仪场合对他顶礼膜拜，但是私下里却忽视他，侮辱他，甚至伤害他。他们动辄赶走他宠爱的仆人和同伴，并且随心所欲地掌控着宫廷和俄国。痛苦和残忍逐渐成为年轻君主性情的基本特征，譬如，他时常虐待动物。
十三岁那年，伊凡四世出其不意地对安德烈·舒伊斯基下手，沙皇侍从逮捕并处决了他。这位君主逐渐夺回了他的权力。1547年通常被认为是伊凡四世的实际统治开始的年头。是年，十六岁的他决定加冕，不再做大公而是做沙皇。早期统治者也偶尔使用“沙皇”一词，但伊凡以这个头衔来加冕则是奠基性的，如同这整个典礼和随后的特别弥撒一样。伊凡［或者说，更可能的是总主教马卡利奥斯（Macarius）］理解了历史学家们今天常常强调的东西：仪式和神话在政治中的重要。这个精心安排令人敬畏的加冕典礼取自拜占庭仪式，起到了赋予沙皇以神圣权力和表明他是拜占庭那些神圣统治者的合法世系的作用。另外，如同那些拜占庭皇帝一样，伊凡也没有在加冕典礼上施以涂油礼，总主教忠告伊凡，他的伟大权力并不是无限的，要进入天堂，他就必须做一个有道的基督徒圣君，要保护信仰和教会，倾听那些明智顾问们的意见。
同年，伊凡四世娶了出身于煊赫的波雅尔世家罗曼诺夫（Romanov）家族的安娜斯塔西娅（Anastasia）为妻。在决定娶安娜斯塔西娅之前，伊凡经过深思解除了一桩来自外国的婚约，然后极其严肃慎重地从一份列有符合条件的俄国少女的特别名单中将其挑出。事实证明，这是一桩幸福美满的婚姻。还是在这一年，一场大火吞噬了莫斯科，整个城市被付之一炬，连克里姆林宫的伊凡大帝塔楼都坍塌了。一场动乱随之而起，狂暴的民众杀死了沙皇的一位叔父，在暴徒被驱散之前沙皇的性命也一度在危险中。沙皇本人经历了一次心理危机，他一生中经历过多次心理危机，这些危机是其残暴统治的阶段性标志。很显然，他以为这次灾难是对其罪孽的惩罚，所以他在红场公开向民众忏悔，并且承诺会执政为民。
接下来是伊凡四世统治的前半期，传统看法也把这一阶段视为伊凡四世的善政期。年轻的沙皇这时深受他温良贤淑且富有魅力的妻子的积极影响，与之共事的是由开明贤能的幕僚组成的“重臣拉达”
（the Chosen Council）。其成员包括马卡利奥斯（Macarius）总主教、一个叫西尔维斯特的神父和一位出身相对低微的司法官阿列克谢·阿达舍夫（Alexis Adashev）。1549年他召集了第一届缙绅会议（zemskii sobor），这是一个类似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等级代表会议的机构，我们将在以后的有关章节中对这个机构加以讨论。根据我们对1549年会议的残缺不全的了解，伊凡四世似乎要求会议支持其筹划中的改革并得到了批准。改革方案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新法典的编撰和对地方政府的改革。此外，他似乎还利用这一机会倾听了臣民在各色各样问题上的抱怨和意见。
1551年，一个重要的宗教会议召开了，这个会议后来得名“百章会议”
。会议在其决议中做了重大努力以图规范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并调整教会事务。其中意义特别重大的一项规定使教会丧失了未经沙皇明确同意即可获得更多土地的权利，然而这项法规并没有被有效地付诸实施。总的说来，在曾经是一盘散沙、而今是高度团结的俄罗斯国家里，马卡利奥斯总主教及其副手们在加强和完善教会组织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一进程的一个有趣的花絮是，不同教区的俄罗斯圣徒被合并到一个统一的教会历法中了，其中包括很多在1547年和1549年新封的圣徒。
恐怖的伊凡还向这个宗教会议提交了他的新法典即1550年《俄罗斯法典》（ Sudebnik ）及地方政府改革方案，两者都得到了批准，由此诞生了两部法律。作为解决俄罗斯历史上一个老大难问题的大胆尝试，富有想象力的地方政府改革新方案的出台尤其值得关注。新制度旨在通过公众参与当地事务的办法来消除中央委派官员的腐败和专断。在那以前，很多地区已经获得了选举他们自己的司法机构来处罚犯罪的许可，必要时这种处罚可以是非常严厉的。而现在，在其人口能确保向国库交纳一定额度的财税的地区，当地选举的官员取代了中央任命的地方长官。在仍然保留中央任命的长官的地区，本地人可以选举督察员来密切监察前者的行为，必要时可以弹劾他们。我们将在后文中再次回到莫斯科公国时期的政府制度这一话题。
1556年，伊凡四世颁布了关于贵族服军役的一系列法规。尽管贵族服军役的做法由来已久，但是在这些新法令出台之前一直没有全面且统一的组织和标准。新法令在地主应提供的军人和马匹的数量和其财产数量之间建立了明确的联系。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到16世纪中叶，世袭领地和以服役为条件的封地之间的差别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如果不向沙皇服役，就不可能拥有土地，不管是通过继承方式还是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土地，都不行。1550年前后，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幕僚们忙于军队改革，改革的重点是炮兵、军事工程和南部防线的建设。此外，第一批常设的正规军团被编入俄国军队。这支部队因他们的主要武器而被称为射击军（streltsy）或滑膛枪军。
16世纪50年代，莫斯科公国卷入了一系列战争，所以军事上的改进正逢其时。最重要的事实是，在对抗草原民族的战斗中出现了新局面。伊凡四世成为沙皇之后，一如其前辈统治时期，俄罗斯一直是大批鞑靼军队持续不断的大规模袭击的目标，主要对手是来自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的鞑靼军队。以劫掠战利品和奴隶为目的的屡次侵扰使莫斯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它不但遭受了浩劫，还要承受防卫东南边境的巨大负担。恐怖的伊凡统治早期的某些事态表明，鞑靼人也在壮大其力量和提高协同作战能力。然而，1551年，俄国人开始向最近的鞑靼敌人喀山汗国发起进攻，征服了臣属于它的几个部落，并在喀山附近建立了斯维亚日斯克（Sviiazhsk）要塞。但在1552年沙俄大举进攻喀山之时，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就在土耳其禁卫军和炮兵的协助下侵入莫斯科公国的领土，矛头直指莫斯科。直到他们被击退并撤离到南部草原之后，俄国人才恢复了对喀山的攻势。沙皇的军队水陆并进包围了这座城市。经过六个星期的围攻，在用火药炸毁了部分城防工事之后，最终攻下了这个城市。在这场惨烈战斗中涌现的俄罗斯英雄包括率领先遣部队攻入城内的两位指挥官米哈伊尔·沃罗敦斯基（Michael Vorotynsky）公爵和安德烈·库尔比斯基（Andrew Kurbsky）公爵。俄国又花了五年时间才最终确立了对整个喀山汗国的统治。
随着对伏尔加河中游的喀山的占领，俄国人开始将其注意力转向伏尔加河入海口的阿斯特拉罕。他们在1554年第一次攻占它，并且任命了一个代理人做可汗。在这位原本臣服莫斯科的可汗开始和克里米亚勾结之后，俄军于1556年再次攻占阿斯特拉罕，将之并入莫斯科公国。这样一来，俄罗斯三个主要的鞑靼敌人中，硕果仅存的就只有克里米亚了，而其宗主国奥斯曼帝国的身影也时隐时现。克里米亚军队在1554年、1557年和1558年先后进攻沙皇的领土，但每次都被击退。最后一次，俄罗斯反击者深入到南部大草原，横扫了克里米亚半岛。
另一场主要战争发生在俄罗斯国土的另一端即西北端，对手是利沃尼亚骑士团。战争始于1558年，起因是俄罗斯不满足于在波罗的海仅仅拥有涅瓦河口这么一个小小的出海口，要求继续扩张，拥有更大的进出波罗的海的通道。在到1563年为止的战争的第一阶段里，俄军大获全胜。仅仅1558年一年，他们就占领了利沃尼亚的大约二十个要塞，其中最大的一座是杰尔普特城（Dorpat），该城始建于智者雅罗斯拉夫时代，俄国人称之为尤里耶夫（Iuriev）。1561年，利沃尼亚骑士团被解散，其领土被瓜分。其最后一位主人格特哈德·克特列尔（Gotthard Kettler）成为世袭的库尔兰（Courland）公爵，并向波兰国王效忠。然而此事又引发了波兰和立陶宛对俄国的联合进攻，俄军挫败了这次攻势，并于1563年从立陶宛人手里夺取了波洛茨克。
伊凡四世的肖像。维克托·瓦斯涅佐夫（Victor Vasnetsov）于1897年创作。注意此画所反映的人物心理。（来源：《苏联摄影》）
伊凡四世和他的助手们对外部世界也有很多战争之外的兴趣。早在1547年，俄罗斯政府就派遣具有英格兰血统的施里特（Slitte）作为政府特使到西欧，邀请专家来为沙皇效力。最终，一百二十多位来自德国的医生、教师、艺术家和不同职业的技师和工匠接受了邀请。但是，当他们到达卢卑克（Lübeck）时，汉撒同盟当局和利沃尼亚骑士团拒绝让他们过境。结果最终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凭着自己的努力来到俄罗斯。1553年，英国海军上尉理查德·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在寻找穿过北冰洋到达东方的新航线时，来到了北德维纳河口附近的俄国白海海岸。他继续前行参观了莫斯科，并且建立了英国和俄国的直接联系。1555年协定赋予英国人以在俄罗斯国内经商的重大特权，他们不必缴纳税赋，还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商业领袖的管辖下进行自我管理。位于北德维纳河入海口的阿尔汗格尔斯克（Arkhangelsk）——英文名称是阿尔钦格尔（Archangel）——成为他们进入俄罗斯的主要港口。伊凡四世对他和英国之间的关系给予很高的评价。一个有助于说明这种关系的意义的事实是，第一个出使英国的俄国使团回国时带回了一些制药和矿业专家。历史学家们认为，作为伊凡改革、战争和外交主动的结果，俄罗斯正在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一个帝国和一个世界大国。
然而，随着恐怖的伊凡越来越严酷地打击波雅尔，历史就变得复杂和动乱得多了。他与“重臣拉达”（Chosen Council）决裂，转而暴烈地对待他的许多顾问和他们的助手，随着他的猜疑和影响的扩展，又打击波雅尔整个阶层。可以说，伊凡统治的第二个阶段体现了一种激进的努力，要去克服俄罗斯政治的保守传统，这种传统植根于家族联系、统治精英中的共识和确立的成规。这样来看，尽管其根仍在前面那些朝代，但伊凡是在为一种个人的和绝对的统治而战，是在政治理论和统治实践两方面都与过去脱轨。他是否完全成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努力至少短期而言是在毁坏政治生活、社会和经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沙皇与波雅尔之间的冲突是历史发展的顺理成章的结果。一方面，在恐怖的伊凡统治下，俄罗斯的绝对主义达到高潮；另一方面，随着莫斯科的扩张成长起来的波雅尔阶层也成了可能制约君主权力的极少数因素之一。此外，大贵族们都和以前的分封体制保持着藕断丝连的联系，而这却是俄罗斯的统治者们所极力反对并最终成功摧毁了的。莫斯科大公国内的大贵族阶层的规模和构成反映了这个国家的迅速成长。在15世纪前半期，为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服役的大贵族大约有四十家，而到了16世纪前半期这个数字猛增到了两百多家。俄罗斯的大贵族包括以前的罗斯大公和立陶宛大公的后代、前封建王公的后代、莫斯科公国的古老的波雅尔世家的成员，最后还有来自于俄罗斯其他地区但转而效忠莫斯科的波雅尔家族的成员。前两个集团，也就是所谓的服役王公，有着最大的影响和威望，和旧秩序的联系也最密切，因为他们在成为莫斯科的臣子之后，依然统治着他们所在的地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然而，不要高估了俄罗斯大贵族的能量。他们很少有进取心，而且很散漫，整日忙于琐碎的口舌之争和尔虞我诈。在恐怖的伊凡统治的早期，他们就生活在这种令人悲哀的处境中。俄罗斯的官员任命制度，即臭名昭著的根据门第授官的门阀制度（mestnichestvo）更加剧了大贵族阶层内部的分裂。这种制度建立在波雅尔家族的等级区分和同一家族中不同成员的等级差别的基础上。它也严重地限制了统治者任命政府官员和军事长官的自由。
伊凡残忍地打击他的顾问和波雅尔，是他那种或许受到了挫折的持续努力，他要建立一个摆脱了家族和成规这种过时的错误影响的中央集权国家；除了这种解说之外，另有一种更为个人性、更为心理学的解说，尽管这也与政治统治的问题相关联。的确，对伊凡态度改变的最为流行的解说，就集中于伊凡生活中的一些个人事件，它们可能深远地扰乱了他。1553年，沙皇病重觉得自己大限将至。他要求大贵族们对他的尚是幼儿的儿子德米特里宣誓效忠，却遭到了反对。反对的人中包括他的最亲密的助手如西尔维斯特等，更不用提为数众多的大贵族了。反对者们显然是对恐怖的伊凡的妻子出身于波雅尔而非王公的家族这一点感到不满，担心又一个幼主的统治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不幸，因而拥戴恐怖的伊凡的堂兄弟、斯塔里察（Staritsa）的弗拉基米尔公爵当沙皇。尽管最终他们还是对德米特里宣誓效忠，恐怖的伊凡却永远无法忘怀这个不愉快的经历。很快，一些企图逃往立陶宛的波雅尔被逮捕。新的紧张对立源于利沃尼亚战争。事实上，这导致了沙皇和他的幕僚西尔维斯特和阿达舍夫的决裂。他们不同意皇上进攻波罗的海地区的计划，而主张对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展开攻势。
1560年，恐怖的伊凡的年轻的爱妻安娜斯塔西娅突然去世。沙皇坚信她是被毒死的，还坚信西尔维斯特和阿达舍夫参与了这次谋杀。两人都受到审判，审判的司法程序非常特殊，自始至终不允许他们出庭为自己申辩。牧师被放逐到一个遥远的修道院，俗人
则被囚禁至死。不久以后，恐怖的伊凡的怒气波及跟重臣拉达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阿达舍夫和西尔维斯特的亲戚、同事和朋友都未经审判即被处决。有两位王公仅仅因为对沙皇的行为表示不满就丢掉了性命。在这种急转直下的情势下，不少波雅尔逃往立陶宛。逃亡者中包括沙皇的一位著名的指挥官和助手安德烈·库尔比斯基公爵。终其余生，此人一直忙于组织各种武装和缔结各种联盟以反对他从前的主子。然而，库尔比斯基之所以能青史留名，主要归功于他于1564—1579年间和恐怖的伊凡互通的非凡的书信。倘若想研究莫斯科公国时期的俄罗斯政治思想的话，必须读读这些信。
1564年下半年，伊凡四世突然离开莫斯科，躲到60英里外的亚历山德罗夫（Aleksandrov）小城。一个月后，沙皇给总主教写了两封信。信中，伊凡四世表达了想退位的愿望并指责了波雅尔和教士们。然而在公诸于众的信中，他强调他对平民百姓没有丝毫抱怨。陷入一片混乱和惊恐中的莫斯科的大贵族和平民们恳请沙皇回来统领他们。1565年2月，在他的两个条件被接受之后，恐怖的伊凡重返莫斯科。条件之一是，创立一项特殊的制度，即将莫斯科公国的部分领土划分为特辖区，特辖区由沙皇全权治理。这项制度就是众所周知的特辖制（oprichnina），这个词来自俄语词oprich，意思是除外、分开。另一个条件是，授予沙皇处罚作恶者和叛国者的全权，包括必要时处决他们并没收其财产的权力。沙皇返回莫斯科之后，了解他的人很明显地看出他又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心理危机。因为他目光黯淡，头发和胡须几乎都掉光了。
特辖制具有多种意义。它代表着对俄国境内部分地区的独立的管辖权，这类地区最初包括约二十个城市及附属于它们的农村、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数个特区和莫斯科城的一部分，恐怖的伊凡在首都的这个区域建了一个新宫殿。最终特辖区扩张到莫斯科公国的三分之一以上的疆土。沙皇为特辖区建立了一套独立的管理体系，与已有的、管理国内其他地区的旧行政机构并驾齐驱，后者如今被称为非特辖区或普通区（zemshchina）。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沙皇为俄国册立了一位新的名义上的统治者，此人是一个已经行过洗礼的鞑靼王公谢苗。恐怖的伊凡对他致以虚假的敬意。关于特辖制的结构和运作，我们所知依然有限。普拉托诺夫提出，1564年改革后，这个国家的管理实际上是一套机构、两套班子。无论如何，是恐怖的伊凡直接控制下的新贵在管理特辖区，而普通区却仍在波雅尔杜马和旧的官僚机构的掌控之下。实际上，特辖区内的很多地主都搬了家，因为他们的土地被赐予了为沙皇服役的新贵。“特辖”这个词逐渐地也被用作指代由这些为恐怖的伊凡服役的人们组成的军队，即特辖军（oprichniki），又称禁卫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宪兵或者政治警察。特辖军着黑衣骑黑马，其数量从开始的一千人发展到后来的六千人之多。他们的职责就是消灭那些被沙皇视为敌人的人。依据各种叙述，他们在黑马身上悬挂狗头和掸拂，象征着撕咬沙皇的敌人，并将他们扫除。
恐怖统治随之而来。波雅尔及与逃往立陶宛的库尔比斯基公爵有关联的其他人第一批倒下。接着被杀的是沙皇的堂兄弟、斯塔里茨的弗拉基米尔公爵及其亲戚、朋友和下属。可疑分子和受害者的范围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大贵族，还有他们的家属、亲戚和朋友，甚至仆人和农奴，都在清洗中受害。受害人的财产和他们的农民所居住的村落都被国家没收，而且经常被洗劫一空甚至一焚了之。恐怖的伊凡不能容忍对他的任何异议。敢于向沙皇直谏的菲利普（Philip）总主教遭到囚禁，后在狱中被特辖军杀害。很多城市如托尔若克、克林（Klin）都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连诺夫哥罗德也在1570年被夷为平地。看上去，莫斯科公国正发生着一场内战，一场特殊的内战，因为进攻者没有遭到丝毫抵抗。值得一提的是，大清洗的狂潮也吞噬了一些特辖军的头头。1572年，恐怖的伊凡宣布废除特辖制，但整个国家分割为两个部分的状态至少持续到1575年。
第一位妻子死后，恐怖的伊凡显得情绪失控。续娶的六位妻子都未能像安娜斯塔西娅那样对伊凡产生积极的影响。沙皇日益沉溺于迫害人的感觉和阵发性的暴怒。他觉得背叛他的人无处不在。在特辖制实行以后，恐怖的伊凡的个人生活也成为他给国家带来的梦魇的一部分。这位君主经常和马柳塔·斯库拉托夫（Maliuta Skuratov）及其他特辖军首领一起亲自参与调查、酷刑和处决。不可思议的是，他在极度残忍与诚心忏悔之间，在亵渎与祈祷之间变换不定。一些同时代人留下的文献中所记载的事情更是骇人听闻。1581年，在一次暴怒中，恐怖的伊凡用削尖的棍子打他的儿子兼太子伊凡，致使太子伤重而死。据说，从那时起他就知道自己身边从此毫无和平而言。除了伊凡个人行为和想法上的古怪之外，他又把残忍与虔诚融到了一起。他一直在祈祷，阅读圣书，推举新的圣徒，并且寻求悔改，命令把所有被杀者的名字收集起来（正式的数字是4 095人），这样他就可以亲自为他们的灵魂做祷告。这种残忍与虔诚的悖论混合，也体现于民间传说中的恐怖的伊凡的形象。民歌和民间故事精心讲述作为一个“戈罗兹内”沙皇的伊凡形象——也就是“雷帝”（groza）一词的意义，这是形容词“戈罗兹内”的名词形式，是严厉、可怕和令人敬畏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这个统治者既狂怒、暴虐、残忍、不公和恐怖，又仁慈、宽恕、慷慨、公正，尊重下属和伙伴，即使他们忠言逆耳。这位沙皇死于1584年3月。苏联时期进行的尸检显示，他的死是中毒所致。
当特辖制在俄罗斯肆虐时，外部敌人也步步紧逼。尽管克里米亚鞑靼人在1569年没有攻下阿斯特拉罕城，但是在1571年，杰夫列特—格莱（Davlet-Geray）可汗亲率大军攻打莫斯科。尽管没能攻下克里姆林宫，他们却焚毁了大片城区，俘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和10万多俘虏，留下的只是满目疮痍。接下来的饥荒和瘟疫使俄国雪上加霜。然而，第二年，克里米亚鞑靼人新一轮的入侵却遭到沙俄军队的重创。
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入侵之所以毫无防备，主要是因为俄国人不得不应付利沃尼亚战争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场战争于1558年由恐怖的伊凡发动，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捷报频传，可后来战局开始对俄国不利了。1569年以后，奋力向波罗的海地区扩张的沙皇发觉自己的对手已是团结在一起的立陶宛和波兰，还有瑞典。在西吉斯孟德二世于1572年死后，波兰经历了数年的动荡。波兰王位的两次选举充满了利益纷争和钩心斗角。哈布斯堡家族决心要赢得王位，而恐怖的伊凡也被另外一个派别推举为候选人。另一个竞争者瓦卢瓦的亨利（Henry of Valois）于1573年被选为国王。但是第二年他就离开波兰，以便继承他刚死去的哥哥在法兰西的王位。1575年，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公爵斯捷潘·巴托雷（Stephen Bathory）被选为波兰国王，形势随之发生了变化。新的统治者带来了稳定，他作为优秀的将军的声望也闻名遐迩。1578年，波兰人向南利沃尼亚发起进攻。第二年，他们攻占了波洛茨克和大卢基（Velikie Luki）。尽管经过惨烈的战斗，但波兰人最终还是没有攻下普斯科夫。1578年，与波兰人结盟的瑞典军队在文登（Wenden）大败俄军。根据1582年与波兰的条约和1583年与瑞典的条约，沙俄不得不放弃它在战争第一阶段的所有成果，甚至还割让了数座城镇给瑞典。这样，经过25年左右的战斗，恐怖的伊凡向波罗的海的进军以凄惨的失败告终。俄罗斯终因特辖制所带来的内耗和连年的对外战争而倒下。
在结束恐怖的伊凡的故事之前，还需要提及一下在他统治后期发生的、对此后俄罗斯历史发展具有潜在影响的一件大事，此即叶尔马克（Ermak）对西伯利亚的所谓征服。早在蒙古人入侵以前，诺夫哥洛德人就已经深入到乌拉尔山脉的另一侧了。俄国人利用北部路线水陆并进进入西伯利亚。到16世纪中叶为止，已经到达了叶尼塞河口。在16世纪，斯特罗加诺夫（Stroganov）家族在欧俄东北地区尤其是乌斯季克（Ustiug）地区发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包括制盐业、捕鱼业和皮毛业。喀山被占领之后，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从政府手里得到了卡马河上游地区的大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他们在那里建立军事要塞并引进殖民者。当地部落对沙俄的抵抗得到了他们名义上的领主、远在乌拉尔山另一侧的西比尔（Sibir）的可汗的鼓励，西比尔就是西伯利亚。1582年，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发动了一场针对西伯利亚汗国的远征。远征军由约1650名哥萨克和其他志愿者组成，由一个名叫叶尔马克的哥萨克司令官指挥。尽管人数远远不及对手，但由于俄国人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良好的组织、火器和胆略，经过再三交战，击败了当地土著，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库楚汗（Khan Kuchum）的大本营。恐怖的伊凡高度赞扬这次意外胜利，欣然将其归入自己的统治，还派遣了援军。尽管在援军到达之前的1584年，叶尔马克就阵亡了，也尽管对西伯利亚汗国的征服不得不经过数次反复，斯特罗加诺夫家族的远征仍然标志着沙俄对西西伯利亚的有效控制的开端。1586年，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名为秋明（Tiumen）的城堡。1587年建立了另一个城堡托博尔斯克（Tobolsk），该城随后成为一个重要的行政中心。
如同我们本章一开始就提到的，对恐怖的伊凡这多事而悲剧的统治有不同的解说和评价。总的来说，历史学家们的评判分为两类。最为传统的观点强调他的病态性格——也就是疯狂，把他的统治分成倾听顾问意见的好的前一阶段和变成一位精神错乱、嗜杀残忍的暴君的后一阶段。这种观点来自安德烈·库尔布斯基（Andrei Kurbsky）和一些其他同时代人的叙述。卡拉姆津在他极有影响的《俄罗斯国家史》中采用了这种观点，它也被许多后来的学者所接受。今天的许多学者在常常承认伊凡越来越“发狂的个性”和他的统治中多有失去理智、残暴和冷酷的同时，致力于在莫斯科公国的基本需要与问题的背景中，也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中来解说他的行为乃至残忍。不过，争论并没有在此结束。即使是非病理学的那些解说，也强调着不同的目标和逻辑。
对伊凡统治前一阶段的歧见，主要涉及怎样解说在政令统一和中央集权上的那些努力。一些论者看到了政治“现代化”的迹象，比如发展出一个更大也更有效的中央管理机构、更为一致的一系列法则和程序、一支更强大的军队、一个忠诚的中产阶级服务阶层和发挥作用并且忠诚的地方管理机构。但是，其他学者则认为这些努力主要是政治上的“动员”而非现代化。这并不是一个更为自由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发展着一种西方式的独立公民领域的社会，而是一个更服从于国家需要的社会。
关于伊凡统治的后一阶段，特辖制引发了尤为激烈的史学论争。人们为它找到了各种理性目的：使这个国家摆脱波雅尔特殊利益的影响；回应君主制、尤其是来自那些老的王室家族的不受约束之力量的现实威胁；绕过僵硬的门阀制度，以便沙皇从贵族中选拔服役者；以及总体而言的创造一个新的随从阶级，他们因自己的土地而完全依赖于君主，所以就绝对忠诚。即使是这场斗争的冷酷和残忍也不多从沙皇的性格来解说，而是从这个任务的艰巨和贵族抵抗的程度来解释。于是，就可以说，沙皇开始时采用相对温和的措施，只是当波雅尔持续反对之后才转为严厉的惩罚。所以，恐怖的伊凡的统治似乎就可以视为类似于法国的路易十一或英国的亨利八世，他们也同样镇压了自己的贵族。然而，批评者则提出对伊凡而言并不存在真正的国内威胁，波雅尔，甚至是那些老的王室家族也早就基本处于控制之下，证据就是他们的地位是在持续衰弱。换言之，伊凡去打击的政治“问题”是他的前任们早就以不那么激烈的手段解决了的。
另一方面，如同南希·希尔兹·科尔曼颇有影响力的论证所言，当伊凡作为一个未成年人登上王位时，他在莫斯科宫廷发现了真正的波雅尔力量。南希说，这并不是对波雅尔力量的那种通常看法——这种看法在许多教科书中可以看到，最为人所知的是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谢尔盖·爱森斯坦那部上下集电影中，也就是认为这是一种腐败、妨碍和任性的力量，伊凡下决心要对之采取行动，开始时是英雄般地，但随着他挫折的增加和大脑变得紊乱就越来越狂暴了。一点不令人吃惊，这位君主反对自私的波雅尔的英勇斗争，这个模式也是出现在莫斯科公国的编年史和历史中的官方观点。然而，南希争辩说，遵循早期莫斯科公国的传统，“波雅尔在政治中有着一种积极与合法的作用”。他们向君主提出忠告，并提供军事和行政上的领导。这不是一个理想与和谐的体系，尽管它的波雅尔辩护者这样来描述它。它的特点就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派系、对政策的争议，以及权力上的许多平衡。这个体系的运作要求两个因素：一个得到所有派别尊重的复杂的层级结构（因此就有了门阀制度）；一位可以解决纷争、确保基本和谐的具有超凡魅力的君王统治者。所以，独裁政治的许多象征和仪式就成为这个王国团结的标志，并为波雅尔之间的冲突设置了底线。这是一种凌乱的政治体系，有大量的运用各种手段谋求影响，也有一位既要求他表现出绝对统治的公开面孔，同时又要不断地说服、哄骗和运作处理的君主。许多历史学家都会说，这并不是机能不良。然而，对于伊凡来说，对于那些不处于波雅尔阶层的贵族和随从们来说，则可能是。因此，特辖制就可以视为一种要打破这个限制性体系的努力。考虑到伊凡作为一个孩童君王面对着强大而争执着的波雅尔的体验，历史学家罗伯特·克卢姆（Robert Crummey）就认为：“仪式威严与实际无力的对比一定是痛彻心扉的。”现实的莫斯科公国政治与独裁权力理想之间的碰撞，这可能延伸至伊凡的全部体验，直到他搞了特辖制。
然而，在所有这些以俄罗斯历史和保守政治为背景来解释恐怖的伊凡的行为之后，仍在重大的怀疑留存。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观点，即他的权力并没有遇到真正的威胁，波雅尔的影响并不是真正的机能不良，那么，能留下来的最好解释就是：这些威胁和缺乏看来对伊凡而言是真实的。而这又反过来导致我们或是接受或可称为意识形态和符号学的解释，或是接受心理学的解释。前面那种解释认为伊凡是如此相信沙皇绝对权力的神话——这表现于那么多的仪式和象征之中，以至他希望让此成真。后面这种仍在传播的解说，其论点集中于伊凡内在的邪恶。即使是那些苏联学者——他们尽量将恐怖的伊凡解说为有意创建现代国家，要克服封建分裂残余的抵抗，也承认伊凡病态的猜疑和残忍。很少有历史学家怀疑伊凡的童年体验对他有烦扰的影响。然而，所有这些就会使我们踏上冒险的历史心理分析之路，历史学家们是想在此之前止步的。另外，也很少有人会不同意伊凡四世是一个心理不正常和古怪的人物。这种性格的人曾带来许多个人悲剧。然而，恐怖的伊凡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庞大国家的统治者，而他为所欲为的权力没有什么制度化的制约。
1584—1598年，是伊凡四世幸存的儿子中年龄最大的费奥多尔（Theodore）——又称费多尔（Fedor）——的统治时期。这是一段相对宁静的时期。新沙皇身体羸弱，资质和能力极其有限，但是为人和善且信教虔诚，所以他完全依赖他的幕僚。幸运的是，这些幕僚，尤其是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unov），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其统治期间一件重要而特别的事件是1589年俄罗斯牧首
的设立。主要由于鲍里斯·戈东诺夫出色的外交才能，俄国人得到了君士坦丁堡牧首伊列米亚（jeremiah）的允许，可以把俄罗斯教会的首领提高到牧首的地位，这是东正教世界的最高神职。后来，所有的东正教牧首都同意了这一举措，尽管不无勉强。鲍里斯·戈东诺夫的朋友约伯（Job）总主教成为莫斯科的首位牧首。通过册立大量新的总主教、大主教和主教，俄罗斯教会的级别提高了，规模也扩大了。事实证明，教会组织的强化在“动荡时期”是有重大意义的。
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包括这样几件大事：在斯捷潘·巴托雷于1586年死后，费奥多尔参加了波兰王位竞选，但未成功。俄国取得了对瑞典的战争的胜利。这次战争在1595年以归还芬兰湾附近的一些城镇和领土给莫斯科公国而宣告结束，这些领土是在1583年条约中被割让出去的。利沃尼亚战争前的边界就这样恢复了。1586年，位于外高加索、信仰东正教的格鲁吉亚王国，因不堪穆斯林国家的困扰，恳求允许其归顺俄罗斯沙皇。因为格鲁吉亚与沙俄相距遥远，发生在16世纪的这种归顺更多的是一种有名无实且很短暂的联系，但是这一请求为日后沙俄的领土扩张指明了一个方向。
在费奥多尔统治期间的1591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乌格利奇的德米特里公爵死了。这件事的离奇复杂使其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最著名的侦探故事。沙皇的弟弟、皇室家族内除费奥多尔之外仅存的男性成员、年仅九岁半的德米特里公爵，在他位于乌格利奇的住所的院子里被割喉致死。此事激起了民变，暴动者指责孩子的侍卫们就是凶手，并将他们杀死。一个由瓦西里·舒伊斯基公爵领导的官方调查委员会宣布，德米特里是因为癫痫发作时手上正玩着刀子，不幸伤及自身而死。很多同时代人还有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都认为德米特里被害是出于鲍里斯·戈东诺夫的指使，因为他自己想当沙皇。然而，普拉托诺夫却对此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反驳：作为恐怖的伊凡的第七任妻子所生的儿子，德米特里登上皇位的权利是非常可疑的，因为根据教会的法规，只有前三任妻子才是合法的；而且当时沙皇正值而立之年，完全可能有自己的儿子，也许还不止一个；此外，鲍里斯·戈东诺夫完全有能力更加巧妙地实施这次谋杀，以避免直接牵连到他的手下。近年来，沃尔纳茨基指出，尽管在德米特里公爵明显的意外死亡后马上就有了种种说法说这是一场谋杀，但是根本就没有能够证明暗杀指控的第一手证据。虽然学者们有充分的理由满足于普拉托诺夫和沃尔纳茨基的解释，但是普通大众无疑更愿意接受因普希金的诗剧和穆索尔斯基（Musorgsky）的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而变得家喻户晓的传统故事。
即使鲍里斯·戈东诺夫确实没有杀害德米特里，他竭尽全力保住权力确是不争的事实。鲍里斯·戈东诺夫出身于皈依了东正教并被俄罗斯化的蒙古贵族家庭，虽然目不识丁，但是在玩弄宫廷权术、办外交和治国方面，却表现出了超常的智慧和能力。他善于利用机会接近沙皇费奥多尔，还使后者娶了他的妹妹伊琳娜（Irene）。在几年的时间内，鲍里斯·戈东诺夫击败了他在宫廷中的所有对手，终于在1588年前后成了俄国实际上的统治者。除却权力和无尽的个人财富之外，鲍里斯·戈东诺夫还获得了象征其高位的种种极端显赫的符号：一个非常引人注目而且越来越长的头衔，代表莫斯科公国处理外交事务的正式权利，与沙皇的朝廷同样规制的属于自己的宫廷，外国使节在觐见过沙皇费奥多尔之后必须到这个宫廷去拜会他。当没有子嗣的沙皇于1598年去世时，鲍里斯·戈东诺夫已经为继承皇位做好了一切准备。然而，他的统治与其说是其抱负的成功实现，不如说是动荡时期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