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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摧毁了上帝的教堂，他们在圣坛里倒入大量的鲜血。全城无人幸免于难：所有人都一样地死去，同饮一杯死亡的酒浆。无人呻吟，无人痛哭：无论是父母对子女，还是子女对父母；无论是兄弟对兄弟，还是亲戚对亲戚。所有的人都死了。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罪孽才发生的。
《拔都（Batu）毁灭梁赞（Riazan）纪实》
蒙古人生活在远方，并未与罗斯人混杂，仅是为了获取贡物才来到罗斯，或作为军人过来，在后一情况下，他们主要是由罗斯的王公们为自己的私利而蛊惑来的。在这种形势下，蒙古人对罗斯生活怎么可能产生显著的影响呢？……因而，我们可以在忽略蒙古控制的事实的情况下来考察13世纪罗斯社会内部的生活……
普拉托诺夫（Platonov）
评估蒙古对罗斯的影响的一个便利方法是将蒙古人到来之前的罗斯国家与社会的情况与蒙古人到来之后的情况进行比较，特别要对比莫斯科公国时期与基辅罗斯时期的精神与社会制度。……蒙古统治以后的图景已完全改变。
沃尔纳茨基
俄语资料中称蒙古人为鞑靼人（Tatars）
。他们对罗斯人的袭击像晴天霹雳一样意外和突然。他们在1223年突然出现在罗斯的东南部，并在卡尔卡河（Kalka）附近的一场战斗中击溃了罗斯人和波洛伏齐人，不料却消失在大草原中。但是在1237年到1240年间，他们又回过头来征服了罗斯并对其施以长期统治。
虽然对罗斯人来说有点陌生，但是说蒙古语的部落已在今天的蒙古高原、满洲与西伯利亚的交界地区生活了几百年。密切关注着他们的北方邻居的中国人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蒙古人的若干记载。以下文字出自一位中国作家：
……他们一门心事地照看他们的牲畜，他们四处迁徙，没有城镇与城墙，没有文字与书籍；所有的协议都是用口头达成的。从孩提时起，他们便练习骑射……这样他们就获得了掠夺与战争所必需的勇气。当他们渴求胜利的时候，他们便四处征战；如果胜利无望，及时逃离也不受指责。他们没有宗教仪式与法律制度。……他们全都以猎杀动物为食……以动物皮毛为衣。最强壮者会夺食最肥美的肉块，而老人得到的只能是剩饭。他们仅尊重最勇敢的人，而老弱病残都受到蔑视。
虽然蒙古人是出色的战士并且是好战的，但他们往往将精力耗费于各部落间的自相残杀，而中国人则巧妙地煽动着他们之间的不和。仅有一位杰出的领袖设法统一了蒙古，使他们突然变成一支具有世界影响的力量。铁木真（Temuchin）是一位部落首领的儿子，大约出生于1155或1162年，经过多年拼死奋斗最终于1206年成为全蒙古人的领袖，号称“成吉思汗”。作为一位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历史人物，成吉思汗的身世至今依旧带有几分神秘。有人认为，他父亲被背信弃义地毒死及全家随之受辱这两件事使他大受刺激，发誓报仇，由此激励了他的事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吉思汗显然开始相信自己负有重建世界公正的神圣职责，像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一样，他似乎已对自己的事业的正义性坚信不疑。除了决心和使命感之外，这位新的蒙古统治者还有非凡的智慧与杰出的军事、外交和行政管理才能。
统一蒙古之后，成吉思汗接着征服了临近的部落，然后于1211年越过长城侵入中国北方的独立的金帝国。接下来的历史可以描述为在五年的时间里用10万大军征服了1亿人。在成吉思汗与他的将军们所从事的一系列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西征。虽然遭到了激烈的反抗，蒙古军队还是摧毁了中亚的穆斯林国家并且抵达了高加索地区。正是通过高加索山脉的诸关隘，他们于1223年对罗斯南部发动了突袭并在卡尔卡河畔击败了罗斯人与波洛伏齐人。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在去世之前，他已安排好了继承人：将帝国分给四个儿子治理；其中一个做大汗，以此来保持帝国的统一；第三个儿子窝阔台（Ugedey）获得大汗（great khan）的宝座。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继续着他那秋风扫落叶般的征战，将蒙古人的统治扩展至土耳其斯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及高加索的其他地区、伏尔加河的保加尔人的国家、罗斯、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朝鲜以及中国的全部。在忽必烈汗（Kublai Khan）时期，蒙古的控制范围从波兰和巴尔干延伸至太平洋，从北冰洋一直伸展到土耳其、波斯湾和中国的南部边境。忽必烈汗是中国元朝的开国皇帝，在1259年到1294年间身居大汗之位。另外，蒙古人还曾深入到欧洲中部，在此过程中击败了波兰人、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
我们不应该再像以前一样把蒙古人非凡的胜利归因于他们压倒性的人数优势。那些胜利应该归因于蒙古人富有成效的战略，他们的高度机动的骑兵的杰出表现，他们的坚忍不拔，他们严守纪律与善于协调的战斗作风，最后这一点得益于一种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现代总参谋部的领导机构。这些长处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所侵略的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武装力量往往装备笨重，缺乏纪律，不善协调。从中国和其他一些民族那里学来的间谍术、恐怖战术以及先进的攻城装备也是蒙古帝国得以惊人扩张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蒙古人利用新修道路、信使系统以及为了征税而进行的粗略的人口普查等方式维护着自己对占领地的统治。
拔都是成吉思汗的孙子、窝阔台的侄子，他继承了父亲术赤（Juchi）的大部分领地，领导了蒙古对欧洲的侵略。有15到20万军队供他支配，主要的将领是老将速不台（Subudey）。蒙古人于1236年越过乌拉尔山攻击了伏尔加河的保加尔人。此后，在1237年他们出其不意地从北部攻击了罗斯东部的梁赞公国。在蒙古人的战略中，征服了罗斯就可保证其进一步侵入欧洲时侧翼的安全。罗斯的王公们既不团结也全然没有准备。许多王公宁愿按兵不动以保护自己的封国也不愿去帮助被侵略的公国或者联合起来共同抗敌。在一支罗斯军队被击败之后梁赞城被包围，并在激战五天之后被攻陷，全城人口都被屠杀。接下来，在1237和1238年间的冬天，蒙古人进攻苏兹达利，包括其大公所在地弗拉基米尔。拼死战斗继之以大屠杀的景象于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多的城镇中再现，大公的军队在西递河（Sit river）附近的决战中全军覆没，大公本人也在此役中阵亡。就这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蒙古人便征服了这个国家最强大的那个部分。此战意义还在于，他们是通过一场冬季战役来实现他们的目标的：蒙古骑兵在冰冻的河面上快速推进，这也是俄罗斯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入侵者在冬季取得胜利的战例。但是春天的解冻使罗斯大地泥泞难行，迫使蒙古人放弃了攻打诺夫哥罗德的计划，撤回到南部草原。他们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准备一场大战，并击溃和征服了罗斯的其他几个地区，特别是契尔尼哥夫。
蒙古人在1240年、1241年和1242年第一季度的进攻目标已超过了罗斯。实际上，在此之前他们已传书匈牙利国王要求他服从蒙古人的统治。蒙古人将基辅地区作为此次进军的第一个目标。打败顽强的抵抗者之后，他们攻占了基辅，杀光了居民，荡平了这座城市。附近的其他城市也同遭此厄运，居民非杀即奴。基辅之后，蒙古军队横扫西南部的加里西亚和沃里尼亚两公国，使生灵涂炭。接下来是波兰与匈牙利。1241年，一支蒙古军队击败了波兰人和德意志人，最重要的战斗发生在西里西亚（Silesia）的累格尼察（Liegnitz）；同时另一支军队粉碎了匈牙利人。蒙古人并没有被喀尔巴阡山脉所阻碍，他们攻占了匈牙利平原；接着其先头部队到达了亚得里亚海（Adriatic）。在中欧平原的征战中蒙古人也遇到一些麻烦，其中最主要的麻烦来自抵抗者的众多坚固的城堡。即使如此，许多历史学家相信，仅仅是因为窝阔台大汗之死，才挽救了一些欧洲国家。他的侄子拔都因为关注蒙古帝国内部的政治而决定回撤。1242年的春天，他将部队撤到南部的大草原，并在回撤的路上征服了保加利亚、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几亚
（Wallachia）。虽然蒙古人撤回了东方，但包括未被直接征服的西北地区在内的全部罗斯，都在他们的统治之下。
当这场骇人的军事战役结束之后，蒙古主力就恢复了他们的游牧和畜牧生活——至少是每年的部分时间。然而，对这些大片土地的统治也导致一些新的蒙古城镇的建立，以及一些罗斯城镇的重建，将它们作为管理中心和贸易中心。拔都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自己的指挥部，此地就是后来的旧萨莱城（Old Sarai）、也即金帐汗国
（Golden Horde）的首都。金帐汗国起先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后来与帝国中心的联系逐渐松弛，成为独立国家。设在旧萨莱城内的一个由达鲁加（daruga）领导的机构负责处理罗斯事务。像旧萨莱城这样的城镇变成了各地区的中心，官员、商人和工匠的数量都在增加，定居下来的蒙古人也越来越多。除了征收贡物和赋税之外，地方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变成了金帐汗国这些城镇的核心活动。到乌兹别格大汗（Khan Uzbeg）统治时期（1313—1341），金帐汗国作为一个富有和强有力的管理和贸易国家达到了顶峰。乌兹别格还启动了他的民众皈依伊斯兰教，这就增加了与更广阔的穆斯林世界的联结。蒙古对罗斯的支配意味着罗斯统治者承认了蒙古的霸主地位，也就是蒙古人——开始时的蒙古大汗和后来的金帐汗国的统治者——把他的职责授予了罗斯大公，而被这样授予了职责的罗斯王公就得前往蒙古统治者的那些总部，对自己的宗主表示谦卑的顺从。而且，这也意味着蒙古人从罗斯人那里征收贡物，由开始时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变成了后来的通过罗斯王公们。同样，罗斯人偶尔也不得不向蒙古军队输送小股部队，我们知道有过几次这样的征集，有罗斯人在远离他们家乡的地方如中国的蒙古军队中服役。
总之，虽然蒙古人对罗斯的内部生活干预很少，但他们依然对罗斯保持了几乎一个半世纪的有效控制，从1240年到1380年。1380年，莫斯科公爵德米特里在库里科沃（Kulikovo）的旷野里展开的一场大战中击败了蒙古人。虽然蒙古人想极力挽回危局，但是他们不败的神话已被打破，他们的统治已被极大削弱。但是蒙古人的统治在最终被推翻之前依旧延续了另一个世纪。只是到了1480年，莫斯科大公国的伊凡三世才宣布自己以及罗斯不再效忠可汗，而蒙古人却未能有效地进行反击。再后来，罗斯开始扩张并吞并金帐汗国的诸继承国：1552年吞并了喀山（Kazan）汗国，1556年吞并了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汗国，最后在1783吞并了克里米亚汗国。
蒙古人与罗斯的关系，蒙古统治对罗斯历史的影响，长期来一直引发着激烈的学术争论。如同历史学家唐纳德·奥斯托洛斯基（Donald Ostrowski）近来对这门史学的评论中所言：“每一个大点，绝大多数小点，无不充满了激烈而动情的争论。”学者们争论蒙古成功的原因、毁灭的程度、蒙古人和他们统治的性质，尤其是在何种程度上蒙古人影响了罗斯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最早的那些解说主要出现在俄罗斯编年史家中，他们强调异教野蛮给罗斯大地和民众带来的可怕毁坏，如同上帝对“我们罪孽”的惩罚。蒙古人对伊斯兰教的皈依强化着这是一种迥异的统治，尤其是在教会来源的讲述中。到16世纪时，这种解说就固定于所谓“蒙古（或鞑靼）轭套”（Mongol or Tatar yoke）的流行观念之中，这种观念越来越世俗化为一种论点，在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史学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认为蒙古统治对罗斯生活的影响只是“轭套”，它最终将被摆脱［比如谢尔盖·索洛维耶夫（Sergei Soloviev）和瓦西里·克留契夫斯基（Vasilii Kluchevshy）的著述］，或者是认为蒙古统治的影响全是消极和破坏性的［如谢尔盖·普拉托诺夫（Sergei Platonov）的见解］。
对蒙古人与罗斯这个问题的全新再思考，于20世纪出现在俄罗斯流亡知识分子中。一个新的所谓欧亚学派强调罗斯与亚洲部分的基本联系，所以就把俄罗斯历史上的蒙古时代置于兴趣中心点。这个欧亚学派基本上从积极和创造性方面来解说蒙古的影响，尽管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版本是乔治·沃尔纳斯基（George Vernadsky）那颇为含糊的叙述。沃尔纳斯基看到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它们在后来的莫斯科公国上留下了印记，尤其是管理的结构、军事组织和武器，还有征税系统和财政管理。他也强调了一些消极影响，包括对工匠市场的毁灭，对大规模庄园的偏爱，对城市和城镇民主制度的摧毁，以及那种可与中央集权政体相抗衡的潜在贵族政治的弱化。其他历史学家，尤其是非俄罗斯人，更进一步地去探讨蒙古统治的负面影响，认为俄罗斯专制暴政正是蒙古统治的直接产物——两者都可用统一和征服统一所需要的力量来说明，它也是野蛮和独裁的蒙古政治的直接回响。一些更晚近的著述以文档研究为基础，倾向于关注各种影响形式的证据，尤其是语言学和制度方面的，并试图回避那些评判性的语言如影响的“积极”或“消极”，并回避那种许多人会认为是民族主义和神话化的语言如“征服”和“解放”。
一件事已经相当清楚：蒙古入侵带来了巨大的实际毁坏。尽管学者们在毁坏的程度，以及哪些地区和城镇被蹂躏得更厉害上有争议，但无疑蒙古人入侵路上的那些城镇被烧毁和荡平，这些城镇的人口被屠杀到灭绝的程度，村庄和农田被蹂躏。普拉诺·卡皮尼（Plano Carpini）大主教是罗马教皇的使者和著名的旅行家，1245年到1246年他在出使蒙古途中曾经过罗斯南部。他对于蒙古对罗斯的入侵作了如下的记载：
……他们攻击罗斯并在罗斯土地上展开了一场大屠杀，他们摧毁要塞，荡平城镇，屠杀居民。他们包围了曾为罗斯首都的基辅，并在久攻得城之后实施屠城。因而，当我们途径那片土地时，我们看到的只是无数个暴露在外的头颅和白骨；曾几何时，这个城市曾经面积广阔，居民众多，然而现在一切皆化为乌有：仅剩下200间房屋与苟活在最为残酷的奴隶制下的遗民。
即使考虑到可能有夸张的成分，这些及其他类似的同时代记述也似乎为蒙古侵略的破坏性描绘出一幅令人信服的画面。
蒙古对罗斯南部草原地带的占领，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夺去了罗斯最好的土地，并导致其人口、经济活动以及政治力量向东北迁移。占领还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罗斯与拜占庭的联系，也部分地切断了它与西方的联系，加重了那一时期罗斯的相对孤立。相对孤立是当时罗斯的一个典型特征。曾有人认为，如果没有蒙古人的入侵，罗斯可能就会参与到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等划时代的欧洲历史进程之中。蒙古人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使罗斯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他们贫困与混乱的经济对此毫无准备。反抗蒙古人横征暴敛的斗争换来的往往是新的镇压与惩罚。为生存而苦苦挣扎，以及发达且精细的基辅式生活方式、道德和文化水准的迅速衰落，成了整个这一时期特别是蒙古入侵之后头几十年的时代特征。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法律规定了新的酷刑，许多王公不识字，他们也无力建起石质教堂的圆顶，还看到了文化衰退的其他迹象。一些历史学家估计蒙古对罗斯的入侵与统治使这个国家的发展停滞了大约150或200年。
相形之下，蒙古对罗斯历史的建设性和积极的贡献却非常有限。在行政与财政领域一些蒙古词汇进入了俄语，显示了蒙古的影响的深度。例如，“亚尔雷克”（iarlyk）这个词便来自蒙古语，原意是可汗的手令，尤其是指可汗对特许权的批准，在现代俄语中的意思是标签或海关印戳。俄语中的“京加”（denga）——意为硬币——和“京吉”（dengi）——钱的意思——也来自蒙古语。蒙古人还在罗斯进行了人口普查。他们还对罗斯的军事力量与战术的进步特别是骑兵战术有过影响。然而，即使是这些有限的影响也还有待证明。蒙古人的财政措施、人口调查以及蒙古人修建的道路为罗斯的中央集权化有所助益。然而，这些措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贡赋，并且它们既无益于民众又不持久。侵略者废止了旧的“烟”税和“犁”税，改征更粗鲁更简单的人头税，这种税根本不考虑人们有无交税的能力。当罗斯的王公作为中间人从蒙古税吏那里接过收税权时，这点小小的创新便不复存在了。由于蒙古人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的行为经常很不明智：他们将大公的位置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最终未能及时察觉到莫斯科公国的崛起。腐败的猖獗更进一步损坏了蒙古人的财政政策。至于军事，入侵者确实高人一筹，然而实际上，封建割据时期以步兵为基础的罗斯军队与战术并非来自蒙古骑兵，而是直接来自基辅的军事传统。蒙古的骑兵只是在后来影响了莫斯科大公国的贵族马队的编队和队形。
同样，罗斯的邮政系统，以及将妇女隔离在家中一个单独房间里的习俗，仅部分地归因于蒙古人。罗斯真正的邮政体系的形成还要等到17世纪，并且来自西方。基辅罗斯的驿传系统强令沿途各地的人民提供马匹、车辆、船只等设施以供官方信息传递之用。蒙古人仅是照搬而已，虽然他们确实广泛推广了这一制度，并在俄语中留下了几个运输领域的词汇。对妇女的隔离仅在罗斯的上层社会中得到实践；这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缺乏安全感的时代特点而不是对蒙古习俗的简单照搬。安全感的缺乏部分地也要归咎于蒙古人。有必要补充的是，蒙古人自己只是在后来的历史中，在穆斯林的信仰以及一些被征服民族的民俗的影响下，才形成这种习俗。
回到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的这个关键问题上，一些历史学家也质疑这些影响到底有多大的决定性或本质性。过去的历史学家，也包括今天的一些，常常因莫斯科公国的独裁而责备蒙古人。这种独裁长期存在于并界定着俄罗斯的政治，直接而言，它推动了莫斯科王公去压倒自己的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与金帐汗国结盟，并且为莫斯科提供了统治的关键制度；间接而言是刺激了一支强大而守纪律的军队的形成，它可以击败蒙古人。然而，即使是哈尔珀琳（Halperin）也承认蒙古人只是“促进了”莫斯科公国的崛起，公国主要靠自己的“内部力量”，主要由“俄罗斯历史的内部进程”来塑造。在这种解说中，影响和借鉴被视为与因果关系颇有不同，力量更多地放在了俄罗斯自己这方面。同样，认为蒙古人破坏了“民主”的城镇制度和“波雅尔”贵族的力量，从而给俄罗斯带来了专制主义，这种观点也受到了批评，认为它没有证据，蒙古人对这两者是既不视为威胁也基本忽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莫斯科人从蒙古人那里学来了残忍、欺骗和压迫，这也被认为既是对蒙古人的不公平，也是对基辅人行为的过分美化。即使是那种认为专制是因要创建一支强大到可以推翻蒙古人的力量而发生的观点，也受到了批评，责备它把蒙古人之后的发展——这更多的是莫斯科大公国内部历史的产物——回放到蒙古时期了。如同哈尔珀琳所言，“俄罗斯专制主义是因内部考虑而生，是从拜占庭而非萨莱（Sarai）那里获取了它的理论和象征表现”。莫斯科公国肯定利用了蒙古制度，但借鉴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
社会和文化受到蒙古人的影响则更少。蒙古人一直远离罗斯人，他们对自己的那些并非俯首帖耳的臣民的兴趣仅局限在少数几个领域，其中主要是横征暴敛。无论是起初蒙古人依旧是异教徒的时候，还是后来金帐汗国成为穆斯林国家的时候，宗教都在两个民族间设置了可怕的樊篱。需要重申的是，蒙古人很乐意让罗斯人自行其是；他们也确实资助过东正教会。
蒙古人的社会与罗斯人的社会彼此间相似之处极少，这一事实或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蒙古人依旧保持着氏族阶段的游牧生活。他们的制度与法律对于一个复杂得多的农业社会来说乏善可陈。若将蒙古的《成吉思汗法典》与封建割据时代罗斯法律的典范普斯科夫（Pskov）的《法典》（ sudebnik ）相对比，就会发现其差异很大。甚至当时愈趋严厉的罗斯刑法恐怕也应归因于当时的条件而非蒙古人的影响。
欧亚学派对蒙古人建立的国家的性质的描述也是有问题的。它们组织得远非那么完善、有效和持久，实际上是相当不稳与短命的。忽必烈汗在1260年建造了北京城，1280年完成了对中国南方的征伐，但是，在1368年这个蒙古人的王朝便被赶出了中国。蒙古人在波斯的统治仅从1256年持续到1344年。蒙古人于1242年在中亚建立的、以布哈拉（Bukhara）为首都的国家也仅维持到1370年便被帖木儿（Tamerlane）摧毁。在俄罗斯，蒙古统治的寿命也差不多，但是蒙古人从来没有在这儿建立自己的王朝，仅仅满足于做罗斯诸王公的太上皇。总的说来，蒙古人的国家自始至终受着内讧、战争、独裁、腐败与治理不善的煎熬。蒙古人不仅没有发展出一套先进的治国艺术，反而不得不实际上从被征服者那里借来从字母表到政策顾问的一切，以维持他们的国家。正如蒙古人的一位顾问所言，你可以在马背上赢得一个帝国，但绝无可能在马鞍上治理它。事实上，残酷、法治的缺乏以及不时的无政府状态在那段时期也是蒙古之外的许多民族生活的特点，其中就包括罗斯。但是最起码其中的许多民族最终克服了这些困难并建成了有效且持久的国家。蒙古人却并非如此，他们在世界舞台上惊世骇俗地表演一番之后便无声无息地退隐到草原上的氏族生活中，退隐到蒙古内部的自相残杀中去了。
当莫斯科公国崛起时，它的领导人将拜占庭作为自己的最高典范，把基辅罗斯视为对自己依旧有意义的历史遗产。至于蒙古人，一种单一的态度充斥着罗斯人的著述：他们是上帝为惩罚罗斯人的罪孽而抽下的狠狠一鞭。历史学家们也一样。无论是研究农奴制的发展，还是研究贵族阶级的崛起，或是研究莫斯科公国王权的性质，他们都认为这些与罗斯的过去和现状有重要关系，而与蒙古人无关。和蒙古人的国家比起来，欧洲各国离罗斯更近。实际上在当时，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绝对君主制都在取代封建割据。沃尔纳茨基通过对比莫斯科公国与基辅罗斯而肯定蒙古人影响的重要性时，看来忽略了这一点。当时罗斯的变化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而且，毋庸赘言，其他国家在这几个世纪中虽未与蒙古接触也发生了类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