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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大公国的起源显示了自己的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个国家从一开始便不是单纯的立陶宛人的国家，而是立陶宛人和罗斯人的国家。
柳巴夫斯基
立陶宛扩张的速度之快和成果之大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这确实超出了立陶宛人自身的真实能力，也非那个王朝的真实力量所能及。那个王朝的许多成员尽管禀赋出众，但是王朝本身已经被其内部各个支系之间的琐碎无聊的竞争撕扯得四分五裂，因而难以在一个首领的带领下联合行动……相对弱小的立陶宛族群本来应该是主要的牺牲者，但是整个东中欧也本来应该是由德意志和莫斯科的、可能还要加上鞑靼人的干涉造成的混乱局面的牺牲品……波兰与立陶宛的合并，加上立陶宛的鲁特尼亚（Luthenia）地区，壮大了波兰的实力，也确实创造了一个新的大国，这个大国占据着东中欧的大片至关紧要的地区，强大到了足以阻挡德意志与莫斯科的推进的程度。一个看似妄想的计划的惊人成功成为不仅是那个地区也是整个欧洲的转折点。
哈里奇（Halecky）
新的波兰和立陶宛联邦，其意识形态核心可以在波兰王国内形成的政治模式中找到，这尤其涉及贵族增长着的特权和政治权利。这些特权和权利，或者用一个更强烈的表述“自由”，构成了意识形态一致的基础，用不着战争，就将这些新疆域与波兰中心联结起来。这种扩张和随之而来的联合将会成功，其保障并不主要靠统治者的权威和感召力，或者是那些管理和军事机构，更在于创建了一个相对宽广和团结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靠着接纳来自新国家和新种族的代表还能够进一步发展。在这样一个政治模式中，“感召力”的来源就是那些权利和特权，它们允许从臣民逐渐进化到公民。
安德烈·诺瓦克（Andrzej Nowak）
到瓦西里三世统治时期，尽管莫斯科的统治者已设法将前基辅国家的大片领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但是基辅的另一大块遗产却依然归立陶宛的大公们所拥有。实际上，西部罗斯的历史在几个世纪中都与立陶宛和波兰的社会体制和命运息息相关。一些历史学家曾认为，立陶宛力量的增长，尤其是当它越来越与波兰结交，采纳了波兰的政治模式之后，就代表着俄罗斯的另一种选项，这种选项有较多的民主和西方倾向，而不是独裁的莫斯科公国所代表的那种模式。这些差异和竞争将在俄罗斯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
立陶宛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波罗的海语族，虽然很久以前他们就已经定居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森林中，但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时间较晚。很明显是袭击了诺夫哥罗德的那同一个条顿骑士团的压力最终迫使一些立陶宛部落初步统一到明多夫格（Mindovg）或称明多格斯（Mindaugas）的领导之下，他的统治大约从1240年延续到1263年。明多夫格接受了基督教并从教皇英诺森四世那里接受了王冠，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切断与西方的联系并重归异教。他被暗杀之后，国内纷争与统治者的频繁更替持续了一段时间。然而，13世纪末，维坚（Viten）或维捷尼斯（Vytenis）试图再次统一立陶宛。他从1295年到1316年作为大公统治着立陶宛，在国内事务及国际关系中都很活跃，后来在与条顿骑士团的战斗中死去。
维坚的兄弟格底敏（Gedymin）——又名格底敏纳斯（Gediminas）——被称作立陶宛国家的真正建立者，他于1316年到1341年在位。他完成了立陶宛诸部落的统一并努力将自己的土地组织成有生命力的政治实体。他还将自己的统治区域向东南扩展。罗斯的一些领土，特别是波洛茨克地区早在明多夫格统治时期就已成为立陶宛公国的一部分；到格底敏时期，这个公国开始大规模向罗斯扩张。维尔纳（Vilna）——在立陶宛语中称维尔纽斯（Vilnius）——成为这个不断成长壮大的国家的首都。
格底敏的有名的儿子奥里格尔德——又名阿尔吉尔达斯（Algirdas）——于1377年去世，他将其父亲的事业推进得更远。在勇敢的兄弟凯斯图特（Keistut）——又名凯斯图季斯（Kestutis）——的帮助下，奥里格尔德以惊人的速度向东扩张，凯斯图特则承担起了在西部阻挡可怕的条顿骑士团的重任。被奥里格尔德纳入麾下的罗斯土地包括沃里尼亚、基辅、契尔尼哥夫以及斯摩棱斯克的大部分。在此进程中，他挫败了波兰人夺取沃里尼亚的企图，并且成功地阻击了蒙古的侵略。立陶宛的统治区域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黑海。奥里格尔德并非不想统治全部罗斯。他三次进攻莫斯科公国，其中两次包围了莫斯科城，但是他终究未能攻下它或以别的方式得到它。
立陶宛向罗斯的势如破竹的扩张远不止一个原因。最明显的原因是，内部分裂和外部侵略已使罗斯的抵抗力量虚弱不堪。但是还应该注意的是，立陶宛的进攻的破坏力与残忍性远远不及蒙古人或条顿骑士团的入侵，在某种意义上，不能把它对罗斯的统治视为外族统治。许多历史学家根据坚实的证据认为，确实存在着一个立陶宛—罗斯国家。人口统计数据有助于说明当时的情况：人们估计，在立陶宛公国事实上扩张至黑海后，它的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乃至更多的居民是罗斯人。扩张也很少带来社会变动：各个城镇依然保持着它们的罗斯特征；罗斯的波雅尔和东正教会继续享有很高的地位及广泛的特权；与立陶宛王公们比邻而居的罗斯王公们继续统治着各自的公国，他们都臣属于立陶宛大公；两个贵族集团之间的异族通婚相当普遍。与罗斯因素的数量优势可能同等重要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立陶宛人从罗斯人那里学了很多东西，但能给予罗斯人的却很少。来自一个异教的、相对封闭的及文化落后的地区的立陶宛统治集团如饥似渴地接受了基辅罗斯的文化。立陶宛的军队、行政系统、法律和财政等都是以罗斯模式来组织的，俄语成为新国家的官方语言。普拉托诺夫在评价立陶宛大公奥里格尔德时坚持认为：“在处理与不同民族的关系时，可以说奥里格尔德的所有同情心与注意力都在罗斯民族身上。根据他的观点、习惯及亲属关系，不妨说奥里格尔德属于罗斯民族并且是后者在立陶宛的代言人。”这样一来，人们将立陶宛国家看作基辅这一主题的另一个变调及基辅的继承人，而不是强加于罗斯的外国实体，也就毫不奇怪了。这一事实使得它与另一个成功的继承者即莫斯科之间的竞争具有更加根本性和更加重要的意义。
然而，奥里格尔德去世后不久一个新的因素出现了：这就是立陶宛与波兰之间的联系。根据1385年王朝间的克列沃（Krewo）协议
，1386年，奥里格尔德的儿子和继承人亚盖洛迎娶了波兰女王雅德维佳（Jadwiga）。因为统治波兰的皮亚斯特（Piast）家族没有男性成员，亚盖洛成为两个国家的合法君主，他的波兰名字是弗拉季斯拉夫二世（Wladyslaw Ⅱ），他的在位时间是1377年到1434年。两个国家仍保持各自的独立，联合只是私人性质的。实际上，1392年亚盖洛不得不承认他的堂兄弟、凯斯图特的儿子维托夫特或称维达塔斯（Vytautas）为立陶宛的大公，虽然是以封臣的名义，实际上是独立的。根据1413年的一项安排，两国今后的统治者均不得由同一人担任。然而，在1447年这两个宝座再次被一个人独占：卡西米尔四世在没有放弃立陶宛大公之位的情况下继承了波兰的王位。不管是共有一位统治者还是各有各的统治者，1385年之后波兰成为影响立陶宛的主要力量，并且这种影响越来越大。
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早期是立陶宛大公国历史上一段不寻常的时期。在从1387年到1396年的十年间，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接受了立陶宛的宗主国地位。维托夫特的统治从1392年持续到1430年，这是立陶宛大规模扩张的时期，由于这时的立陶宛为了俄罗斯大平原的霸权而继续向莫斯科挑战，更诱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1410年，维托夫特亲率大军参加了至关紧要的坦能堡（Tannenberg）或格伦瓦尔德（Grünwald）战役
，波兰和立陶宛联军在这一战中粉碎了条顿骑士团，从而最终消除了这个对斯拉夫人和立陶宛人的致命威胁。这位立陶宛大公的厄运出现在1399年，是年他在与蒙古人的一场大战中遭到灾难性的失败。一些历史学家相信，如果维托夫特在沃尔斯卡拉（Vorskla）河畔的这场战役中胜利了的话，他将极有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莫斯科和波兰的头上，东欧历史的发展方向将因此改变。
归根到底，事实证明，对立陶宛来说，亚盖洛的婚姻比维托夫特的战争更重要。它标志着这个国家的波兰化的开始。为了迎娶雅德维佳，亚盖洛放弃了东正教而归依了罗马天主教，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选择。更有甚者，他迫使信仰异教的立陶宛人也转而信仰天主教。神父们自然地从波兰拥到立陶宛，天主教会成为波兰影响力的强大据点。例如，人们注意到，前四位维尔纽斯的主教中有三位确定无疑是波兰人，直到15世纪末波兰人依旧占了维尔纽斯的神职人员的多数。教育紧随宗教而来：第一批学校要么是教堂学校要么是修道院学校，教师主要由神职人员担任。为了获得在国内无法接受的高等教育，立陶宛人来到位于克拉科夫（Cracow）的波兰大学，这所伟大的学府为立陶宛的精英们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教育。强调罗斯对立陶宛的文化影响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常常低估了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灿烂的波兰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很自然地，立陶宛人被波兰人所提供的东西所倾倒。从建筑师和艺术家到外交家在内的波兰专家也很自然地出现在立陶宛。波兰的殖民者甚至也来到了立陶宛。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天主教会这个话题吧，它的影响并不局限在纯宗教领域，还波及教育、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教会的地产不断增加，并享有普遍的免税特权。主教们与大公共议国政，许多因其所受教育而受人尊敬的神职人员都参与了国务活动。
朝廷和上层社会的波兰化是最广泛的。波兰因其贵族们享有的广泛特权和自由而对立陶宛地主具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西部罗斯的许多地主也波兰化了，使这一地区原本就不简单的种族和文化模式更加复杂，并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新的种子。强调贵族的独立和荣誉的波兰的语言、习俗与思维方式，逐渐在立陶宛的生活占据了支配地位。例如，在1413年有47个波兰贵族家庭与同样数量的立陶宛贵族家庭建立了特殊关系，其中的每个波兰家庭将自己的盔甲送给对应的立陶宛家庭。还需要强调的是，在亚盖洛与雅德维佳联姻和立陶宛与波兰建立特殊关系之初的1386年与卢布林（Lublin）
联盟建立的1569年之间，立陶宛的诸上层阶级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总体上说他们的发展趋向于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类似于波兰贵族（
szlachta
）的贵族阶级，而大地主的地位则相对衰落。
历史学家们认为，随着立陶宛与波兰越走越近，它最终就不再是基辅罗斯的继承者。1569年的卢布林联盟以这两个国家的联邦正式巩固了这种关系。这或许可以视为立陶宛公国的历史演进和波兰文化、财富和政治吸引力的一种逻辑顶点，但它的发生并非没有遭遇立陶宛巨头们的抵抗（包括斯拉夫人，他们已经成为立陶宛精英阶层的一部分），这些人担心会失去权力和地位；但小贵族们却期待着从中受益。只有当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爵西吉斯孟德二世奥古斯丁着手从立陶宛手中夺取大片罗斯领土，将它们并入波兰时，立陶宛巨头们才接受了他关于统一的提议。
卢布林联盟创造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新国家。它的正式名称是“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王国”，但更常用的名称是“波兰—立陶宛联邦”，而外国人却常常简称为波兰，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如此。这个联盟以各种形式一直持续到波兰于18世纪被瓜分为止。历史学家们对这个新的多种族两个国家的联邦的政治和社会联系的性质多有争论，这是好几个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喜欢这个联邦的人（这种人不少，而且并不限于波兰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强调波兰和立陶宛贵族的联合阶层所享有的独特权利和自由，这主要涉及将属于波兰贵族的“黄金自由”扩展至立陶宛土地上的贵族中。这个联邦的政治秩序建立在一个拥有许多权利和特权的强大贵族与一个软弱的国王之上。被称作“色姆”（Sejm）的议会或会议，是行使贵族统治的主要机构。通过它，波兰—立陶宛联邦（szlachta）推选出国王（尽管是从统治家族中），也可以对任何王室法令表示反对。事实上，这个会议的任何单个成员都可以行使否决的权力［这就是著名的“自由否决”（liberum veto）］，它保护了少数的权利，但也形成了管理上的一定混乱。学者们常常形容波兰—立陶宛联邦是一个贵族“共和国”。
批评者则强调即使是1569年之前这个联盟中的民族不平等因素。尽管立陶宛与波兰之间正式而言是平等的，而且保证立陶宛人有广大的自治，但这个新的安排仍可被视为本质上是波兰的胜利。波兰王国保有了它刚刚从立陶宛吞并而来的俄罗斯土地，它是这个大公国的整个南边部分，超过了它全部领土的三分之一，它一些最为富裕的地区也在其中。基辅人尤其怨恨于失去了自治，在波兰的集权之前（这早在1569年之前就已开始）他们长期享有这种自治。由于每个县都派两名代表参加“色姆”，而波兰的县比立陶宛多得多，所以“色姆”中波兰的人数与立陶宛的人数形成了三比一的比例（尽管有着各种规则，包括“自由否决”，试图减缓这种不平衡）。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尽管正式而言有着宽容的政策，允许这个联邦内有多种宗教，但波兰文化（包括罗马天主教义）成为了支配性和扩展性的力量。总而言之，尽管对立陶宛人有许多保护和权利保障，但波兰很自然地成为了这个新联邦中的老大。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波兰已经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帝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尤其重视这个新国家中那些非波兰人的斯拉夫人的命运。波兰对基辅、沃伦和立陶宛公国其他南部地区的吞并，意味着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会发现自己的自治减少了，处在了波兰和天主教当局的统治和影响之下。而且，尽管波兰的体系给予贵族许多特权，但人口的绝大多数并无任何这种权利。农人如同以前一样，什么都没有，只有压迫。
从罗斯历史的观点看，作为莫斯科统一国家的事业的一个伟大但并未成功的竞争者，立陶宛公国或立陶宛—罗斯公国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柳巴夫斯基以及其他专家都对维尔纽斯为什么会失败在莫斯科成功的地方提出了很有思想性的解释。在他们看来，一个基本的原因是两个国家的中央权威的演化上的差别。君主专制在莫斯科发展起来，而立陶宛统治者的地位却越来越弱而不是越来越强。由于受到力量强大的波雅尔和高度自治的城市的利益的限制，立陶宛大公变成了通过选举产生、受宪法约束的君主，而且还得把越来越多的权力和特权授予他们的臣民：首先，他们的执政依赖于贵族委员会的批准；在1529年和1566年的法令通过之后，他们的政策还需要得到议会里的所有贵族的同意才能生效。这样一来，当莫斯科的独裁统治在恐怖的伊凡统治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时候，立陶宛大公的权威也降到了新低。当莫斯科统治者竭力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及控制国家生活并在总体上获得成功的时候，立陶宛的统治者却越来越依赖或者说使自己顺从于地方官员和地主阶级的意志。在摊牌的时候，事实证明莫斯科的体制更强大。
当然，重要的原因隐藏在两国不同的演化历程的背后。我们先前已经分析过，莫斯科公国崛起在相对原始而具有边疆性质的东北，这里的统治者想方设法要在一个流动且不断扩展的社会中获得支配性地位。相反，立陶宛公国起家于波罗的海地区的森林，后来吞并了古老且有高度文明的基辅土地。它囊括了罗斯西南部的许多土地，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反映的是西南模式，我们已在前面讨论过这种模式，它的特点是和王权比起来波雅尔的力量更强大。详细的研究表明，在立陶宛公国，16世纪或15世纪时控制特定土地的那些贵族家庭，到17世纪时仍然控制着相同的土地；有时他们非常富有，乃至借钱给国家；世袭领地仍占支配地位，以服役为条件的封地制度只居次要地位。统治者们发现这些根深蒂固的土地贵族与繁荣的旧城市——主要是前者——的数量太多以致无法与之竞争，因而不得不接受他们对王权的限制。立陶宛与波兰的关系导致了相同的结果。波兰是贵族在其中拥有巨大特权的选举制君主政体的一个样板；实际上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贵族文化和贵族生活方式。当立陶宛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按照自己的过去的惯性发展时，波兰的影响支持了贵族的崛起，并为它提供了理论辩护和法律支持。另外，与一元化的莫斯科相比，立陶宛一直不得不应付不同的民族与文化，从而形成了一个联邦而非单一性质的国家。最后，如前所述，它变成了波兰的一个小伙伴而非基辅的继承权的有力竞争者。
立陶宛—罗斯公国吸引研究俄国史的历史学家们注意的原因，还在于它在语言和种族上将罗斯分裂为大俄罗斯（经常被简单地称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过程中的作用，它对后二者的影响更甚。尽管这一分裂还有更古老的根源，人们有理由推测，如果罗斯一直保持基辅时期的政治统一，那么事情的发展将是另一种模样。实际发生的则是，大俄罗斯人逐渐地与莫斯科公国联系在一起，而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则与立陶宛和波兰拴在一块了。虽然都始于同一个基辅传统，但政治上的分离逐渐拉大了文化间的差异。弗朗西斯·斯科里纳（Francis Skorina）是一名来自波洛茨克的学者，他在16世纪早期翻译了《圣经》并在布拉格和维尔纳出版了其他著作。这个人通常被称为独特的西南罗斯书面语的奠基者，尤其被视为白俄罗斯文学的先驱。如我们所知，罗斯东正教会也最终分裂了，在基辅设立了一个总主教来领导立陶宛的东正教。在几个世纪的分裂的催化下罗斯分裂为大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事实，成为接下来的俄罗斯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