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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悲凄地低下头，树木阴郁地垂向地面。要知道，弟兄们，忧伤的时代来到了，荒漠已经耗尽了我们的力量。……王公们对异教徒取得的胜利已成过眼云烟。因为如今，弟兄对弟兄只会说：“这是我的，那也是我的。”对鸡毛蒜皮的小事王公们也开始说：“哦，这事非同小可。”他们就这样激起了反对他们的叛乱。而异教徒们则从四面八方节节胜利地侵入了罗斯的国土。
《伊格尔远征记》（S.克劳斯译）
研究所称的封建割据时期这一复杂的转变时代，我们就必须回到持续性的问题以及总是与这个主题相伴随的争议上去。长期以来俄罗斯历史学家有一个观点——本书也是这个观点：基辅罗斯的制度和文化创造了联结的纽带，防止了一个分裂和失败的时代——尤其是在蒙古人征服之后的第一个黑暗的一百年中，演变成一种历史性的破裂与终结。这些纽带包括一种共同的宗教、语言、文学和艺术，尽管这些有着众多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的改造；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一种丰富遗产。基辅的总主教领导着这整个疆域的教会，也住在基辅的大公则占据着这个国家世俗权力的宝座。这两者都比它们得以产生的社会多生存了几个世纪，并在罗斯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样，对基辅的作家和布道者来说极为亲切的共同的“罗斯祖国”的概念，也已沉淀到罗斯人的潜意识中。在基辅公国解体之后的分裂和失败时期，特别是被蒙古征服后第一个黑暗的一百年间（即大约从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这些统一的纽带确实是至关紧要的。在那段岁月里，这些纽带的存在确保了罗斯人作为一个重要民族延续下来，从而使他们在后来的历史中得以发挥作用。最终崛起在东欧平原的强大的莫斯科公国看起来与它的前身基辅公国有着明显的不同，事实上也经常如此。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无论如何，莫斯科公国在许多实质性的和非实质性的方面与基辅公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起码，它肯定并珍惜着来自基辅的部分遗产。然而，对于这种叙述，批评者却视为一种民族主义的神话化。比如，乌克兰人看到了一种不同的持续性：基辅罗斯与他们自己浮现之中的国家之间的持续性。今天的许多历史学家都把这个封建割据时期视为不仅仅是、或主要是一个危机和生存的时期，而且是一个改造变化的时期，几条可选择的前进道路相互竞争的时期，每条道路都有自己源自基辅历史的遗赠，其中的莫斯科公国被证明占据优势，压服了其他的道路。与这个总是棘手的历史分期问题相联系的一种看法，就是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基辅公国和封建割据时期称为“中世纪俄罗斯”，而中央集权的莫斯科公国的建立则标志着“早期现代”时期的开始，这样就不再强调俄罗斯发展的独特性，以便与更广阔的欧洲趋势形成可比性。
令基辅罗斯恐惧的一对祸患：内部分裂与外来侵略，在基辅公国灭亡之后的岁月里依然如故。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后来得名“采邑”（udel），意思是封国或封地，即一个王公独立拥有的领地。确实，那段时间封国林立。当时流行的做法是，只要统治者愿意，他完全有权将自己的公国分给自己的儿子们，每一次这样的分封都会制造出几个新的政治实体。一次又一次的再分封破坏了罗斯国土的本已脆弱的政治统一。正如法律史专家所强调的，私法的勃兴是以损害公法为代价的。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活是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的，有人甚至认为是由经济所决定的，而经济又受制于农业与国内消费。基辅罗斯的经济中曾存在过的大量的贸易以及其一般而言的繁荣和多样性，至少部分地消失了。
割据时期罗斯的分裂是与其人口变化、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的重组，甚至和新民族的出现相伴随的。这些事情在基辅最终灭亡之前很久就开始出现了，总的说来有一个逐步的演化过程。但是它们对罗斯历史的总的影响却完全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当与黑海北岸大草原上的居民间的较量变得越来越令人疲惫、以致基辅的财富逐渐耗尽时，人们开始从南方迁向西南、西方、北方，尤其是东北。蒙古对基辅及罗斯南部的可怕的毁灭性的最后一击只不过是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演化进程的存在及其意义。在人口迁移的众多目的地中，比较重要的地方有西南的加里西亚和沃里尼亚（Volynia）、西部的斯摩棱斯克和波罗茨克、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及其广袤的附属地，以及东北部的一些公国如罗斯托夫、苏兹达利、弗拉基米尔，最后是莫斯科。因为新的扩散浪潮是从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利等旧的基辅国家的中心地区向外呈放射状进行的，所以新的人口中心与基辅历史之间的连续性始终存在，但人口的迁移还是导致了对罗斯欧洲地区的北部和东北部的广阔土地的殖民。
这一时期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态是：基辅罗斯人在语言和种族上分化为三个民族：大俄罗斯（通常仅指俄罗斯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虽然这些人口集团间的某些差异由来已久，但最终的分道扬镳却是部分地由基辅公国的瓦解及其后的人口发展过程带来的。后者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立陶宛和波兰对罗斯的西南和西部地区的统治影响了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族性的形成，而大俄罗斯人居住的所有地区事实上一直处于立陶宛和波兰的控制之外。
封建割据时期罗斯历史的特点，一是内部的分裂与分化，二是对外关系中的软弱以及被征服。蒙古人对罗斯的统治始于1240年，这一点毫无争议；但其结束时间是1380年还是1480年，取决于我们是否将或多或少有名无实的那些统治时期也计算在内。但是分裂的罗斯当时也向为数众多的其他侵略者屈服了。前文已经说过，西部和西南部归属了立陶宛人并最终落到了波兰人手中，而立陶宛人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基辅国家的继承者。除立陶宛之外，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则不得不与日耳曼骑士团、瑞典人、挪威人和立陶宛人进行长期的战争。随着基辅公国的瓦解和蒙古的征服，罗斯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虽然还有一些公国如诺夫哥罗德活跃在外交舞台上。总之，和以前相比，封建割据时期罗斯的一大特征是与欧洲其他地区的相对隔离，它现在已被迫割断了以前的许多外部联系，深陷于种种内部问题而不能自拔。孤立的地位，连同政治、社会、经济上的狭隘观念一起导致了停滞甚至倒退，这些停滞与倒退可以从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法律以及文化的多数领域中看出来。
罗斯诸封国之间的平衡其实是不稳定的。罗斯的经济不可能永久地停滞在地方性农业的水平上。从政治上看，这些虚弱的封国只不过是外来侵略者的唾手可得的猎物而已，甚至是它们自己中间更有能力和更具野心的某个王公的猎物。就这样，立陶宛和波兰获得了罗斯国家的西部地区。在其他地区，几个公国为了称霸而征战不休，直到莫斯科脱颖而出获得最终胜利。莫斯科公国所成功地实现了的“罗斯的复兴”标志着诸侯割据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与政治统一一起到来的还有经济的复兴及文化的缓慢但扎实的进步。这些进步扭转了前几个世纪的基本趋势。关于封建割据时期的结束时间有三种观点，一是伊凡三世（Ivan Ⅲ）继承莫斯科王位的1462年、二是瓦西里三世（Basil Ⅲ）继位的那一年即1505年，三是1533年，伊凡四世（Ivan Ⅳ），即恐怖的伊凡，在这一年登基。出于某些考虑，以及方便起见，我们采纳最后一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