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封建割据时期的罗斯：宗教与文化

总的说来，蒙古的统治给俄罗斯人民的生产以重重的一击，这个事实必然要以异常忧伤的风格反映在艺术品的生产和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技术上……13世纪的下半叶和整个14世纪是一个“人民受压迫、领导人绝望、土地贫瘠、工商业衰落和许多技能失传”的年代。

巴格雷（Bagalei）

如果我们只考虑它的文学，从鞑靼人入侵到莫斯科的伊凡三世统一罗斯为止的整个时代可以称之为黑暗时代。它的文学要么是对基辅传统的或多或少可怜的回忆，要么是对南部斯拉夫风格的无生气的模仿。但是在这里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记住的是，文学不能代表古代罗斯文化的真实水平。14和15世纪是文学的黑暗年代，但同时又是罗斯宗教绘画的黄金时代。

米尔斯基（Mirsky）

罗斯圣像画是古代罗斯最有意义的艺术现象，是其宗教生活中基本的和最流行的工具，也是其宗教天赋的表现。它的历史渊源和形成体现了最高水平的艺术传统，而它的发展过程则展示了非凡的艺术技能。

孔达科夫（Kondakov）

如同经济和社会一样，封建割据时期罗斯的宗教与文化直接由基辅时代发展而来，尽管这一点很清楚，但历史学家们还是视它的条件和方向颇为不同，本章开篇这三段引语就表明了这一点。更为确切地说，历史学家们证明了一些矛盾的趋势。无疑，一个单一国家崩溃后的艰难世纪，就出现了许多文化领域内的停滞，甚至是衰退。就教育整体和那些昂贵而困难的事项如大规模的石砌建筑以及一些奢侈品艺术和工艺而言，贫困和相对的孤立尤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许多工艺和技术看来已经完全失传了。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很多原有的艺术性与活力。如同著名俄罗斯历史学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Dmitrii Likhachev）所评述的那样：11世纪和12世纪的编年史，“它们的撰写变得苍白而简略了，缺乏宽阔的俄罗斯广度的视野”。然而，许多活动领域中的这种衰退却与几个领域内很可能是俄罗斯创造天才的最高成就恰巧重合，这些领域包括木质建筑、尤其是圣像画。一些论者这样来形容宗教生活中的伟大活力——尤其是14世纪和15世纪时，称为“俄罗斯精神上的文艺复兴”，这表现于宗教艺术、修道院的繁荣，以及对信仰和道德问题的高度关注（与冲突）。

封建割据时期罗斯的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与文化中继续占据着中心位置，它反映出这一时期的长处与弱点、成绩和失败。在分裂的年代，教会的统一与组织格外引人注目。在15世纪早期，除了莫斯科的总主教之外，罗斯东正教教会有十五个主教，其中三个主教即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利的主教拥有大主教头衔。1448年，在佛罗伦萨会议激起了罗斯人对希腊教士的怀疑之后，约拿斯在未经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批准的情况下成为总主教，这就结束了罗斯教会对拜占庭的传统的效忠，并宣告了罗斯宗教历史上独立自主时代的开始。然而，罗斯教会内部的行政统一最终被证明是不可能保持下去的。莫斯科与立陶宛之间国土与人民的日趋严重的分离的结果是，在基辅出现了代表立陶宛国家的另一个东正教总主教。与莫斯科的这次最终分家发生在1458年。

正如我们所知，教会因其巨大的财富和特权地位，在封建割据时代罗斯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着这个时代从莫斯科的崛起到东北蛮荒之地的殖民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态发展。但是教会对自身的影响即对宗教及精神领域的确切影响尚难确定。一个经常被提及并且总的说来令人信服的观点是，基督教的仪式与美学在中世纪的罗斯特别流行，这一特点在圣餐等教堂仪式中表露无遗，其中一些仪式特别冗长、琐碎。禁食、宗教节日和教会历法为罗斯人民的宗教仪式主义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圣像画与教堂建筑则为他们对美的追求提供了更多的途径。然而，这个时期罗斯基督教在道德和社会领域的影响也丝毫不亚于基辅罗斯的鼎盛时期。许多专家认为，经常出现的主人以立遗嘱的方式解放奴隶的现象就归功于教会的宣传。另外，总体而言，对于基督教倡导的行为准则，罗斯人民最起码的态度也是：虽不能为，心向往之。

圣徒一如既往地反映着罗斯人面临的问题与心中的渴望。封建割据时期被封圣的人物各色各样，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这样的王公和以阿列克谢总主教为代表的教会政治家，到无名的隐士。但是给罗斯的宗教良心以最强烈的震撼的是拉多涅日（Radonezh）的圣谢尔盖耶夫。圣谢尔盖耶夫起初只是隐匿在原始森林中的一位修道士，后来被公认为罗斯的精神领袖，他于1392年去世，享年78岁。显然他的祝福为德米特里大公及其军队在库里科沃的冒险一战增添了力量，他的话有时可以平息王公间的纷争。虽然他拒绝出任总主教，但他实际上是罗斯教会的精神领袖。圣谢尔盖耶夫在莫斯科城北建立的、后来得名“圣三一—圣谢尔盖耶夫”的修道院，当时成为全国最伟大的宗教和文化中心之一，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修道士运动的发祥地。圣谢尔盖耶夫去世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朝圣者从罗斯各地来到他的位于该修道院中的一个教堂里的墓地。直至今日，朝圣者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和其他许多圣徒的情况一样，对圣谢尔盖耶夫的影响力的主要解释是他对谦卑、仁慈、兄弟之情以及爱等美德的身体力行，它们在基督教的信仰与理想中都始终存在着。必须补充的是，圣谢尔盖耶夫一直努力去帮助所有需要他帮助的人，他既强调劳动与学习，又重视宗教的沉思和对教规的遵守。

圣谢尔盖耶夫的信徒们将基督教信仰传播到罗斯北部的广大地区，在此过程中建造了几十座修道院。彼尔姆的圣斯捷潘（St. Stephen），圣谢尔盖耶夫的最优秀的朋友，使说芬兰语的季梁（Zyriane）诸部落皈依了基督教：他学会了他们的口语，并以他们的装饰图案为基础为他们创造了字母和书写文字。这样，季梁人就可以遵照东正教的传统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敬奉上帝了。

中世纪罗斯与中世纪欧洲一样，知识生活的中心是宗教问题，虽然经常也涉及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虽然罗斯大体上置身于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得到发展的诸理性主义和改革的潮流之外，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罗斯国家的西部特别是诺夫哥罗德一度出现了强调理性主义和激进改革的宗教运动。早在1311年，教会的一个委员会就谴责了诺夫哥罗德的一位牧师否定修道制度的言论，视其为异端。在14世纪下半叶的诺夫哥罗德，一个被称为“斯特利果尔尼克派”（strigolniki）的教义很有影响。这个激进的宗派的信徒与西方的福音派很相似，他们否定教会和教阶制度的权威，拒绝除洗礼之外的一切圣礼，要求回到使徒时代；这场运动中最极端的派别甚至不承认基督，他们的宗教仪式只有一个，即向上帝或圣父祈祷。抗议的声音最早出现时明显地只是针对与圣礼有关的收费，但很快这些持不同意见者就开始拥护不断增多的激进观点。所有的劝说都以失败告终，但诺夫哥罗德以及普斯科夫的民众和政府的武力镇压与斯特利果尔尼克派内部的不同意见一起导致了这一派别在15世纪早期的销声匿迹。

后来，也是在这个世纪，一个名为“犹太教派”的新的异端出现了。这个激进宗教运动与1470年来到诺夫哥罗德的一个名叫热查里亚（Zechariah）或斯哈里亚（Skharia）的犹太人及其教义的传播有关。犹太教派接受《旧约》但拒绝《新约》，认为基督是一位先知而非救世主。因而他们也谴责教会。通过派遣两名诺夫哥罗德传教士去莫斯科，这一运动在首都的宫廷里获得了立足之地。沃洛科拉姆斯克（Volokolamsk）的一位修道院长弗洛克的约瑟夫（Joseph of Volok）领导了教会反对这一异端的斗争。1504年，他们被宗教法庭宣判有罪，伊凡三世最终向教会内部占优势的派别屈服，残酷地镇压了犹太教派，并将他们的领导者送上了火刑柱。

那时，罗斯东正教会内部的争论比来自教会之外的挑战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当时最重要也最著名的争论发生在“占有者”和“非占有者”之间，弗洛克的约瑟夫作为“占有者”一派的杰出领导人而在争论中再次占据了中心位置。弗洛克的约瑟夫与占有论者推崇专制统治者和一个富有且强大的教会之间的紧密联合。大公或沙皇是教会的所有土地与特权的天然保护者。反过来，他理应受到教会的全面支持，他的权威对世俗领域和教会一样有效。占有论者还特别重视官方的信仰方式和宗教仪式的意义，强调教会的礼拜式、各种仪式、惯例和教义的圣洁性，认为有必要对所有异端进行猛烈而全面的镇压。

因为非占有论者源自东北地区的修道院，有时他们也被称为“伏尔加河那边的长老们”，他们的主要代言人尼尔·索尔斯基（Nil Sorskii）或索拉的尼鲁斯（Nilus of Sora）是个具有惊人的精神品质的人。正如他们的名字所显示的，非占有论者反对教会拥有财富，特别反对修道院占有土地。他们坚持认为修道士应该实践他们的誓约，必须贫穷，必须自食其力，必须真正做到“与世无争”。教会和国家应该彼此独立；居于现实世界的较低等级的国家无权干涉宗教事务。非占有论者强调沉思和内在精神的觉醒，力求道德上的完美，同时反对教会的形式主义和对仪式的拘泥。另外，他们在有关《圣经》、传统和人类习惯等方面的教义上也与占有论者不同，认为《圣经》是上帝的戒律，只有它才应该得到完全的遵守。而其他的一切都是可以批判或改变的。但是即使是针对那些挑战教会基础的人也只能劝说，绝不可施以暴力。

1503年，教会的一个委员会决定支持占有论者。弗洛克的约瑟夫和他的同事们引用拜占庭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还声辩说，从实用的角度看，教会拥有庞大且复杂的组织与财产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履行自己的不同功能，包括大规模的慈善活动。他们的观点特别是关于教会和国家关系的观点，在总体上适应了上升中的莫斯科专制主义，尽管有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伊凡三世因为垂涎教会的土地而同情非占有论者。弗洛克的约瑟夫于1515年去世，随后被宣布为圣徒，其他高级教士继续着他的工作，特别是于1521年成为总主教的达尼尔。在1524年和1531年的教会法庭上，乃至在迟至1554年和1555年的教会法庭上，尼尔·索尔斯基的一些主要追随者被宣判为异端。尼尔·索尔斯基本人却被封为圣徒。

在解释占有论与非占有论之间的争论的时候，许多学者，包括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历史学家在内，强调占有论者支持崛起中的莫斯科统治者以及罗斯社会中赞同这一崛起的那些集团的利益。另一方面，非占有论者走的也是上层路线，反映了贵族对中央集权的反对。如果换一个角度，将这个问题放在东正教会历史的背景下，不妨认为非占有论者源自东方禁欲主义所固有的、特别是为阿陀斯山修道院所践行的神秘和冥想的传统。然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占有论和非占有论所反映的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中不时出现的对世界的两种态度，由于世俗的和永恒的行为标准与目标之间的互不相容，两种态度都远非轻松。非占有论者因而与西方的圣芳济会（Franciscans）以及其他顽强地努力要干预世事的宗教团体相似。甚至在16世纪的全部有关宗教会议谴责过他们之后，作为一种态度和观点，他们依旧是罗斯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世俗社会的生活，一方面是怎样通过道德行动和慈善，或者是走一条退隐、否定自我、冥思和祈祷之路（这也是治疗和拯救世界），关于这两者之间适当平衡的这场中世纪争辩，在俄罗斯历史上那些动荡和不确定的岁月中还会一再出现，尤其是在20世纪之初和共产主义崩溃之后。

诸如统治者的地位和权力等本质上属于世俗知识性的问题也经常披上宗教的外衣。当莫斯科崛起到了能够统一罗斯的程度以及它的大公转变成独裁的沙皇的时候，权威问题，包括它的特征和权限，自然变得重要起来。如前所述，为了给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做辩护，一些传说和学说出现了。例如，一则显然是在16世纪头25年编造的关于弗拉基米尔的王公们的传说，讲述了莫斯科大公的一个著名的祖先、基辅的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是如何从他的外祖父、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莫诺马赫手里接受如下象征王位的华丽服饰的：一个后来得名“莫诺马赫的皇冠”的一块饰头巾，以及其他一些礼仪用服装。更有甚者，莫斯科大公们逐渐与罗马的皇帝们拉上了关系。根据新的家谱，罗马的君主和世界的统治者奥古斯都（Augustus）在他的晚年将自己的江山分给了自己的亲属，其中让他的兄弟普罗斯（Prus）成为维斯杜拉河两岸的统治者。留里克是这个普罗斯王的第十四代子孙，圣弗拉基米尔是留里克的第四代孙，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是圣弗拉基米尔的第四代孙。与这个莫斯科王族血统的修订版同时出现的是，基督教在罗斯的出现也被提前，使者圣安德烈被宣布为它的真正创立者。

但是最有趣的是关于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学说，关于这一点学者的解释有很多分歧。它的最早提出者是一位来自普斯科夫、名叫菲洛修斯（Philotheus）或称菲洛费（Filofei）的长老，他在1510年给瓦西里三世写信阐述了三个罗马的理论：第一个是旧的罗马教会，因为信奉异端而灭亡；第二个是君士坦丁堡教会，被异教徒所灭；最后一个便是瓦西里三世的沙皇政权下的教会，它将像太阳一样照亮整个世界。前两个罗马已经毁灭了，莫斯科，这第三个罗马将永立于世，再也不会有第四个罗马。一些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一学说中的政治含义，最近它又被一再地作为世俗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性的证据而被引用。因而，需要强调的是，菲洛修斯的思想首先是关于教会而非国家的。并且，他关心的是真正的信仰的持久，而非政治的扩张。无论如何，莫斯科统治者的对外政策从未认可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观点。如前所述，他们对拜占庭的遗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决心把基辅大公的事业发扬光大。

文学与艺术

对封建割据时期的文学的评价总的说来很低。对于现存的那个时期的书面作品，这一评价完全正确。虽然口头的、通俗的文学依旧丰富与形式多样，但却没有能产生可与基辅的《壮士歌》的艺术水平相媲美的故事。必须补充的是，一些专家认为，现存的资料太少，不足以让我们对封建割据时期文学的数量与质量形成一个明确的判断。

蒙古对罗斯的征服催生了一定数量的叙事作品和半传奇的与传奇性的故事。它们侧重于激战、恐惧及侵略带来的破坏，并将这场入侵解释为神对罗斯的罪孽的惩罚。对于这场大灾难的最艺术化的叙述可以在描述蒙古人蹂躏梁赞的系列作品和《罗斯国沦亡记》中看到，这些作品写于封建割据时代早期即13世纪中叶，现仅存开头部分。库里科沃的胜利也在文学中得到了反映。《马迈大屠杀记》是在这一事件发生约二十年之后写成的，它以相当艺术化的手法记述了德米特里大公离开莫斯科、其妻的悲伤、大公拜访拉多涅日的圣人谢尔盖耶夫、战役前夜以及战役的过程等情节。另一个描述库里科沃战役的著名作品是在15世纪末写成的《顿河彼岸之战》（ Zadonshchina ），它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仅是对《伊格尔远征记》的笨拙模仿而已。《普斯科夫征服记》是从被征服者的角度观察莫斯科的扩张的作品，作者是那座城市里的一位悲痛的爱国者。诺夫哥罗德和其他地方的编年史则继续详细而连贯地记载了本地的发展历程。

对于外部世界的记述可以在当时大量的游记文学中找到。这一类型中最重要的当数阿塔那修斯·尼基京（Athanasius Nikitin）的著名的《三海纪行》，它记述了这位特维尔商人在1466到1472年间赴波斯、土耳其和印度游历的情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印度的出色的描述。尼基京的印度之行比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还要早二十五年。这一时期其他有趣的游记作品包括对以下旅行的记载：一位叫斯捷潘（Stephen）的诺夫哥罗德人于1350年赴圣地巴勒斯坦，皮蒙（Pimen）总主教1389年赴君士坦丁堡，僧侣佐西马（Zosima）在1420年赴君士坦丁堡、阿陀斯山和耶路撒冷，还有两篇作品谈的是罗斯教士赴佛罗伦萨参加基督教会议的经过。

包括布道文在内的教堂文学继续发展，而且规模相当可观。圣徒传记特别值得一提。13和14世纪编撰的圣徒传记，如斯摩棱斯克的亚伯拉罕、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契尔尼哥夫的米哈伊尔以及彼得总主教等圣徒的传记，以文笔简练而又不失详尽为特征。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不幸的是，一种人为的、华而不实的且反对忠实地描述事实的新文风盛行于15世纪。这一风格源自南部斯拉夫人，是由西普里安（Cyprian）和智者伊庇法尼乌斯（Epiphanius）这类作家引进罗斯文坛的。西普里安在撰写圣彼得总主教的生平时，智者伊庇法尼乌斯在处理拉多涅日的圣谢尔盖耶夫和彼尔姆的圣斯捷潘的传记材料时，都运用了这种风格。需要补充的是，南部斯拉夫人对封建割据时期的文学与思想有很强的影响，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学说的形成就是一个例子。

与文学相比，建筑一直被认为是封建割据时期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一个领域，虽然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石砌建筑很少。至少可以说，罗斯的木制建筑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惊人的成就。虽然毫无疑问它源自基辅和前基辅时代，但是这两个时代的早期建筑并没有遗存下来。只是到了封建割据时代和莫斯科公国时期我们才能够找到这种建筑的连续发展轨迹并研究其中的代表作。

克莱特 （klet）或斯鲁勃 （srub）是一个由大梁构成的矩形结构，每个大约有二十或二十五英尺长，它们构成了古代罗斯木制建筑的基础。墙壁通常有八到九英尺高。一个陡峭且有两个斜面的屋顶保护着墙壁并防止积雪。屋顶上的缝隙和洞孔先是用苔藓后来用纤维塞住。地面一开始是泥土的，后来才用木板建造。一个克莱特住着一个家庭。另外，每一家通常还有一个较小的克莱特用以存放牲畜和充当储藏室。通常这两者由另外一个较小的结构即过道连接，过道也有对外的大门。一户农民的住所就这样由三个独立但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待主人变得富有，或儿子们要组建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就建造另外的克莱特，但还有通道与老的相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断增大着的、看似有些随意地、由既各自不同又相互联系的各单元组成的统一整体。

罗斯人接受了基督教以后，他们就着手设法使自己的木制建筑适应拜占庭教堂建筑的原则。一个教堂中必需的三个部分是这样盖起来的：由一个小克莱特构成的圣殿总是位于东边；教堂的最主要的部分即教徒们站立的礼堂，被建成双层克莱特，一个在另一个的顶上；最后，西边的小克莱特构成了门廊（pritvor），或单独的门厅，最初是供新入教的信徒们在适当时刻进入教堂的礼堂以前等待的地方。大的克莱特的高耸的双斜面屋顶上还盖有一个小圆顶或穹顶，圆顶上面是十字架。这种简单的古老的教堂造型可以在古代的圣像画上看到。其中于17世纪建在俄罗斯北部的个别这类教堂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随后的教堂建筑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常常是在组成一个教堂的主体结构的三个克莱特的下面分别再建造一个克莱特，主体部分就成了二楼，而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则成了三楼。地下室可用作储藏室；还有一个暴露在外的高高的楼梯和走廊以保证人们能够安全地进入教堂。圣殿有时不是四边形而是多边形的，如八边形。教堂的屋顶变得越来越陡，许多屋顶陡的看起来就像一个个楔子。与一个教堂只建一个或五个穹顶的拜占庭传统不同的是，早期的罗斯教堂，不管是木制的还是石砌的，都喜欢采用更多的穹顶。人们注意到，基辅的圣索菲娅教堂有十三个穹顶，基辅的另一座教堂即什一教堂有二十五个穹顶。众多的木制教堂也拥有许多穹顶，曾经有一个教堂拥有十七个穹顶，而另一个教堂的穹顶则多达二十一个。

罗斯人不仅将拜占庭式的石砌教堂建筑转变成使用另一种媒介即木料的建筑，他们还以独创和多样的风格发展了它。特别具有原创性和震撼力的是所谓的帐篷式或金字塔式教堂，其中在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建造的一些教堂幸存至今。在帐篷式教堂中，最主要的部分是一个很高的八边形结构，偶尔也有六边形或十二边形的。这种八边形支撑着一个很高的金字塔形的或圆锥形的大屋顶。这些屋顶的高度从125英尺到200多英尺不等。圣坛和门廊的屋顶通常则比较低。或许是最杰出的俄罗斯建筑史与艺术史家的格拉巴里，对帐篷式教堂有过如下描述：

这些巨大、庄严的建筑以一种令人惊奇的、严格到了苛刻的地步的简练风格深入大地，浑然天成……基督教堂所宣扬的永恒和无限的思想在这里以难以置信的力量和极为简洁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轮廓的简练达到了美的极致，每一个线条都有其意义，因为这里没有勉强，没有矫揉造作，有的只是绝对的必要和逻辑的必然。

韦德尔（Weidle）曾经提到过在罗斯未得到发展的哥特式建筑，认为这个现象与通常所理解的罗斯封建主义的落后不无关联。

如前所述，相对而言，封建割据时代是石砌建筑物的衰落期，虽然诺夫哥罗德还在继续建造石砌教堂，其他中心城市也在以更小的规模建这种教堂。经常被历史学家们用来说明这种衰落情况的一个事例是，在15世纪70年代，罗斯的建筑师们无力仿照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在莫斯科建成一座同名大教堂以作为这个城市的守护教堂。然而，这一事件也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因为伊凡三世邀请了外国专家来到莫斯科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石砌建筑工程。石砌建筑复兴的最重要的成果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Kremlin）的中心地带的建设，它是与莫斯科统治者的新的权威、权力和财富相称的标志性建筑。

从1474年开始，伊凡三世派一名特别代表赴威尼斯多次邀请意大利建筑师和其他大师来莫斯科为他工作。志愿者中包括著名的建筑师、数学家和工程师阿里斯托捷尔·费奥拉凡京（Aristotle Fieravanti），他于1475年到1479年生活在莫斯科，与他一起共事的杰出建筑师还有马可·鲁福（Marco Ruffo）、彼得罗·索拉里奥（Pietro Solario）和阿列维西奥（Alevisio）。费奥拉凡京在克里姆林宫建造了圣母升天大教堂（Cathedral of the Assumption），这座教堂依照弗拉基米尔的教堂建造，但做了一些改动。1490年来自普斯科夫的建筑师在同一个院子里建造了天使报喜大教堂（Cathedral of the Annunciation），这是一座方形建筑，整个建筑包括四根立在室内的立柱、三个祈祷用的半圆形后殿、五个圆屋顶，还有许多有趣的装饰。它反映了弗拉基米尔建筑的支配性影响，但也吸收了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建筑传统及某些木制建筑的因素。接下来，还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院中，伊凡三世下令建造一座新的天使长大教堂（Cathedral of the Archangel），以代替旧的同名大教堂，他早先下令建筑圣母升天大教堂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阿列维西奥于1505年到1509年完成了这一任务。这座教堂基本沿用了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建设方案，但是也有自身的鲜明特点，比如在建筑正面有意大利式的装饰。天使报喜、圣母升天和天使长米哈伊尔这三座大教堂成为克里姆林宫的神圣的心脏，它们分别成为俄罗斯统治者举行婚礼、加冕礼和葬礼的地方，当然还有其他功能。

石制宫殿也开始出现。与大教堂一样，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的宫殿了。它是由鲁福、索拉里奥、阿列维西奥及其他意大利建筑师们建造的，但是它继承了罗斯木制建筑的原则：这座宫殿是多个独立建筑的集合体，而非单个建筑。砖石结构取代早期的木质结构的过程通常是渐进的。意大利的建筑师们还重建了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又建了塔楼。阿列维西奥通过贯通莫斯科河和涅格里纳亚河（Neglinnaia）之间的水系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条护城河。

与建筑相比，圣像画通常被认为是中世纪罗斯艺术中同等优秀的部分，是封建割据时期罗斯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创造天赋的最伟大和最忠实的表达。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圣像画是随着基督教从拜占庭传到罗斯的。然而很显然，罗斯人很早便开始修正他们所继承的拜占庭遗产，并初步发展出自己的原创风格。在基辅国家衰落后的几个世纪里，数个杰出的罗斯圣像画派问世了。为了理解它们在罗斯人的生活和文化中的作用，首先应该意识到圣像对于一个信徒的重要性，他通过圣像直接与另一个世界沟通并在实际上得到了那个世界的具体形象。如果说圣像可能会传播迷信甚至偶像崇拜，那么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在理解诸如耶稣的道成肉身和上帝创世等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的过程中最勇敢和最有效的尝试之一。另外，在封建割据时代，图像毕竟为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大众提供了舍此就无法获得的信息与教育。

第一个罗斯本土的圣像画流派于13世纪末出现在苏兹达利，繁荣于14世纪并在15世纪早期与莫斯科流派融合。与苏兹达利的建筑一样，其圣像的特征也是高雅、优美、细腻；另外，用格拉巴里的话来说，它们的“一个总的基调是始终如一的冷色调和银色调；相形之下，诺夫哥罗德的绘画都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温暖、黄色和金色”。著名的圣徒鲍里斯和格拉布的肖像以及有着银色背景的天使长米哈伊尔（Archangel Michael）的肖像是苏兹达利圣像画中的典范。

“温暖、黄色和金色”的诺夫哥罗德画派因其宏伟气魄和一般说来明亮的色调而值得进一步关注。这个画派的圣像通常风格庄严，画幅很大，构图宏伟，布满了人物和情节。“祈祷中的诺夫哥罗德人”和“圣母的奇迹”都体现出了上述特征。后者又被称为“苏兹达利人和诺夫哥罗德人之间的战役”。诺夫哥罗德画派在15世纪中叶达到了顶点，其影响一直持续到这座城市丧失独立之后很久。

在14世纪下半叶，一个与众不同的画派在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不久，在所有时代都是最著名的圣像画家的安德烈·鲁勃廖夫（Andrew Rublev）成为它的领军人物，他的生卒时间大概是1370年到1430年。现存的少数几幅属于鲁勃廖夫的绘画，特别是他的代表作，即描绘所谓《旧约》中的圣三位一体的那幅画展示了描绘、结构、韵律、和谐和抒情等艺术元素的优美结合。穆拉托夫（Muratov）在强调圣谢尔盖耶夫对艺术家的影响时，对鲁勃廖夫的这副杰作有如下描述：

这幅杰作浸透着一种温和而神秘的灵性。构图简单而协调，节奏自成一体，没有任何浓墨重彩，它遵从的是一种显然与众不同但又很难捕捉的韵律。作品所传达的和谐、和平、轻盈和统一正是对圣谢尔盖耶夫的精神的揭示。

狄俄尼索斯（Dionysus）在16世纪前十年非常活跃，他是鲁勃廖夫和莫斯科学派的传统的最伟大的继承者。同时代的人总是在鲁勃廖夫之后便立即提到他的名字，他的极少数遗留下来的作品也证明了他的名副其实。狄俄尼索斯的圣像画因为十分优雅而与众不同，特别是在描绘人物时。完美和鲜亮也是其作品的特征。他常以莫斯科城的女保护神童贞女玛丽亚及圣三位一体为主题。必须指出的是，鲁勃廖夫和狄俄尼索斯的作品不仅为罗斯、也为信仰东正教的整个东方的圣像绘画艺术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典范。另一方面，人们也认为，除了具有转折意义外，它们也是俄罗斯艺术上的高峰，因为后来的俄罗斯画家们很少再能超越这些成就。

除了圣像画之外，封建割据时代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壁画也流传了下来。这些画在古老教堂里的壁画，有些可能是鲁勃廖夫的作品，有些可以确定是狄俄尼索斯和他的弟子们的作品。袖珍画艺术也在继续发展，在15世纪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15世纪初的所谓希特罗沃福音书（Khitrovo Gospels）以及其他手抄本包含着一些异常精美的插图和装饰画。与所有这些形式的绘画相比，雕塑受到了压抑，因为东正教会依旧禁止雕像。然而，与普遍的误解相反，甚至大型雕塑在古代罗斯也并非没有。微雕是允许的，并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微雕作品里的人物高度最多只有一英寸，罗斯艺术家们就是通过这种螺蛳壳里作道场的功夫来表现圣徒的形象、福音书上的场景以及作为背景的树木、山和建筑物的。这一艰难的艺术的最著名的实践者是修道士阿穆勃鲁修斯（Ambrosius），他的作品都是为圣三一—圣谢尔盖耶夫修道院而创作的。尽管在封建割据时期贫困是普遍的，但是一些手工艺，特别是刺绣，依旧取得了辉煌的发展。

我们也不要忽略通俗文化中的活力。对于那些民歌、故事和游戏，我们的确所知甚少，因为这种文化的绝大部分都是口头和短暂的，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材料。这方面一个出色的例外是游乡艺人（skomorokhi）。从基辅时代以来，这些俗世的娱乐者就加入到人们朝东北部的迁移。14世纪和15世纪手稿中的插图描绘了乐师、舞者、演员、杂耍者和驯兽者身着艳丽服装表演的场景。封建割据时期的不稳定状态显然颇适宜他们。这些流动的表演者看来在封建割据的东北部找到了更多的宽容，超过了基辅罗斯，也超过了后来的莫斯科公国俄罗斯，这里的国家权力足够强大，在1648年禁止了他们。另外，教会也一直在与这些游乡艺人斗争，谴责他们的公开表演是与异教、巫术和恶魔崇拜相联系的罪孽行为。所以，游乡艺人们就行走于路上，从一个镇到一个镇，从一个村到一个村，这样安全一些。

教育

在封建割据时期，教育表现惨淡。如前所述，蒙古的破坏、相对的与世隔绝以及贫困是那一整个时期的特征，由此导致了文化与知识的萎缩。罗斯城镇的衰落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因为基辅文化本质上是城市文化。通过对封建割据时期文献的研究，我们找到了有关文盲王公的记载，我们也注意到，高级神职人员多次抱怨过神父们的无知。当然，广大群众没有接受任何教育，虽然由于前面提到的诺夫哥罗德的白桦树皮文件的存在，这一判断可能需要一点微妙的修正。不过，一些知识和技能得以保留下来，成为本章所概述的文化发展的后盾。与较早时候和类似的条件下的西欧一样，它们的保存和发展主要是由修道院来进行的。承担这一使命的不仅有莫斯科北部伟大的圣三一—圣谢尔盖耶夫修道院，更有边远地区的修道院，如白湖畔的圣西里尔修道院和白海沿岸的索洛维茨基（Solovetskii）修道院。蒙古入侵之后的第一个世纪看来是谷底。随着莫斯科的崛起，罗斯的教育与学术同样开始了不无痛苦的攀升历程。 WPppwkRIVWg1LxR1J6PUGPF3yWv6OAXbuXESYwZZMPNoy0NJWCDX2my7ytcumq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