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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的时候，意大利的自治城市便出色地证明了这一力量，它可以使一个城市转变为国家。
布克哈特（Burckhardt）
诺夫哥罗德的人为弗谢沃洛德公爵指路，说：“我们这里不需要你了，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他便到他父亲那里，到罗斯去了。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
［米歇尔（R. Michell）和福布斯（N. Forbes）译］
彼得大帝开了一扇朝向欧洲的窗户，而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早已将大门敞开。
鲍里斯·基谢列夫（Boris Kiselev）
诺夫哥罗德，或者是使用它的正式名称“大诺夫哥罗德”（Lord Novgorad the Great），是作为封建割据时期罗斯最引人注目、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而鹤立鸡群的，而且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对于后来将随着莫斯科公国的成长和优势而来的中央集权专制，它其实原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选项。的确，对于19世纪及以后的俄罗斯政治反对派来说，对这个相对自由、民主和开放的诺夫哥罗德的记忆，体现着俄罗斯被镇压的民主遗产的一种象征。而且，对抵御西方强国入侵俄罗斯土地而言，诺夫哥罗德所起的作用也成为它自身在俄罗斯历史上那种半神化地位的一部分。当基辅的强大和权威衰退之后，经济和政治重心就转移了，诺夫哥罗德作为罗斯北部的都城以及最大的贸易中心而崛起，而且还是整个国家的领军城市。它位于欧俄的西北角的一个湖泊地区，在整个封建割据时期一直是抵抗西方入侵的防波堤，它逐渐统治了东至乌拉尔山、北至海岸线的广袤土地。然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诺夫哥罗德公国非同寻常的政治体制、生活方式与文化比它的幅员、财富和力量更令人感兴趣。
辽阔的俄罗斯西北部主要由芬兰乌戈尔族居住，5世纪和6世纪时，斯拉夫部族进入这一区域。近来的考古发掘发现了8世纪时一些诺夫哥罗德城镇的遗迹，它们可能由斯拉夫人和乌戈尔人共同建造。根据编年史，可能是由于部族之间的冲突，9世纪时斯堪的纳维亚王公留里克（Riurik）被请来进行统治。他的人修建了戈罗季谢（Gorodishche）这座城镇，它距离诺夫哥罗德三公里，而诺夫哥罗德从9世纪到15世纪都一直是诺夫哥罗德王公们的住地。10世纪早期，诺夫哥罗德本身开始作为一个贸易中心而发展，同时也是拥有土地的上层人物的居住地。无论邀请留里克来统治的故事是真是假——在戈罗季谢进行的考古发掘表明9世纪时斯堪的纳维亚王公的到来和戈罗季谢已有定居是可以证实的，传说诺夫哥罗德人“邀请”他们的王公作为诺夫哥罗德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而保持，这就表明了一种持续的坚持，说明王公的存在是他们所欢迎的。
在基辅称霸期间，诺夫哥罗德仍保持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另外，它是有名的“从瓦兰人到希腊人”这条贸易路线的北方基地和依托伏尔加河的东西方贸易的中心。这个城市似乎也不受基辅的兄弟相传的王位继承制度的影响。尽管某些与基辅大公的血缘关系很淡的人偶尔也统治过诺夫哥罗德，但它更多地是由基辅大公的儿子们统治的，在他们中间后来荣登基辅王位的人也为数不少。圣弗拉基米尔、智者雅罗斯拉夫、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儿子姆斯季斯拉夫等都曾经是诺夫哥罗德的公爵。智者雅罗斯拉夫与诺夫哥罗德的联系尤为密切，在他继承基辅王位之前曾统治诺夫哥罗德数年时间。许多学者甚至认为《罗斯法典》（ Russian Justice ）就是在他统治诺夫哥罗德时期编成的。诺夫哥罗德屡次成为它的公爵们的更大的野心与权力要求的牢固靠山，在智者雅罗斯拉夫与斯维亚托波尔克争夺基辅王位的苦斗中，就是如此。
诺夫哥罗德内部权威与权力结构的演化已被历史证明比诺夫哥罗德人为支持自己心爱的大公而进行的多次干涉更有意义。虽然我们知道诺夫哥罗德拒绝接受奉命前来统治自己的王公的一些早期例子，其中有一次他们劝告被任命者不要来，除非他有两个脑袋，然而1136年驱逐一个统治者的著名事例才是诺夫哥罗德人的非同寻常的政治进程的真正开端。自那以后诺夫哥罗德的公爵实质上沦为这座城市所雇用的官员，其权威与特权受到严格控制。他的地位与意大利城邦国家的波德斯塔（podesta）相似，这使得一些历史学家将诺夫哥罗德称为“商业共和国”。1156年，诺夫哥罗德赢得了推选自己的大主教的权力，从而在宗教事务中也获得了实质上的独立。确切地说，在新的制度下，首先由诺夫哥罗德的卫彻即市政会议选举三个大主教候选人；接下来，在这三个候选人中抽签决定大主教人选；最后由罗斯教会的总主教颁布任命状。
诺夫哥罗德作为一个独立公国的出现，是基辅国家衰落进程的一部分，彼此竞争且通常相互敌对的诸地区实体的崛起，与这一过程相始终。诺夫哥罗德的主要竞争者来自东北地区，尤其是苏兹达利的王公们。后者控制着伏尔加河上游地区，进而控制住了沿伏尔加河的贸易的大动脉。最重要的一点是，苏兹达利处于能够切断诺夫哥罗德的粮食供应的有利地位。另外，几个世纪以来诺夫哥罗德与东北部的王公们一直在争夺罗斯东北的广阔土地，以致这些地区有时同时对二者效忠。1216年，诺夫哥罗德人在闯劲十足的特罗佩兹公爵姆斯季斯拉夫（Mstislav of Toropets）的领导下在利皮察（Lipitsa）打败了他们的竞争对手。但是，虽然诺夫哥罗德在接下来的竞争中表现良好，这些棘手的问题还是遗留下来，直到诺夫哥罗德失去独立而被并入莫斯科公国后方得以最终解决。
由于诺夫哥罗德地处罗斯西北部，因而它肩负着保护罗斯的土地免受外来侵略的重任，这一点比它与其他罗斯公国间的战争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这部保家卫国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一页是与亚历山大公爵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他就是著名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ii），意思是“涅瓦河畔的亚历山大”，他因为在涅瓦河（Neva）畔击败了瑞典人而得此名。亚历山大是在国家特别困难的时候成为诺夫哥罗德的公爵和罗斯大公的。他生于1219年，卒于1263年。他不仅要面对蒙古人的侵略及其强加于俄罗斯的统治，还不得不应对欧洲人对罗斯的几次大规模进攻。这些攻击来自瑞典和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同时邻近的芬兰与特别强大的立陶宛部落也对罗斯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德意志人的进攻尤为凶险，其背景是德意志人漫长的东进运动的继续与扩大，并且已导致了许多波罗的海地区的斯拉夫部落和西立陶宛部落的德意志化或灭亡。这一进程当时已推进到了罗斯的邻居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条顿骑士团最初是为收复圣地而成立的一支十字军，后来将其攻击锋芒转向波罗的海，旨在强迫该地区诸民族皈依罗马天主教，并使他们臣服与德意志化。
在基辅落入蒙古人之手的1240年，亚历山大主动进攻，率领诺夫哥罗德人在涅瓦河畔击败了挺进中的瑞典人。据编年史记载，亚历山大亲手击伤了瑞典军队司令官比尔格（Birger），差点将他俘虏。与此同时，条顿骑士团在1239年开始了他们对罗斯西北地区的有条不紊的进攻，并在1241年成功拿下普斯科夫。在打败了瑞典人并解决了与诺夫哥罗德市民的分歧之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转而抗击新的侵略者。很快，他便设法将他们挡了回去并解放了普斯科夫。更有甚者，他将战争引向了敌方领土。至关紧要的一战于1242年4月5日发生在爱沙尼亚的楚德湖（Lake Chud）——又称派普斯湖（Lake Peipus）——的冰面上。在俄罗斯历史中此役被称为“冰上大屠杀”，有许多歌曲和文学作品颂扬这次战役。最近的有关作品包括普罗科菲耶夫（Prokofiev）的音乐和爱森斯坦（Eisenstein）富有才气的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一群群身着盔甲的重装德国骑士和他们的芬兰盟友像一头凶猛的公羊冲击着罗斯人的防线；尽管防线危急但还是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使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得以用部分军队包围敌人并攻击其侧翼；条顿骑士团全线溃退，其脚下不断解冻的冰面加速了他们的毁灭。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上述胜利是重要的，但这些胜利仅是诺夫哥罗德在西部和西北方向抗击外敌的一连串战斗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两位苏联专家曾计算过，在1142到1446年之间，诺夫哥罗德同瑞典人作战26次，与条顿骑士团作战11次，与立陶宛人作战14次，与挪威人作战5次。德意志骑士的军队起初包括利沃尼亚骑士团
（the Livonian Order）和条顿骑士团两支，两者在1237年合并。
与蒙古的关系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蒙古侵略军没有到达诺夫哥罗德，但公国却与罗斯的其他地区一起臣服了可汗。实际上，伟大的勇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亲自制定了与蒙古人合作的政策，博得了可汗的信任，并因此从1252年直到1263年去世之前一直身居罗斯大公之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一个简单却合理的原因：他觉得对蒙古的反抗是毫无成功希望的。他对可汗的臣服使他得以保护诺夫哥罗德公国和其他一些罗斯土地免遭涂炭。主要因为这个原因，东正教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封为圣徒。
在整个封建割据时期，诺夫哥罗德一直是罗斯诸公国中最重要的之一。它在莫斯科与特维尔（Tver）的竞争以及莫斯科与立陶宛的斗争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莫斯科成功地统一罗斯的其他地区，宣布诺夫哥罗德为莫斯科大公“祖传财产”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诺夫哥罗德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诺夫哥罗德人开始称他们自己的城市为“大诺夫哥罗德”，以此作为对“大公”头衔的蔑视与抗衡。到15世纪70年代时，诺夫哥罗德与莫斯科的冲突终于走到了结局。莫斯科的伊凡三世宣布诺夫哥罗德领导层计划将他们的联盟改为与立陶宛大公国结盟，并且正式放弃东正教，以此证明他反对诺夫哥罗德的政策是必须的。的确，为了抵抗莫斯科的压力，许多诺夫哥罗德贵族都寻求这样一种结盟，不过所起草的协议还是保证了宗教上的独立和对东正教的保护。1471年，伊凡三世击败了诺夫哥罗德军队，这座城市向他投降，倡议与立陶宛大公国结盟的人被处决。然而，常常是暴力的麻烦仍在持续。根据后来莫斯科的一份记述〔《尼康编年史》（ Nikonian Chronicle ）〕，城镇会议上的诺夫哥罗德人“讲一些愚蠢和邪恶之事”，比如“我们不想被称为他的祖传财产。我们是大诺夫哥罗德的自由人民。”但莫斯科没有被阻止，在1477—1478年间一场新的袭击之后，完全的征服到来了。莫斯科严厉地镇压了所有的反对派，放逐了许多人，从而将这个城市有机地融入到了莫斯科大公国之中。
诺夫哥罗德是个给人印象深刻的城市。在独立的时候，它有3万多人口。它位于沃尔霍夫河畔的湖泊地区，商业与交通发达，易守难攻。沃尔霍夫河从伊尔门湖（Lake Ilmen）流向拉多加湖，是通向波罗的海和更遥远的商贸中心的通道。这一复杂的水路交通系统是著名的“从瓦兰人到希腊人”的商道的北半部，与伏尔加河以及东方商道的联系也很顺畅。至于防御，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诺夫哥罗德人的防御技术使得敌人根本无法靠近，最起码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这样。虽然最近发现了建于14世纪的一段石头城墙，但据说诺夫哥罗德坚固的城墙都是木制的，只有塔楼是石头砌的。在距城大约2.5英里、7英里和12英里处还分别设有三道防御圈。在这些防御线上往往还有修道院作为坚固的据点，后者的修建巧妙地利用了险峻的地形。另外，诺夫哥罗德人还是杰出的水力工程师，懂得如何用水来淹没前进中的敌人。
与其他中世纪的城镇一样，诺夫哥罗德也遇到了人口过多的问题，因为所有人都想在城墙内居住。有钱人与他们的仆人们生活在用坚硬的大块木料砌成的大房子里，不那么富裕的居民则在任何一块他们能够占有的空地上建房。沃尔霍夫河将城一分为二：一边是商业区，主要的市场位于该区；一边是圣索菲娅区。在圣索菲娅区里矗立着圣索菲娅大教堂以及古老的城堡。诺夫哥罗德人在防火方面很有一套，他们的街道是用木头巧妙地铺成的，水管系统也是木制的，这些技术都是从拜占庭学来的。
基层的主动性、有组织和自治是诺夫哥罗德的一大显著特点。在城里，若干户住在坚固的木制大房子里的人家便构成了一个“街道”。街道是一个自治单位，自选长老做其首领。几个街道组成一个名为“索特尼亚”（sotnia）的单位，这个词的意思是一百。若干个“索特尼亚”或“百”组成一个区，当地语言叫“孔茨”（kontsy），全城总共有五个区。每个区都享有范围很广的自治，不仅通过各自的议会和官员实行自我管理，还分别拥有被称为“皮亚提纳”（piatina）的、在市区之外但属于诺夫哥罗德的一部分城郊属地。每个区拥有的城郊属地往往是从该区所在的城市的边缘向外呈放射状分布的。属于诺夫哥罗德但距城区很远的领土不归属任何区，而是由城市统一管理。同样，由于各区的自治，诺夫哥罗德的官方文件最多时要盖八个章：一个区盖一个，其余三个是中央政府的印章。
如同一些学者争辩的那样，诺夫哥罗德是一个民主的“共和国”？或者是一种由贵族、富有商人和其他上层人物支配的寡头政治？或者说它的政治从粗糙的民众民主演化为寡头政治？无疑，尽管王爵是中央最高长官，他掌控军队并在司法和行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1136年的民众革命和驱逐事件之后，市政会议开始对其权力和行动施加严格而又具体的限制。大公与城市之间所签订的协议的一些详细内容流传至今，其中最早的协议是在1265年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弟弟雅罗斯拉夫签订的。跟大多数此类协议一样，在这份协议里公爵承诺他的政府将遵循诺夫哥罗德的古代习俗，只任命诺夫哥罗德人担任行政官员，没有法院许可不得解雇官员，没有被称为“帕萨德尼克”（posadnik）的一位民选的市政官或者是该市政官委托的代表来代表城市出席，不得开庭审理案件。他只能在市区之外建立自己的官邸；他和他的家臣不可在诺夫哥罗德拥有土地或者同德意志人经商；关于他的薪水以及渔猎的权限也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后来当莫斯科公爵本人或莫斯科的统治家族的其他成员取得诺夫哥罗德公爵的职位时，他们的权力依然要受到很大限制。
由市政会议选出的市政官和“梯斯亚茨基”（tysiatskii）与公爵分享行政管理职责。他们两人，特别是市政官，在必要的时候有权保护城市的利益不受公爵侵害。市政官是公爵的主要同僚和助手，当公爵缺席的时候他就接手负责行政和军事事务。梯斯亚茨基的意思是千夫长，有两项重要职责：一是掌管城市军团，后者又称千人团，这或许就是其官名的来历；二是解决商业争端。他有时被看作是诺夫哥罗德普通民众的代表。诺夫哥罗德的大主教也必须提及。除了履行公国最高的神职功能之外，他还一直是政治事务中的一个头面人物：主持贵族会议，为世俗当局提供咨询，调和对立的政治集团，有时还带领诺夫哥罗德的使团出使外国。
诺夫哥罗德的市政会议地位显赫，它通常在重要的市场上开会。我们已经知道，它聘请或驱逐公爵，选举市政官和千夫长，通过选举三个候选人来决定大主教人选。它还决定与战争与和平有关的事宜，动员军队，颁布法律，征税，因此它实际上就是诺夫哥罗德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有一个常设办公室。市政会议可以由公爵、一个官员、任何一部分市民甚至任何一个个人来召集，只要他或他们敲一敲开会专用的钟就可以了。顺便提一下，这口钟后来被莫斯科大公国卸掉搬走了。此举象征着诺夫哥罗德的独立地位及其特有政体的终结。通常由自由民中的所有有自己的独立住房的人构成其成员的市政会议确实解决了许多问题，但是由于它的直接民主和一致通过的原则，它又经常陷于激烈的派系争斗中而难以自拔。诺夫哥罗德人因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赢得了普遍尊重。然而，渴望恢复哪怕是表面上的秩序的大主教屡次在市政会议上摆出一副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的架势；还有一个越传越邪乎的故事，说在诺夫哥罗德皈依基督教时已被丢入河中的异教主神佩伦的雕像突然重现又突然消失，但留下了一个手杖，市民们自此用这个手杖相互殴打和谩骂。
贵族会议在诺夫哥罗德的政治中也越来越突出，这既是因为市政会议难以有效地管理日常事务，更是这个公国的财富与力量的真实分配的反映。它由大主教主持，其成员囊括了相当数量的有影响力的贵族，其中包括现任和前任的市政官和千夫长、区和“百”的首领。贵族会议通常事先拟定将提交市政会议讨论或通过的法案，并能经常控制诺夫哥罗德的政治进程。它有效地代表了富人，可谓公国中的贵族因素。
诺夫哥罗德的司法系统值得特别关注。它非常的详尽、有组织和复杂，并体现出很高的审判水平和人道主义精神。公爵、市政官、千夫长和大主教都拥有自己的专门法院。在市政官主持的高级法庭中实行陪审员制度。陪审员由十人组成，来自所有五个区，每个区两人，其中贵族、平民各一人。诺夫哥罗德人的司法也经常诉诸调解：诉讼双方通常被要求各提名一位调解人，只有当四人无法达成一致时法庭才会介入。在庄重地吻过十字架以后，一些疑难案件就通过司法决斗来求得一个合理的解决。可能还有过在妇女之间进行这样决斗的案例。诺夫哥罗德的刑罚明显较为温和。虽然死刑的情况并非没有，但刑罚主要由罚款组成，罪行特别严重的被告会根据民众的意愿在剥夺其财产后放逐。与那个时代的通常做法不一样的是，在诺夫哥罗德的司法实践中严刑拷打即使有也只是处于很次要的位置。许多史料都反映了诺夫哥罗德人对生命的高度尊重；《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在提到杀死几个人的事情时都称其为“大屠杀”。
诺夫哥罗德作为一个伟大的商业公国的地位很突出。它开发了罗斯北部森林中巨大的财富，主要是皮毛，还有蜡和蜂蜜，将其出口到国外。另外如前所述，它还是通向不同方向的商路的中转站。主要进口商品有制成品、某些种类的金属以及青鱼、葡萄酒和啤酒等。诺夫哥罗德与哥特兰岛（Gotland）及波罗的海沿岸诸港口有着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它的商品还远销到英格兰、佛兰德斯（Flanders）
等其他遥远的地区。许多商人，特别是哥特兰和德意志的商人来到诺夫哥罗德，在这里他们拥有自治地位和一些特权。然而，诺夫哥罗德人自己很长时间以来也活跃于贸易领域，这一点一些学者往往会忽视。他们在国外以互惠协定为基础建立起诺夫哥罗德商人的海外商业团体，这一点有格特兰岛上的两个俄国教堂和其他证据为证。在13世纪后半叶，随着北欧诸城市组成的汉撒商业同盟的建立以及该同盟远优于诺夫哥罗德的简陋船只的专用商船的出现，诺夫哥罗德的商业逐渐萎缩到完全被动的地位。
虽然商人，尤其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富有商人，是诺夫哥罗德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但苏联的研究强调土地财富的重要性以及两个上层阶级间的密切联系。无论如何，诺夫哥罗德的社会分化与日俱增，从而导致政治对抗，颇能使人想起意大利城邦及其内部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冲突。尤其是随着莫斯科力量在14和15世纪的增长，威胁到诺夫哥罗德的独立，贵族就加固他们的权力，由几个强力家族来控制所有的高级职位。贵族权力的加固也是要对抗民众不满情绪的上涨，1418年出现了一次反贵族的起义。这些社会紧张关系在15世纪中期开始的编年史条目中反映出来，它讲到了“不公平的贵族”。最重要的是，这种态度具有致命的后果，因为它影响到贵族在抵抗莫斯科的努力中能否赢得民众的支持。
当诺夫哥罗德内部社会关系愈趋紧张时，这个城市感到越来越难以掌控自己的遍布四面八方的土地。诺夫哥罗德辽阔的领土大致分成两个部分：城郊属地以及遥远的人烟稀少的北部和东部的半殖民地区。与诺夫哥罗德的政治实践相似，位于城郊属地的城镇以及城市周边的乡村都是半自治的，虽然他们的市政官和千夫长都是由诺夫哥罗德任命而非选举产生的。随着地方分权趋势的加强，维亚特卡（Viatka）在12世纪后期，普斯科夫在14世纪中叶已处于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另外，如前所述，诺夫哥罗德不得不为确保其属地的安全和效忠而与东北地区的王公们不断地较量。能干、强大且成功的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们逐渐成为后者的主要代表。
莫斯科最终消灭了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虽然地域广大，但实质上始终是一个城邦；这一事实一定程度上注定了它们之间斗争的结局。虽然诺夫哥罗德在14和15世纪还获得了一些土地，但许多历史学家都将12和13世纪作为这个公国的黄金时期。这是合乎情理的。由于其财富和力量，也因为其善于利用周边国家间的竞争，一门心思维护和扩大其特殊利益的诺夫哥罗德在封建割据时代十分繁荣。另外，由于它有效地控制了王公，因而避免了因分封而使公国一再分裂的命运。但是在统一罗斯民族的问题上，它无法与莫斯科公国竞争。当莫斯科逐渐统一罗斯各国，当它的最后一个厉害对手立陶宛国家与波兰和天主教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时，诺夫哥罗德失去了行动自由。莫斯科对它的吞并以及它在罗斯北部拥有的巨大财富展现出了曾导致法国南部诸侯国并入法国的同样的历史逻辑，只不过流血少多了而已。诺夫哥罗德日益增长的阶级差别和社会冲突对其独立的终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与莫斯科的决定性斗争中，诺夫哥罗德的穷人似乎宁愿选择伊凡三世也不要他们自己的亲立陶宛的寡头政府。
诺夫哥罗德的文化发展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座城市运气好，没有被蒙古人蹂躏。与其他公国不一样，它拥有足够的财富大规模地延续基辅的文化传统。它还在与西方的密切交往中获益颇丰。封建割据时期的罗斯文化将在后面专门探讨，但是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诺夫哥罗德也因其宗教建筑、肖像画以及充满活力且形式多样的文学而著名。
尤其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在诺夫哥罗德和周边地区文化很普及。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里的人口，即使是它的上层，也是文盲。这种假设被大幅度修正了，至少对于诺夫哥罗德是如此，苏联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写在白桦树皮上的文件。持续的考古发掘近来又发现了超过一千件的文本，时间是从11世纪至15世纪，无疑还有更多的埋在地下。它们绝大部分来自诺夫哥罗德。这些文件通常都是简洁的各类事务的信息，表明文化从贵族延伸到了匠人、仆人，还包括女性。由于它们在其他城镇明显地罕见，它们在这里的集中出现就表明诺夫哥罗德的独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也要求着很高的文化水平。诺夫哥罗德文学包括摩西（Moses）和瓦西里（Basil）等大主教的作品、旅行见闻特别是参拜圣地的记录、非常有用的编年史和口头文学作品，后者包括一部史诗。写于1056至1057年、带有插图的《奥斯特罗米尔福音书》（ Ostromirovo Gospel ）就来自诺夫哥罗德。此书一直被当作现存最早的俄语的也就是教会斯拉夫文的手稿，但在2000年它的这一地位被取代。因为当时发现了刻有《圣经》中《诗篇》里的第67、75和76号圣诗的三块蜡制书版，其制作年代显然是在11世纪的头25年，但也是在诺夫哥罗德出土的。和其他许多古代文明一样，诺夫哥罗德的文化比其政治要长寿，在诺夫哥罗德政治衰败之后，其文化对莫斯科公国和俄罗斯仍有相当大的影响。
专家们将诺夫哥罗德文化的某些特征看作是这个城市国家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反映。《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和诺夫哥罗德的其他作品对这座城市及其街道、建筑及各类事件表达出强烈而持久的情感。另外，诺夫哥罗德文学的整体基调是强烈的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和事务主义，即使是在处理宗教题材时也不例外。例如，大主教瓦西里提出下列观点来证明天堂不是位于天空或想象中，而是位于地球上：陆地上有四条河流是从天堂流出的，其中的一条便是尼罗河，他在津津乐道地描述这条河时说过如下的话：圣马卡利乌斯（St. Macarius）住在天堂附近；圣艾弗罗西缪斯（St. Efrosimius）甚至还参观过天堂并把天堂的三个苹果带回了他的修道院；圣阿加皮乌斯（St. Agapius）也去过天堂，还带去了一些面包；两条诺夫哥罗德的船在远方的海洋航行时曾经到过天堂山。伴随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是活力与忙碌，这从他们持续不断的建设中可以得到部分证明。在它独立期间的最后两个世纪，大约有一百座石质教堂在城里拔地而起。旅行者们常将诺夫哥罗德人描写成精力充沛和积极上进的民族，在他们的笔下，在那里妇女与男人地位平等并在城市事务中表现突出。
诺夫哥罗德文学中的英雄也反映了城市的生活状况。诺夫哥罗德的史诗《壮士歌》的主角包括非凡的商人和旅行家萨德科（Sadko），以及难以控制且没有责任感的年轻巨人瓦西里·布斯拉耶夫（Basil Buslaev），只有他的母亲可以阻止他对邻居们的血腥袭击。布斯拉耶夫的死是他的行为的典型写照：一个骷髅给他两个选择，向一个方向跳是生，向另一个方向跳是死路一条。他很自然地选择了第二个方向，结果摔碎了脑袋。布斯拉耶夫历来被视为诺夫哥罗德的自由不羁的探险历史的生动的象征：在一大片居住着说俄语、芬兰语以及其他语言的部落的广阔土地上，这个城邦努力扩展着自己的统治。
诺夫哥罗德自身的历史固然卓然不凡，但它之所以能够引起后人的关注，也是因为它是基辅衰落之后在基辅罗斯的国土上演进的一个异类。强调诺夫哥罗德的特殊性固然是正确而又自然的事情，但是同等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特殊性直接源自基辅时期甚至部分来自前基辅时代，它们带有明显的基辅特征，有时还很强烈。诺夫哥罗德的城市生活和文化，它的中产阶级的重要地位，它的商业，以及它与外部世界的密切联系，都将其引向基辅历史的主流。市政会议在基辅的生活与政治中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加强市政会议的权威和完善其功能的过程中，诺夫哥罗德人发展了基辅罗斯政治中的民主因素。他们是以牺牲基辅政治中的另外两个因素即专制与贵族政治为代价的。我们将会看到，这二者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找到了丰沃的土壤。
诺夫哥罗德民主政治演进的轨迹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现过，特别是在罗斯西北的另一座城市普斯科夫。在长期臣属于诺夫哥罗德之后，这个罗斯最边远的前哨城邦于1348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公国，它仅拥有一块长宽分别为250英里和75英里的领土。普斯科夫有一位王公，但他的权力比诺夫哥罗德的公爵所受的限制更多；它的卫彻即市政议会的地位和作用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更大的那个城市
的市政议会。值得一提的是，普斯科夫的议会还要履行重罪法庭的职责。这个城镇有两个民选的市政官，但是没有千夫长这个职位；与诺夫哥罗德相似，它也向下分为街道与区；各个区也有长老会议，并发挥着作用。
由于远比诺夫哥罗德小，普斯科夫的社会差别与社会矛盾也就更少。它的内部生活一直被认为比它的“老大哥”更团结、更民主、更平和。另一方面，这个“小兄弟”（诺夫哥罗德送给普斯科夫的外号）充分参与了以诺夫哥罗德为代表的高度发展的城市生活与文化。实际上，普斯科夫建筑师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前文中在对罗斯与蒙古做比较时提到过的著名的“苏杰勃尼克”（ sudebnik ）即《法典》，就是由普斯科夫的市政会议在1397年制订的。直到1467年才有了第一个修正案的这部法典是高度发达的俄罗斯中世纪法律的最脍炙人口的缩影。
普斯科夫和莫斯科的关系与诺夫哥罗德不同。普斯科夫从未成为莫斯科的竞争对手，相反，它一直需要莫斯科帮助自己抵御西方人的进犯。这样，它就能以自然与平和的心态接受莫斯科的影响。然而，当莫斯科公国最终于1511年左右吞并了普斯科夫后，许多人被流放，这个城市也失去了其特有的政治制度和全部独立地位，并在莫斯科的税收与法律的重压之下，失去了其商业化的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尽管光彩夺目且成果卓著，但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历史发展从长远看来，确实是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