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莫斯科的崛起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罗斯北部的人民对莫斯科公国及其公爵的态度……一、资历较深的莫斯科大公越来越被认为是模范的统治者和管理者，是和平与秩序的建立者，莫斯科公国被看作是一套新的社会关系的起点，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国内和平与外部安全的努力的第一个成果。二、资历较深的莫斯科大公越来越被看作罗斯人民抵抗外侮的事业的领导者，莫斯科被看作是在抗击立陶宛异教徒和野蛮的“茹毛饮血”的蒙古人的斗争中赖以取得第一次深得人心的胜利的工具。三、最后，北部罗斯已习惯于将莫斯科大公看作罗斯教会的长子、罗斯大主教最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他们开始将莫斯科看作得到罗斯土地上最伟大的圣徒佑护的特殊城市，在它身上维系着所有信奉东正教的罗斯人的宗教与道德利益。截至15世纪中叶，这种地位已经由莫斯科河畔的年轻公国实现了，它在一个半世纪前还只是一个掩身于为它的邻国所设的埋伏圈旁的角落里的小捕食者。

克柳切夫斯基

大俄罗斯的统一是通过所有地方性的独立政治力量的崩溃实现的，这有助于大公成为独一无二的权威。但是这些由历史环境决定的力量也是大俄罗斯生活中的习惯与法律基础的维护者及“古老传统”的继承者。它们的衰落弱化了那些坚实的传统，在旧的废墟之上建立新的生活已成为大公的政府的一个职责，而大公不仅追求统一，还要求拥有配置各种力量与资源的自由。莫斯科的单独统治最终导致了莫斯科的专制。

普列斯尼亚科夫（Presniakov）

如同前面所引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克留契夫斯基（Kliuchevsky）的话表明的那样，在蒙古征服罗斯之后的那个世纪中，一个次要小王公的后人，以14世纪时的一个乡村小镇为基地，改变了俄罗斯历史的进程。14和15世纪时，莫斯科变成了一个强大和扩张的王朝国家的中心，它因巨大的财富和辽阔的土地而巩固——这些被界定为统治者的“祖传财产”，因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因战胜那些竞争者和蒙古金帐汗国的军事胜利，因植根于继承和天命的世俗与宗教观念而来的意识形态而巩固。的确，这个过程传统上被形容为“俄罗斯大地的汇聚”，其中的含义是必然性和民族命运，这长期而又深刻地影响着对这个过程的史学研究。

莫斯科这个名字的第一次出现是在一个编年史中。据后者的记载，在1147年，前一章里提到的苏兹达利王公尤里·多尔戈鲁基向他的同盟者、东乌克兰的诺夫哥罗德—谢弗尔斯克（Novgorod-Seversk）公国的公爵斯维亚托斯拉夫送了一份请帖，上面写道：“到我这儿来，兄弟，到莫斯科来。”在莫斯科，尤里款待了斯维亚托斯拉夫。编年史家还提到尤里·多尔戈鲁基大公在1156年“为莫斯科城奠定了基础”，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筑了城墙。莫斯科作为一个城市的名字接下来在1177年又被提到了，当时梁赞的公爵格列布“袭击了莫斯科并焚毁了整个城镇和所有的村庄。”这样看来，莫斯科作为一个公爵居住的村庄或小镇应该出现于1147年之前。到12世纪中叶，它已变成一座带有城墙的中心城市。莫斯科位于苏兹达利境内，靠近诺夫哥罗德—谢弗尔斯克公国和梁赞公国之间的边境地区。在14世纪时，它拥有一座不大的木头要塞（克里姆林），两侧是商人与匠人的居住区域和农场。

伊凡三世以前莫斯科的崛起

对于早期的莫斯科诸王公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一时期的王公更替频繁并且王公们显然仅将自己弱小而无足轻重的封国看作本人向上爬的踏脚石。其中至少有两个叫弗拉基米尔的公爵值得一提。第一个弗拉基米尔是弗谢沃罗德三世的诸子中较年轻的一位，他可能是13世纪早期莫斯科的第一个王公。另一个弗拉基米尔在1237年死于蒙古人对莫斯科的入侵，莫斯科当时被夷为平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小儿子达尼尔在13世纪下半叶成为莫斯科的统治者。莫斯科从此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王公家族，他们住在自己的公国 里并把主要精力用于这个公国的发展。达尼尔致力于建设自己的公国，沿着莫斯科河两岸扩展地盘，而他最初控制的仅是中游地区。达尼尔从梁赞的一个王公那里成功地夺取了莫斯科河的河口和下游地区，他还幸运地从一个无后的统治者手中继承了一个领地。

达尼尔的儿子尤里，或称格奥尔基，于1303年继位，他进攻另一个邻居莫扎伊斯克（Mozhaisk）公爵，吞并了他的领地，从而最终将莫斯科公国的统治扩大到整个莫斯科河流域。此后，他转向一项更加野心勃勃的事业：与特维尔的米哈伊尔大公争夺罗斯的领导权。莫斯科与特维尔之间的竞争延续了几乎两个世纪，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将由哪个公国统一罗斯民族，这为封建割据时期的历史增添了许多戏剧性的与暴力的因素。在1317或1318年，尤里娶了金帐汗国大汗的一个已经皈依东正教的妹妹，并被大汗封为大公。在由此引发的与特维尔的战争中，莫斯科军队遭到毁灭性的失败，虽然尤里得以逃脱，但他的妻子却落入敌手。当她在关押中死去时，尤里指控是米哈伊尔毒死了她。特维尔公爵不得不出现在金帐汗国的朝廷里，并被审判、宣告有罪，最终被处死。随后，尤里在1319年被重新确定为大公。然而，到1322年的时候，大汗已经任命米哈伊尔的大儿子德米特里为大公。尤里接受了这一决定，但很明显他依然继续着自己的某种阴谋。他于1324年来到金帐汗国。1325年他在那里被德米特里发现并被处死，但德米特里接下来也被蒙古人杀掉。德米特里的弟弟特维尔的亚历山大成为大公。然而，他却很快与蒙古人结怨。1327年，一支惩罚性的蒙古远征军在莫斯科军队的帮助下摧毁了特维尔，亚历山大逃到了普斯科夫并最终逃到立陶宛。1337年亚历山大被允许返国，也恢复了特维尔大公之位；但是在1338年他被带上了金帐汗国的宫廷并在那里被处死。

在特维尔城被毁、亚历山大逃跑之后，尤里的弟弟、莫斯科公爵伊凡·卡里达（Ivan Kalita）登上大公宝座，他从1328年——一种观点认为是1332年——到1341年去世为止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伊凡·卡里达的意思是“钱袋子约翰”。伊凡一世 继承了莫斯科公爵们富有远见、长于理财及行政管理的传统。由于一直小心翼翼地与金帐汗国交往，他不仅保住了大公之位，还获得了从其他罗斯王公那里代为征收给大汗的贡赋的特权。他利用越来越充盈的国库来购买更多的土地：既有破产的统治者手中的整片整片的封地，也有单个村庄。他还把自己因身为大公而拥有的弗拉基米尔公国合并到他自己的公国里，仍以莫斯科为都城。他从蒙古人手中赎回罗斯囚犯并将他们安置在莫斯科的土地上。总之，伊凡·卡里达的努力使其公国的领土面积增加了好几倍。

同样是在伊凡·卡里达统治时期，莫斯科成为罗斯的宗教中心。基辅衰落之后，由于普遍的分裂局面，在短时间内并没有出现取代基辅的宗教中心，基辅被称为“罗斯基督教的摇篮”。1326年，罗斯教会的首领、总主教彼得在莫斯科驻留时去世。他后来被尊为圣者并被正式封为圣徒，其陵墓给莫斯科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另外，1328年伊凡·卡里达说服了彼得的继任者费奥格诺斯特（Theognost）居住在莫斯科。从那时起直到15世纪中叶，莫斯科的教会首领一直保有“基辅和罗斯”的总主教的头衔。这一头衔使这个暴发的公国及其统治者身价倍增。总主教的存在不仅使莫斯科成为罗斯的精神中心，而且，正如我们在后文中将要看到的那样，历史一再证明它还使莫斯科在众多世俗领域受益匪浅。

1341年伊凡·卡里达去世，他的儿子谢苗（Simeon）被金帐汗国的大汗封为大公，谢苗的绰号是“骄傲的王”。他自称为“全罗斯”的大公。这一称号和其全部举止，无不昭示着莫斯科的地位的增强。除了强调他对其他罗斯统治者的权力以外，“骄傲的”谢苗还继续着他的先辈们扩大莫斯科领地的事业。他死于1353年，享年36岁，显然是死于已吞噬了大半个欧洲的那场瘟疫。在他的遗嘱中，“骄傲的”谢苗要求他的后人听从莫斯科最杰出的僧侣阿列克谢（Alexis）的指点，此人后来成为最有名的莫斯科总主教之一。

实际上，“骄傲的”谢苗的继任者即他的软弱的弟弟“懦弱的伊凡”，在他从1353到1359年的全部统治期间和伊凡一世的儿子德米特里大公统治的一小部分时间里，阿列克谢一直在莫斯科公国的事务中发挥着领导作用。除了监管莫斯科的事务、处理与其他王公的关系以外，总主教还多次前往金帐汗国处理与蒙古人的关系。阿列克谢在宗教与国家事务中的英明领导使他在后世被作为莫斯科圣徒行列中的杰出人物而受尊崇。在伊凡二世 统治期间，金帐汗国于1357年爆发了内乱：在接下来的20年中，在血腥的争斗中更换了不下于20位统治者。由于蒙古势力衰落，由奥里格尔德（Olgerd）领导的立陶宛乘机崛起。莫斯科的王公们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转向西部边防。

懦弱的伊凡的死导致了一场对大公宝座的争夺，这场竞争的主角是苏兹达利的德米特里公爵和伊凡的九岁的儿子德米特里。在某种意义上，这场新危机是基辅政治生活中叔侄相争的幽灵的复活：苏兹达利的德米特里与莫斯科的德米特里都是弗谢沃罗德三世的直系后代，但前者比后者长一辈，因而宣称他有继位的优先权。走马灯似不停更替的蒙古统治者对二者的大公地位都认可。团结起来的莫斯科人民成了他们的少年统治者的坚强后盾，父终子及的继承原则最终获胜：苏兹达利的德米特里没有反抗便放弃了自己在弗拉基米尔的总部，温顺的伊凡的儿子确定了其俄罗斯大公的稳固地位。基辅式的继承方式在东北地区缺乏足够的支持。

德米特里大公在莫斯科一直统治了30年，直到1389年去世。他因在顿河之滨击败蒙古人的一次著名的胜利而被称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mitii Donskoi），意思是“顿河的”德米特里。在他统治的早期，阿列克谢总主教在政府中依然位高权重，莫斯科的领土也在不断扩大。1376年，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以砖石城墙取代了木制城墙。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与立陶宛支持的特维尔之间的苦斗。特维尔的米哈伊尔公爵从金帐汗国那里取得了大公的封号后，便联合立陶宛以期消灭它的莫斯科对手。1368和1372年，立陶宛的奥尔格德两次攻到莫斯科城下并劫掠了莫斯科郊外，但他没能夺取这座坚固的城池。德米特里设法挡住了立陶宛的进攻并与之媾和。然后他击败了特维尔并迫使米哈伊尔承认了他的大公之位。莫斯科军队还击败了梁赞公国和伏尔加河的保加尔人，二者当时都在向金帐汗国进贡。

但德米特里的名声主要源自他打败了金帐汗国。随着莫斯科的崛起和内战在金帐汗国的延续，蒙古在罗斯的霸权自入侵以来第一次遭到严重挑战。我们已经看到，德米特里已成功地挑战了蒙古任命特维尔的米哈伊尔为大公的决定，并击败了作为金帐汗国附庸的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人的公国。罗斯人与蒙古人卷入了一系列事件及冲突中，其高潮是德米特里于1378年在沃扎河（Vozha）畔击败蒙古人。很明显，蒙古人要么重新确认其对莫斯科的控制，要么放弃在罗斯的统治。金帐汗国内部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使得蒙古的军事领导人和强人马迈（Mamai）得以着手准备一场反德米特里的努力。

蒙古人首先与立陶宛结盟。接着马迈带领约20万大军出发了，准备与立陶宛的亚盖洛 （Jagiello）大公的军队在顿河上游汇合，然后对莫斯科公国发动联合进攻。然而，德米特里决定先发制人，他率领一支15万人的部队渡过顿河，以期在立陶宛人到达之前与蒙古人作战。决定性的战役于1380年9月8日在涅普梁德瓦河（Nepriadva）流入顿河的两河结合处打响了。这就是著名的库里科沃旷野战役。罗斯人精心选择了河道纵横且又冈峦起伏的一个地方作为战场以抑制蒙古骑兵优势的发挥。这种地形使蒙古人不能包围罗斯军队的阵地，只能正面攻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据一份资料记载，德米特里自己被打得失去知觉，战斗结束后才在死人堆中被发现。当埋伏在一片树林中的最后一支罗斯预备队出其不意地冲向精疲力竭的蒙古人时，马迈的部队彻底溃败了。亚盖洛的立陶宛军队大约两天后才到达库里科沃，但他没有选择与德米特里作战而掉头退回。这场伟大的胜利打破了蒙古人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位顿河畔的新的胜利者一跃成为领导所有罗斯人反对可憎的蒙古压迫者的领袖。然而，一些重要的罗斯统治者并没有支持德米特里，梁赞的统治者甚至与蒙古人谈判。尽管如此，还是有大约二十位王公在教会的祝福下，身着十字军标识参加了一个集会，以示反对共同的敌人。莫斯科公国及其王公在1380年后俄罗斯历史上的新作用是这些事件的逻辑后果。

然而，在库里科沃的伟大胜利之后接下来的几年里，罗斯人又倒霉了。实际上，仅仅两年之后的1382年，蒙古人便卷土重来，这次是由能干的大汗脱脱迷失 （Tokhtamysh）任主帅。蒙军趁吃惊的德米特里在北部召集军队的当儿，包围了莫斯科城，并在几次进攻失手之后施诡计进入了莫斯科城。脱脱迷失信誓旦旦地说他已决定停战，他和他的一小支人马希望进城游览以满足好奇心。进城以后，蒙古人便向主人发动猛攻，夺取了一座城门；接应的援兵蜂拥而入，控制了莫斯科城，将之洗劫后纵火焚城。虽然脱脱迷失没有接着与德米特里正面交锋，而是带着巨额战利品撤兵了，公国的首都和大片领土都已沦为废墟。德米特里不得不接受蒙古大汗的宗主地位，作为交换，蒙古大汗承认了德米特里的罗斯大公的地位。尽管如此，库里科沃之役以后，蒙古人对罗斯的控制已不如以前稳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在他最后几年统治期间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加强自己在罗斯王公中的权威特别是对特维尔和梁赞公爵的控制，以及自己领地的重建和经济恢复。

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于1389年去世，年仅39岁。他的儿子瓦西里（Vasilii），也叫巴西尔（Basil），在既无罗斯内部的挑战也无蒙古人压力的条件下成为大公。瓦西里一世的长期统治从1389年一直持续到1425年去世，他的统治因几个原因而值得关注。这位谨慎而聪慧的统治者非常成功地继承了前莫斯科大公们扩张公国及以臣民的幸福为急务的传统。这样，瓦西里一世获得了几个新的封国和若干独立城镇及其周边地区。他还进行了反对立陶宛人侵略罗斯西部土地的持续的斗争。虽然好战的立陶宛大公维托夫特（Vitovt）数次战胜了他的罗斯女婿，但瓦西里的坚持不懈使得大多数争议地区都处于军事和政治上的僵持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在1408年与立陶宛的协约签订以后，许多西部边陲的封建小邦的王公背弃了立陶宛，转而效忠莫斯科。

与东方的关系遇到了与西方一样多的麻烦。1395年，莫斯科侥幸躲过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帖木儿的大军的入侵。帖木儿当时已经统治了中东与高加索并在1391年击败了脱脱迷失。帖木儿的军队在蹂躏了梁赞后实际上已在向莫斯科挺进，但在到达奥卡河前转头回撤到南部大草原。1400年前后，莫斯科的军队践踏了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人的土地，占领了他们的首都大保加尔以及其他城镇。1408年，佯装准备进攻立陶宛的金帐汗国突然发动对莫斯科的进攻以惩罚瓦西里一世不纳贡和一贯不服从不尊重其宗主的行为。蒙古人蹂躏了整个公国，但没能攻下莫斯科城。在他统治的后期，瓦西里一世全神贯注于与立陶宛和特维尔的战斗，而与大汗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给他送“礼物”。

1425年瓦西里一世的去世引发了莫斯科公国历史上仅有的一场王位继承战争。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的主角是瓦西里一世的儿子瓦西里二世和瓦西里二世的叔叔尤里公爵。瓦西里二世10岁时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尤里于1434年去世，但他的夺位事业由他的两个儿子斜眼瓦西里（Basil the Squint-eyed）和德米特里·舍米亚卡（Dmitri Shemiaka）继续着。尤里公爵宣称比他的侄子更有优先权，在某种意义上，他代表着封建领主们对莫斯科大公不断增强的权力及其集权行为的反抗。到1448年，在数次命运反复和大量的流血与残酷斗争后，莫斯科公爵 最终获胜。在这一斗争中，斜眼瓦西里和瓦西里二世双双被弄瞎了眼睛，瓦西里二世因此被称为瞎子瓦西里。德米特里·舍米亚卡的最后反抗在1450年遭到镇压。由于获得了权贵与莫斯科人民的足够支持，瓦西里二世虽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他不仅击败了他的竞争对手，而且以斜眼瓦西里和德米特里·舍米亚卡和一些其他封邑的王公为代价，扩展了莫斯科公国的领地。

当金帐汗国开始分裂以及莫斯科宣称独立以后，莫斯科与蒙古人的关系便持续动荡。1445年瓦西里二世在与一个反叛的蒙古领导人的战斗中重伤被俘，不久他又在交纳大量赎金后重获自由。1452年事态有了新的发展：当时建立了卡西莫夫（Kasimov）公国，此举起因于蒙古王室的一个王公接受罗斯的宗主国地位。瓦西里二世在其麾下罗织了一些从金帐汗国逃出的蒙古贵族及其追随者，其中一个名叫卡西姆（Kasim）的成吉思汗的后裔，在瓦西里二世与德米特里·舍米亚卡的竞争中出力不少，瓦西里二世就赏给卡西姆一个公国。这个向莫斯科大公效忠的蒙古公国的创立只是蒙古人力量衰落的一个迹象而已。更重要的迹象是由金帐汗国直接统治的大片地区的分裂：克里米亚汗国于1430年分离，喀山汗国于1436年分离，阿斯特拉罕汗国于瓦西里二世的继任者伊凡三世在位时的1466年独立。1475年克里米亚汗国承认了奥斯曼（Ottoman）帝国的宗主权，土耳其的军队随即占据了黑海北岸的几个关键据点。当然，金帐汗国的大汗们试图阻止这一趋势，也试图使罗斯诸侯重新俯首帖耳。在1451、1455和1461年，大汗阿合马（Ahamd）发动了三次针对莫斯科的战争，但皆无果而终。虽然正式和最终脱离蒙古的统治还要等到1480年，但在实际上，可以认为，起码从1452年起莫斯科就是独立的了。沃尔纳茨基认为卡西莫夫公国的建立实际上是森林地区与平原地区间关系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因而对他来说，这也是俄罗斯历史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在瓦西里二世从1425年到1462年的长期统治期间，欧洲也发生了一些深深影响俄罗斯历史的重要事件，虽然它们的政治影响并非像金帐汗国的分裂那样立竿见影。在1439年的佛罗伦萨基督教公会（Council of Florence）上，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希望在其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中获得西方支持的拜占庭的主教们与罗马签订了一项最终未能生效的协议，承认了罗马教皇的至上地位。时任罗斯总主教的希腊人伊西多尔（Isidore）参加了佛罗伦萨会议，他回到莫斯科后，在一次庄严的仪式上宣布了会议结果并为罗马教皇祈祷。仪式之后，莫斯科大公下令拘捕了伊西多尔并把他囚禁在一个修道院里。不久之后伊西多尔逃到了西方。1443年召开的俄罗斯主教会议谴责了东西教会的合并，废黜了伊西多尔，并选举约拿斯（Jonas）主教为总主教。罗斯教会对拜占庭教会的行政依赖自此结束。另外，对异常短命的佛罗伦萨会议的合并决定的批判和抵制使许多罗斯人从此不再信任希腊人。其后，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接着获得了对巴尔干半岛及所有原属拜占庭帝国的地区的完全控制。正如我们所知，无论是基辅时代还是封建割据时期，古代罗斯与拜占庭和巴尔干斯拉夫人之间都有着最为重要的宗教和文化联系。土耳其人的胜利对这些联系的弱化及罗斯的更完全的孤立贡献良多。我们在后文中将会看到，它也同样增强了莫斯科的排外、夜郎自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教义。需要指出的是，莫斯科的这些狭隘观念的增强正发生在这个东北罗斯公国转变为一个注定要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国家的过程中，此时也正是它需要西方知识的时候。

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的统治

伊凡三世的长期统治从1462年持续到1505年，这段时间与接下来瓦西里三世的统治通常被当作封建割据时期的结束和罗斯历史的新时期即莫斯科大公国时期的俄罗斯的开始。这两人的统治是莫斯科崛起这一故事的高潮。伊凡三世的前任们已经将他们的公国的领土由伊凡·卡里达时期的不到600平方英里扩展到瓦西里二世去世时的15 000平方英里。吞并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等老对手以及在所有曾经由诸侯们统治的罗斯土地上建立真正的统一政权的任务则有待伊凡三世去完成。另外，作为本章在前文中所描述的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正是伊凡三世成功地宣告了罗斯彻底摆脱蒙古的控制而独立。还是在他的统治时期，莫斯科大公的地位和权力继续增长，并开始拥有在封建割据时期闻所未闻的帝王的威仪。伊凡三世又被称为“伊凡大帝”，是一个配得上其使命的称职的统治者：虽然关于他的性格不同文献说法不一，但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一个兼具封建时代的王公的实干能力与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的伟人。虽然瓦西里二世去世时他只有22岁，但是这个新的大公已为继承伟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作为盲父的主要助手甚至是共同执政者已有若干年了。

在伊凡三世的领导下，“罗斯的统一”进展神速。以下事件可以显示这一进程的特点及多样性。在1463年，按切列普宁（Cherepnin）的说法是十年之后的1473年，伊凡三世购买了雅罗斯拉夫尔（Iaroslavl）诸公爵的领地，1474年购买了罗斯托夫城的剩下的那一半土地。1472年他从无后的兄弟尤里处继承了德米特里城；同年他征服了远在东北的彼尔姆（Perm），那儿居住着一支说芬兰语、奉诺夫哥罗德为宗主国的民族。1481年，在另一个兄弟小安德烈去世之后，这位莫斯科大公获得了又一块领地。1485年，他迫使维雷亚（Vereia）的米哈伊尔决定将自己的公国遗赠给他，而不是给自己的儿子，因为后者已选择为立陶宛服务。1489年，他兼并了维亚特卡，这是一个由诺夫哥罗德移民成立并由市政会议治理的北方国家。1493年，伊凡三世从他的兄弟大安德烈（Andrew the Big）的手中夺取了乌格利奇（Uglich），并以没有遵守他的命令随军到达奥卡河以抗击蒙古人为由拘禁了大安德烈。1500年左右，这位莫斯科大公从梁赞的伊凡公爵那里继承了其公国的一半并被委以另一半的监护权，这另一半传给了梁赞的伊凡的小儿子。

然而，伊凡三世最著名的吞并对象是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我们在前面的一章里讨论过的诺夫哥罗德既败于莫斯科的占优势的力量，也亡于自己内部的虚弱。在瓦西里二世于1456年强加给诺夫哥罗德一份条约之后，这座城市的波雅尔集团将立陶宛作为自己的救命稻草。这个贵族集团由鲍列茨基（Boretsky）家族领导，家族成员包括一个已故的市政官的著名妻子玛尔发（Martha）。然而，诺夫哥罗德的普通民众显然既不喜欢立陶宛也不喜欢本国的权贵。在1471年的关键一战中，诺夫哥罗德的军队表现很差，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的军团干脆拒绝与莫斯科大公作战。在赢得了舍隆河（Shelon）畔的决定性战役之后，伊凡三世已经把诺夫哥罗德人握在掌心之中。他们不得不宣誓效忠于大公以及他的儿子，交付了大量赔款并将部分领土割让给莫斯科。这些措施意味着诺夫哥罗德的彻底失败与受辱，但基本没有触动它的制度与地位，也无法指望这一新安排能持续多久。实际上，诺夫哥罗德当局很快便拒绝承认伊凡三世的主权者地位，并再次试图得到立陶宛的帮助。1478年，愤怒的大公打响了针对诺夫哥罗德的第二场战争。由于立陶宛的援助未能兑现以及诺夫哥罗德人内部四分五裂，诺夫哥罗德在莫斯科军队的包围中不战而降。这一次伊凡三世以叛国罪处决了他的一些对手，流放了另一些对手，还将相当数量的诺夫哥罗德贵族家庭迁移到其他地区。据一个编年史记载，他宣称：“在我的领地上，包括诺夫哥罗德，不得再悬市政会议的钟，不得再设市政官之职，全国统归我一人治理。”市政会议、市政官和千夫长的职位，以及诺夫哥罗德的全部制度实际上都被相应地废除了，市政会议的大钟也被运走了。对政敌的更大规模的流放发生在1489年，诺夫哥罗德从此变成莫斯科公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接下来轮到了特维尔，这个公国的抵抗甚至比诺夫哥罗德还少。特维尔的另一个叫做米哈伊尔的公爵也试图得到立陶宛的帮助来应对莫斯科的扩张，他在1483年与立陶宛和波兰的卡西米尔四世（Casimir Ⅳ）签订了一个条约。但是当伊凡三世的大军向特维尔挺进时，米哈伊尔撕毁了条约，并宣布自己是莫斯科统治者忠诚的“小弟弟”。1485年，他试图恢复与立陶宛的关系；但由于他给卡西米尔四世的信件被截获，计划被莫斯科识破了。于是，伊凡三世立即包围了特维尔。米哈伊尔的支持者们土崩瓦解，他逃到了立陶宛，特维尔城不战而降。米哈伊尔在立陶宛去世时没有继承人，莫斯科公爵的最大的敌对家族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与诺夫哥罗德相比，对莫斯科当局来说，特维尔这个东北部公国的归并只是小菜一碟。伊凡三世掳获的大大小小的战利品的总数意味着已鲜有罗斯诸侯国可供吞并。像普斯科夫和只剩下一半领土的梁赞等极少数割据政权之所以能够幸存，通常也是因为他们愿意与莫斯科大公合作。

伊凡三世的野心并非局限于尚未统一的罗斯诸侯国。这位莫斯科大公认为自己是所有前基辅土地的理所当然的继承者，在他看来这些地方都是他的合法财产。在对外关系中伊凡三世相当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在国内他也同样强调自己是全国的唯一统治者。1493年他采用了“全罗斯大君主”的头衔。伊凡三世宣称拥有的对基辅国家的所有遗产的权利首先是对立陶宛的挑战。随着基辅的衰落，立陶宛已将其统治区域扩展至罗斯西部和西南的广大地区。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具体讨论的立陶宛公国被一些人称为立陶宛—罗斯公国，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基辅的继承者而崛起的：基辅遗产问题的最终解决将取决于以莫斯科为一方、以立陶宛和波兰为另一方的竞争的结果。

在伊凡三世拿下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之后，立陶宛和莫斯科两国边境地区即奥卡河上游地区的原来效忠立陶宛的一些封国的王公们转而效忠他。立陶宛未能通过武力改变他们的决定，并且不得不在1494年的一份条约中接受了这一变化。但是更南部地区的王公们对莫斯科的背叛导致了1500年的又一次战争。罗斯赢得了维德罗沙河（Vedrosha）畔的一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俘获了立陶宛的指挥官，夺取了他们的大炮与装备。在1503年的和约中，立陶宛承认已被莫斯科军队占领的地区属于莫斯科大公的领地。伊凡三世由此获得了斯摩棱斯克和波洛茨克的一部分以及契尔尼哥夫—谢韦尔斯克的大部分地区，后者是位于欧俄南部和中部的、曾经属于古老的契尔尼哥夫公国的一大片土地。1503年的另一个和约结束了另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有效地抗击了利沃尼亚骑士团对普斯科夫公国的侵犯。总之，伊凡三世针对其他罗斯公国及外敌的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扩展了他的领地。

大公不断增强的力量和声望导致他最终与蒙古人分道扬镳，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与蒙古入侵的灾难或史诗般的库里科沃战役相比，蒙古统治的终结显得有些虎头蛇尾。伊凡三世是在未经可汗确认的情况下继位为大公的，而且他学着父亲瓦西里二世的榜样，不再向金帐汗国定期交纳贡赋，而是不定期地送一些“礼物”，这就是他表示效忠的唯一方式，最后就连这点礼物也没有了。1465和1472年，惩罚性的蒙古远征军两次都被挡在莫斯科公国的边界地区。最后，1480年，在伊凡三世公开宣布不再效忠金帐汗国之后，阿合马汗决定竭尽全力教训一下不听话的罗斯人。他与立陶宛和波兰的卡西米尔四世结盟，侵入了莫斯科的领土。而伊凡三世则得到了克里木汗明格里—格莱（Mengli-Geray）的支持，陈兵阻挡蒙古人的进军，首先是防止敌人夺取渡口。蒙古与莫斯科的主力部队分别抵达乌格拉河（Ugra）的两岸，隔河相望，虎视眈眈。蒙古人未能在莫斯科人到达之前渡河，期望中的立陶宛与波兰的援军也迟迟不来，因为后者正在集中兵力抵抗克里米亚鞑靼人对立陶宛发动的大规模奇袭。奇怪的是，当河水封冻到使金帐汗国的骑兵有可能踏冰前进、罗斯人也开始撤退的时候，蒙古人也突然拔营，奔回大草原。显然他们是被罗斯人和鞑靼人的一支先遣队对其后方基地萨莱的攻击吓坏了。无论如何，阿合马汗在俄罗斯重建其权威的努力失败了。之后不久，他在金帐汗国的内讧中被杀。1500年左右金帐汗国被克里米亚鞑靼人摧毁。

伊凡三世统治时期的另一个大事是他在1472年迎娶拜占庭公主索菲娅（Sophia）或卓娅·帕列奥洛格（Zoe Paleologue）。梵蒂冈撮合了莫斯科大公与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Ⅺ）的这位侄女之间的联姻，以期通过这一联姻将罗斯置于教皇的控制之下并建立反土耳其人的广泛战线。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攻击中死于城墙上。这一如意算盘完全落空，然而这段婚姻却因其他原因成为值得关注的大事。一个特别的原因是，它与莫斯科统治者地位的提高的总体趋势相一致。伊凡三世将拜占庭的双头鹰标志添到他自己家族的圣乔治标志上，并且依照拜占庭模式设计出一套复杂的宫廷仪式。他还开始使用“沙皇”和“专制君主”这一最高头衔，并将加冕礼设计得如宗教仪式般庄严。“专制君主”一词在莫斯科的使用最早是指莫斯科君主摆脱所有宗主国控制的完全独立，具体说来指的是蒙古人控制的结束。虽然已被译成俄语，但这个词本身及其含有的权力与威严的概念却是来自希腊语，就像“沙皇”（tsar）源自罗马的拉丁语“恺撒”（Caesar）一样。拜占庭的皇帝的称号也来自同一个拉丁词汇。伊凡三世还从许多国家请来工匠为他在莫斯科建成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1497年他颁布了一部通行全国的法典，法典的主要来源包括《罗斯法典》与普斯科夫的《刑法典》。还必须指出，赞美莫斯科及其统治者的各种传说与理论主要是在伊凡三世及其继承者的统治时期发展起来的。它们包括传教士圣安德烈（S．Andrew）将基督教传入俄罗斯的故事，莫斯科王公的血统源自罗马皇帝的说法以及康斯坦丁·莫诺马赫的皇冠的意义，甚至还有演绎得相当好的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学说。对于他的那些辅佐者和合作者，莫斯科的统治者不加掩饰地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特别是在与拜占庭联姻之后。最起码，在后来的岁月里贵族们对此颇有怨言。

伊凡三世深知他作为基辅大公的继承者的重要性和作用，他拒绝被拖入更广泛的阴谋或任何影响其独立的牺牲中。出于上述考虑，他拒绝了教皇关于和罗马结盟的建议或者莫斯科统治者夺回君士坦丁堡并使自己成为那里的基督教皇帝的建议。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送给他一个王冠时，他这样回答：“我们恳求上帝让我们及我们的子孙就像现在这样永远做自己土地的主人；这样的任命是我们从来没有奢望过的，因而我们现在也不渴求它。”伊凡三世被称为第一位代表全民族的罗斯君主。

伊凡三世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他于1505年到1533年在位。瓦西里三世的统治在许多方面是对其父亲统治的继续与完善。他实际上兼并了所有剩余的公国，例如1511年拿下普斯科夫，梁赞的剩余部分于1517年并入莫斯科公国，被兼并的还有斯塔罗杜布（Starodub）、契尔尼哥夫—谢韦尔斯克以及奥卡河上游地区。这位莫斯科君主向立陶宛挑战，发动了三场针对斯摩棱斯克的战争，直到1514年将其纳入莫斯科囊中。1522年的条约确认了斯摩棱斯克归属俄罗斯。他继续伊凡三世的政策，向喀山汗国施加压力，不断推进俄罗斯在这个方向的边界。在这个城市和国家内部不平静的政治生活中彼此竞争的两个主要政治派系中，他支持亲俄罗斯的一派。基于莫斯科大公国新增强的国力，瓦西里三世与神圣罗马帝国、教皇、著名的土耳其苏丹苏莱曼一世即苏莱曼大帝（Suleiman Ⅰ，the Magnificent）建立了外交关系，甚至与远在印度的伟大的莫卧尔（Mogul）帝国的创立者巴布尔（Babar）建立了外交关系。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西吉斯蒙德·冯·赫伯斯坦（Sigismund von Herberstein）的《莫斯科记事》（ Rerum moscovitarum commentarii ）给后人留下了关于俄罗斯的重要记载。有意思的是，对于巴布尔，由于莫斯科对此人几乎一无所知，俄国人行事异常谨慎，以免给这位统治者以过高的荣誉并由此降低了他们自己的统治者的尊严。邀请外国人来俄罗斯服务的政策继续着。就是在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统治期间，一个完全由外国定居者组成的所谓“德意志郊区”在莫斯科出现了。

在国内，瓦西里三世同样继承着他父亲未竟的事业。他严厉地统治着贵族阶层和已成为莫斯科的仆从的前诸侯国的王公家族的成员。与几个世纪的惯例不同但与伊凡三世的政策相一致的是，因为其他强国（事实上越来越明显地指立陶宛）的缘故而不愿为莫斯科服务的行为被定义为叛国罪。与此同时，莫斯科强加的义务不断增加。与从封建割据到中央集权的转变有关的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后来的统治时期显得特别具有悲剧性。

莫斯科成功的原因

莫斯科的崛起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东北公国的最终胜利标志着封建割据时期的结束和中央集权国家的确立，莫斯科的政府与社会的特性影响着此后几个世纪里俄罗斯的发展。然而，虽然历史最终证明莫斯科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但它达致这一地位的能力却长期受到质疑，它的胜利因此需要一个彻底的诠释。毕竟，莫斯科出身卑微，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与诺夫哥罗德或加里西亚等繁荣的公国相比。甚至在其所在的东北地区，它在起步阶段不仅不如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利等老的中心城市，也不如弗拉基米尔。它花了很长时间才击败特维尔并且数次差点失败。文字记载也显示了同时代人对莫斯科突然崛起的惊奇。为了解释莫斯科的崛起，历史学家强调了几个因素，更确切地说是几组因素，其中许多因素在我们简要的描述中已是昭然若揭。

首先要关注的是地理因素说，它也是最基础的和最早的解释之一，S．索洛维约夫对其作过充分的研究。它强调莫斯科的地理位置对后来莫斯科公国的扩张所起的关键作用。莫斯科位于三条道路的交汇处。其中最重要的是从基辅和整个衰落中的南部到崛起中的东北的道路。实际上莫斯科被描述成东北地区的第一个歇脚地和定居点。但是它还从其他方向的运动中获益，包括相反方向即从北到南的运动。在蒙古人蹂躏了更东北部的土地以后移民们南迁到了莫斯科。莫斯科还位于莫斯科河的大转弯处，莫斯科河从西北流向东南，注入奥卡河，后者是伏尔加河在西部最大的支流。如果从跨越和联结欧俄的水上交通这一更广阔的视野出发，莫斯科则非常幸运地位于四支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区，这四条河是奥卡河、伏尔加河、顿河和第聂伯河。这就为向这些河流所流经的平原地区的扩张提供了无数机遇，对于一个没有山脉或其他自然障碍需要克服的年轻公国来说，尤是如此。

在另一种意义上莫斯科也受益于它的中央位置。它位于俄罗斯人特别是大俄罗斯民族聚居地的中间，一种观点认为，这就为向四面八方的自然扩张提供了合适的位置。实际上，一些专家试图精确计算出莫斯科到底离俄罗斯民族的地理中心有多近，也注意到这个城市与大俄罗斯语的两种主要方言的分界线之间的距离等环境因素。另外，面临外部侵略时，位于俄罗斯内部的中心位置为莫斯科提供了缓冲地带。这样一来，比如，是诺夫哥罗德而非莫斯科需要持续面对从西北过来的敌人，而在东南地区吸收第一波冲击的则是梁赞。在帖木儿入侵和其他类似事件发生时莫斯科都处在最有利的地理位置。总之，地理位置对莫斯科公国的扩张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虽然这种地理因素不是仅有的因素，并且一般说来在新近学者的考量中其分量被减轻了。

经济上的理由部分地与地理因素相关。莫斯科河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贸易动脉，当莫斯科公国沿着水路扩张时，它得益于同时又有助于提升不断增长的经济交往。苏联历史学家特别着眼于主要根据共同市场的成长来解释莫斯科的扩张。另一条与经济有关的思路强调莫斯科王公们在其领地上发展农业和支持殖民方面取得的成功。这种观点宣称，这些王公们在争取农民来自己的土地上定居方面花的功夫远胜于他们的对手，他们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包括：用各种方式激励自由农民，从蒙古人手中购买囚犯。他们的另一个优势是，他们设法在自己的领地上保持了相对的和平与安全，这对经济生活极为有利。

政治论证则部分集中于蒙古金帐汗国的状况和政策，以及莫斯科王公们与大汗们打交道的聪明策略。不过，好时候如同好策略一样重要。从14世纪以来，尽管也有过一些复兴时期，但蒙古帝国是慢慢破裂和衰弱。“黑死病”带来的毁灭，因巴尔干半岛和中国出现问题而造成的贸易网络的破损，以及金帐汗国内部争夺权力的暴力冲突，这些就为罗斯王公们创造了机会。莫斯科公王们也擅长于此。当蒙古人仍保持着他们的力量时，莫斯科王公们对大汗们表现出完全的顺从，而且急于与他们合作。通过这种方式，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帮助蒙古人清除了较不听话也较为英勇的特维尔和其他一些罗斯诸侯国后，他们就坐稳了大公的位置。此外，他们还为蒙古人征收贡赋，这样就获得了对其他罗斯王公的一些财政权力和间接的司法权威。的确，大汗们将那些无力交纳贡赋的诸侯国整个地交给莫斯科王公们。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即使是14世纪结束时，铸币仍然在莫斯科进行，这证明着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比如，1382年后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统治时铸造的一种硬币，一面是这样的话：“大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另一面则是“脱脱迷失苏丹万岁”。随着金帐汗国的破裂和莫斯科的强大，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改变了。无疑，新的莫斯科王公们继续要去面见大汗，求得他对王公宝座的专许；但到了瓦西里二世时，他却并不请求大汗的批准就任命自己儿子为继位者。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那些臣服和效忠的仪式和实在表现，有许多已经越来越被忽略了。当伊凡三世最终断绝对金帐汗国的臣服时，他就完成了这个渐变过程，而蒙古人再也没有力量来阻止或回击它了。

如同上述显示出来的那样，莫斯科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它那些统治王公。人们通常认为，从几个方面看，莫斯科在王公问题上都是幸运的。全然的运气构成了画面的一部分。就像统一了法兰西的卡佩王朝 的国王们（Capetian Kings）一样，连续几代莫斯科公爵都有男性继承人，并且没有发生继承权冲突。特别幸运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莫斯科公爵的儿子们都没有叔伯与他们争夺王位。当经典的叔侄之争最后在瓦西里二世统治期间爆发时，由父到子的直接继承已在莫斯科公国获得了足够的名分与支持来战胜挑战。公国的幸运还在于，早期的统治者在血统上源自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最小的儿子，因此属于王室中地位平平的支脉，这使得他们认识到全身心地经营自己的小公国比为了公国以外的更大野心而忽视自己的公国更为有利。

人们通常相信莫斯科公爵们的政策为莫斯科的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从伊凡·卡里达到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这些统治者作为“俄罗斯土地的统一者”，作为高明的地主、经理、商人、武士和外交家，都是杰出的。他们做事的效率都很高，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事业规模不大。克柳切夫斯基区分出了莫斯科获得领土的五种主要途径：购买，武力夺取，在金帐汗国的帮助下以外交手段获取，与其他公国的王公们签订服役协议以及让莫斯科民众到伏尔加河的对岸定居。莫斯科公国内部普遍存在的相对繁荣、良好管理、和平及秩序不仅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农民，而且也日甚一日地吸引着贵族和其他阶级的成员来到不断壮大中的大公国。后者的到来具有重大意义。

从政治上看，莫斯科的发展遵循着我们前面整体讨论东北部时提到的那个模式：在一个相对原始的社会中，在一种整体流动和变化的局势中，王公作为组织者、拥有者和统治者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不同的职能对他来说区别不大，而基辅政治体系中的其他因素都衰弱乃至于萎缩了。比如，我们知道，莫斯科最后一任千夫长瓦西里·维里阿米诺夫（Basil Veliaminov）于1374年去世，从那以后这一官职就取消了。另一方面——学者们近来论证说，莫斯科的权力主义——至少是在恐怖的伊凡之前——就要求着国内力量两个主要来源的合作关系，也就是贵族与教会的合作。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完成了将那些竞争王公纳入自己的贵族和军队的过程——首先让他们成为“服务王公”，一些历史学家这样称呼他们，然后将他们融入贵族，并且礼遇这个扩大了的贵族阶层。为了确保贵族的忠诚，早期莫斯科王公们向他们质询国家事务，保证他们拥有相当的地方财富和作为土地巨头的权力。

与教会的良好关系也至关重要。可以说，教会事实上领导了罗斯的统一之路。在蒙古人入侵之后，那些王公只关心自己的诸侯国或者是在东北部的发展与扩张，而教会的大主教们则致力于把东正教罗斯的整个教会界统一起来，包括立陶宛和基辅西南地区。到总主教塞浦路斯（Cyprian，死于1406年）时，教会已经又能够很有理由地作为一个“基辅和所有罗斯”的主教区来讲话了。教会的统一逻辑性地指向政治统一的观念。在14世纪初期，大主教的宝座移到了莫斯科，使得这个城市成为宗教首都，而此时莫斯科还远不能宣称对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行使了有效的政治统治。如果说大主教的教会可视为基辅罗斯教会的继承者，那么莫斯科王公为什么就不能被视为继承了他的基辅祖先的衣钵呢？而且，莫斯科王公还可以将自己作为整个东正教界的保护者，并受到教会那般福佑。莫斯科还是圣阿列克谢（St. Alexis）的城市，尤其是圣塞尔吉乌斯（St. Sergius）的城市，他的修道院——莫斯科北边的圣三一—圣塞尔吉乌斯修道院，是一个广阔的修道运动的源头，很快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宗教中心，在罗斯的全部历史中只有基辅附近的洞穴修道院能够与之竞争。教会领袖们看来是支持莫斯科在政治上统一罗斯各地的努力，但历史学家们对这一点也有争议。宗教领导层对这统一事业的最大服务，很可能就是他们对王公们争吵和争斗的经常干预——劝告、警告，有时甚至是逐出教会，这种干预通常有利于莫斯科。

创建新的神话和政治正统性的象征，这也是莫斯科成功的一个关键方面。记住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莫斯科王公们宣称所有罗斯统治都违反了基辅时代的继位传统规则，这种规则是大公继位弟弟优先于儿子。于是，依据王朝传统，丹尼洛维奇（Daniilovichi）就是不合法的统治者。他们虽然使用大汗的支持来帮助他们克服这个障碍，但这是正统性削弱和衰退的来源。所以，一点不令人吃惊，瓦西里二世、伊凡三世和他们的后继者都要极力寻找能够找到的每一种正统性形式。如同理查德·沃曼（Richard Wortman）所论证的那样，在19世纪之前，俄罗斯的政治神圣性的来源都基本是借来的，很明显是从那些得到了承认的外部文明所借，尤其如古罗马、拜占庭和基督教。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莫斯科王公们富有创意地起劲强调他们与拜占庭的联结，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土耳其人之后，他们继承了它的神圣衣钵。伊凡三世与索菲亚·帕列奥洛格（Sophia Paleologue）结婚，他创造的这个新国家的国玺把拜占庭的双头鹰与莫斯科的圣乔治杀龙的族徽结合在一起，他还采用了沙皇和专制君主的头衔，这些都属于这个过程。也是在伊凡三世和凡西里三世统治期间，新的世系神话又发展和传播起来，包括说十二使徒之一的圣安德烈把基督教带到了罗斯，莫斯科王公们的世系可以追溯到罗马皇帝，他们戴的王冠是拜占庭皇帝赐给罗斯王公的。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的说法在后来得到了讨论，也是为了这同样的目的。更为实在的是，伊凡三世雇用了意大利建筑师来重建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将此作为莫斯科新的卓越的标志，这既是一个象征，又是一种打动俄罗斯人和外国人的手段。

对莫斯科崛起的性质与意义的判断甚至比对这一进程的描述或其原因的解释争议更大。大多数革命以前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持赞扬态度，说它是莫斯科王公和俄罗斯民族的伟大的和非常必要的功绩，称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以应对外来的侵略，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中有一席之地。苏联历史学家也逐渐认同此观点。相反，一些俄罗斯的怀疑论者，例如普列斯尼亚科夫以及秉承其他传统的许多学者如波兰学者、立陶宛学者或者持民族主义观点的乌克兰学者，则立场迥异。他们特别强调，自吹自擂的“俄罗斯的统一”首先是莫斯科王公们对诸如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居民这样的俄罗斯人以及最终对不同的非俄罗斯民族实施的富有手腕和心计的侵略；这场侵略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将每个人都置于莫斯科的专制之下。这在重要的历史争论中是常见现象，双方实际上都是正确的，他们只是强调了同一个复杂的现象中的不同方面。在这个问题或其他相关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站在这两个对立立场中的任何一边；当我们对封建割据时期罗斯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给予一定关注之后，我们将会更多地理解这一时期的复杂性以及它所包含的问题。 qZYAlAf/h0vlEtK8d17gsx9QdFi3808TzRoLCu9DI8ulp8wEQMdjJfHW6cw/t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