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基辅罗斯的宗教与文化

古老的习俗和信仰在早期的文献中仅仅留下了最微不足道的踪迹，在19世纪中叶之前，也没有人系统地尝试过记录民族史诗。此外，人们一般都承认，幸存下来的民间传说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变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17世纪之前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进行全面考察的努力都会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而且必然是不完全的和片面的。原始资料仅仅保存了基督教文学，但大部分民族史诗都无法挽回地遗失了……本土的早期文学尝试只不过是对拜占庭文学的毫无创见的模仿罢了。

弗洛林斯基（Florinsky）

然而，就像孩提时期的黄金岁月一样，基辅罗斯在俄罗斯民族的记忆中从未消失过。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在它的文学作品的纯净源泉中缓解其宗教饥渴；只要愿意，任何人都能够在它令人尊敬的作家中找到他的向导，引领他穿越错综复杂的现代世界。就像普希金对于艺术家的感觉而言一样，基辅的基督教对俄罗斯的宗教思想具有同等价值：一种标准，一个黄金尺度，一条捷径。

费多托夫（Fedotov）

人们不大可能低估俄罗斯生活中宗教的重要性，即使是在10世纪后期开始的声势浩大的皈依基督教之前也是如此。会被基督徒称为“异教”的基督教之前的东斯拉夫文化，是一种深深的精神和神秘文化，它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而完全消失。繁多的信仰体系和行为，与各种印欧影响结合在一起，这包括对逝者（尤其是祖先）的膜拜，万物有灵论，人、兽和自然之间的越界流动感。早期的民间传说常常将人比作动物或植物，视大自然为一种类似人的力量，对“潮湿的母亲大地”有着特别的尊重。尽管东斯拉夫异教信仰缺乏精致的组织和制度上的发展，但它有一些露天的宗教场所，尤其是那些以山丘上的神像来标示的地方（根据《编年纪事》，正是弗拉基米尔王公把这些地方摧毁了，将这些神像拖到河边击碎），异教牧师可能就在这些地方主持膜拜仪式。这种异教信仰有众多的神灵，许多神在其他的印欧文化中都有对应，有一些的名称都相似，比如掌管天空、火与光的“斯瓦罗格”（Svarog）、太阳神“达兹波格”（Dazhbog）和雷电之神“佩伦”（Perun）。然而，不同于希腊或罗马的异教信仰，那些更靠近家园的神秘力量——也就是自然界以及活人与死者，比神灵更强大、更有影响。

信奉基督教之后异教信仰的持续，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引发着争议。一些历史学家，尤其是教会历史学家，认为对大众而言新来的基督教在几个世纪中一直只是表面信奉，大众仍然顽固地执着于他们真正的信仰和日常膜拜，将许多传统信仰融入基督教中。一些学者谈到了“德沃耶维里”（dvoeverie），意指双重信仰，当时的圣费奥多西乌斯（St. Theodosius）等宗教领袖最初就是使用这一术语来指征这一棘手现象的。现代历史学家倾向于谈论这两者的调和，而不是将基督教视为仅仅是本质上信仰异教的一种表面虚饰。

基辅的基督教也让历史学家感到头痛。它内容丰富且相对来说更为后人所熟知，既显露出其拜占庭源头和原型对它的巨大影响，也不乏为适合罗斯的环境而发生的变化。结果，既有人过度称赞它是一种罗斯独创的而且总体上更高级的基督教，也有人严厉谴责它的肤浅和从属性质。平心而论，应当承认，基辅的基督教在一些重要方面甚至都无力模仿拜占庭，更不用说超过它了。这样一来，神学和哲学就没有在基辅罗斯找到生长的土壤，也没有产生重大成果。实际上，基辅的宗教著述总的说来跟着拜占庭的原创后面亦步亦趋，对基督教传统贡献甚微。神秘主义对基辅大地而言也是陌生的。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基辅的基督教确实是独立地生长和发展的。毕竟，它代表了整整一个刚经过洗礼的民族的心灵，这个民族有它特有的人生态度、需求以及道德和审美的传统。可以说，在基辅圣徒的出现、宗教建筑和艺术的创造性发展、基辅东正教会的日常生活以及它对罗斯社会和文化的整体性影响等各个方面，拜占庭基督教的罗斯化色彩都在逐渐变得显著起来。

必须说明的是，基辅的圣徒有时是在拖延了很长时间、克服了拜占庭的断然反对后才获得封号的，拜占庭显然不愿意给予年轻的罗斯教会太多的荣誉。受封的圣徒包括罗斯的施洗者弗拉基米尔、基辅的首位基督教统治者奥莉加及其他王公和宗教领袖。在这些王公当中，鲍里斯和格列布值得特别关注，因为他们既反映了基辅的政治，其事迹和被追封为圣徒的事实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基辅的思想状况。他们两兄弟都是圣弗拉基米尔与他的保加利亚妻子所生。如前文所述，两兄弟据说都是在智者雅罗斯拉夫即位之前的兄弟相残的斗争中，被其同父异母的兄弟斯维亚托波尔克杀害的。他们之所以能跻身圣徒之列，不只是因为他们是内战的无辜受害者，也是因为在悲惨的冲突中，他们宁愿选择死亡，而非积极参与权力斗争，至少鲍里斯是这样做的。圣安东尼（Saint Anthony）（生卒年大约是982年—1073年）和圣费奥多西乌斯（死于1074年）在受封为圣徒的教士中是最突出的两位。他们两人都是修道士，而且都与俄罗斯修道院制度的建立、与基辅附近的洞窟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the Caves）的创立和组织有关。然而，他们的个性不同，代表了不同的宗教类型，故而对俄罗斯的基督教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安东尼与禁欲主义的修道院制度的创始人“伟大的圣安东尼”（St. Anthony the Great）同名，前者在阿陀斯山（Mount Athos）上立誓出家修行后，一直遵循着禁欲主义的典型路径，为个人灵魂的得救而努力。他的门徒费奥多西乌斯虽然在自己的生活中是极其禁欲主义的，但他在发展修道士共同体和强调为需要帮助的人——无论他们是需要建议的王公，还是饥饿的穷人——服务这样的社会理想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果需要的话，建议可以是忠告，甚至是谴责。圣费奥多西乌斯关于不同宗教主题的许多著述被保存了下来。基辅附近的洞窟修道院开了一个头以后，类似的组织模式的修道院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与后来的历史时期相比，在基辅罗斯时期，它们主要集中在城镇里面和城镇附近。

在基辅时代末期，罗斯的教会以基辅的总主教（metropolitan）为首，包含十六个主教教区，其中两个拥有大主教教区的地位。而最初在圣弗拉基米尔时期，只有八个主教教区。罗斯的总主教和教会处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管辖之下。在基辅时期，只有两个总主教是罗斯人，即11世纪的伊拉里昂和12世纪的克莱门特（Clement）。在皈依后的最初年代，许多主教都来自拜占庭。与拜占庭的联系有助于增强罗斯教会在和国家政权打交道时的力量和独立性。但是，总体而言，整个基辅罗斯时期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合作而非冲突。

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基辅罗斯的教会获得了大量的地产，除了用于履行特定的宗教职责外，它还通过教会特有的优先权占据了部分土地以供慈善、医疗、留宿旅客等之用。教会法规不仅管辖着与教会机构有关联的人和事，对一般民众也有影响，特别是在道德和宗教仪式问题上。我们将会看到，教会在基辅的教育、文学和艺术方面也居于中心地位。宗教对基辅社会和生活的全面影响难以确定。后人经常用热情、生动和美好的词汇来表述下面这种看法：基辅的基督教赞美人类的快乐，肯定人及其劳作成果；它具有强有力的宇宙意识，强调整个宇宙都具有善与美的倾向，这可能受到了异教的东斯拉夫人亲近大自然的影响；它还特别彰显了基督教中人性化的因素，也就是说，笃信谦卑的耶稣及其受难；相形之下，拜占庭更强调作为天和地的统治者的圣父的地位。虽然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而且我们拥有的资料有限且有时带有偏见，但是这些看法看来包含了某些真理。无论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关于基辅基督教的评估的有效性如何，不争的事实是：基督教教义确实影响了基辅罗斯的生活。它们的影响在基辅的文学，特别是在它的道德准则中有生动的体现，例如源于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遗嘱》的“称职的大公”这一引人注目的概念，当时著述中对施舍的反复强调，以及对基督教行为准则的广泛认可等。

语言与文学

罗斯人对基督教的皈依也影响到了他们的语言。使用西里尔字母的俄罗斯人的书面语言的出现与这个国家的受洗有关，罗斯人的书写系统最初是由圣西里尔（St. Cyril）和圣美多德（St. Methodius）在9世纪下半叶为方便摩拉维亚人（Moravians）而发明的。他们两人都是在斯拉夫人中间传教的传道士。更确切地说，今天的主流观点是，圣西里尔发明了更为古老的格拉哥里（Glagolitic）字母，而西里尔字母则是稍晚的发展，可能是由他的一个信徒在保加利亚完成的。虽然罗斯人与拜占庭的早期条约以及这些条约被译成斯拉夫语的事实证明罗斯人早在988年之前就能够书写了，但是皈依基督教这件事才使得书面语言在罗斯永久地扎了根。重复一下，礼拜仪式以及较为次要的教会仪式和其他宗教活动中使用的都是俗人都能理解的教会斯拉夫语（Church Slavonic）而不是希腊语，也不像西方那样用拉丁语。以宗教仪式为基础的书面文学发展迅速，而且很快就影响到非宗教的诸领域。传统观点认为，基辅书面文学所使用的语言就是教会斯拉夫语，后者是在南部斯拉夫语的一种东部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成为斯拉夫基督教会的官方用语和书面语言。然而，一些学者特别是奥布诺尔斯基（Obnorsky），最近提出了一种颇具争议的观点，认为基辅社会的基本书面语和口语虽然受到了教会斯拉夫语的强烈影响，但它们一直是罗斯语。最少争议的说法似乎应当是：基辅时期的许多书面作品是用教会斯拉夫语写的，其他的则是用罗斯语写的，确切地说应该分别是古教会斯拉夫语和古罗斯语；还有一些文献是用两种语言混合写成的。无论如何，基辅罗斯人拥有一种相当丰富且发达的书面语。一项关于11世纪的拜占庭编年史的罗斯语译本与其希腊原文的比较研究显示，80%的希腊语词汇在罗斯语中有相对应的精确词汇。皈依基督教意味着希腊语词汇的流入，它们在宗教领域处于主导地位，也存在于许多其他领域；同时也意味着从巴尔干斯拉夫人特别是保加利亚人那里借来了一些词汇，因为保加利亚人接受基督教更早，而且帮助了基督教在罗斯的传播。

基辅文学包括截然不同的两类成分：口头创作和有着特定的作者的书面作品。虽然大部分基辅民间传说很可能都已经遗失了，但遗留下来的作品仍然足以证明它的丰富多彩。民间文学主要是在古老的过去形成的，但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吸收了基辅的历史素材。例如，人们已经注意到，不同的罗斯婚礼歌曲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几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抢婚、买卖婚姻和明媒正娶。葬礼上的挽歌也源远流长，表达了东斯拉夫人对待死亡的态度。诸如此类的罗斯民歌常常具有为世界所公认的出色的抒情风格和一般而言高超的艺术技巧。基辅的民间文学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谚语、格言、谜语和童话。

但是，史诗——也就是著名的《壮士歌》（ byliny ）——是基辅文学最伟大的成就。它们是西方文学中几个伟大的史诗之一，在许多方面可以与希腊人的荷马史诗或塞尔维亚史诗相媲美。《壮士歌》讲述了古罗斯的壮士们的事迹，史诗中的这些古代壮士分为两类：少数高级武士和数量众多的普通武士。关于前者的信息保留下来的极少，他们属于远古时代，其事迹与神话难分彼此，而且看起来常常与大自然的威力或自然现象相联系。关于基辅的普通壮士的史诗保留下来的约有四百首，它们更多地反映了基辅的历史，虽然他们的行为通常也属于虚幻和奇迹之列。一般而言，他们组成了圣弗拉基米尔的随从和近侍，许多壮士在他的朝廷中度过一生，他们还与罗斯祖国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战斗。信仰犹太教的可萨人在《壮士歌》中可能以传说中的日多文（Zhidovin）——即犹太人——的面貌出现；波洛伏齐人的图戈尔汗（Tugor Khan）在史诗中变成了名为“图加林”的猛龙（dragon Tugarin）。普通的壮士表现了某种独具基辅特色的精神气质，一种由骑士精神、基督教以及与诸草原民族的不懈斗争等因素混合而成的气质。

木罗姆的伊利亚（Ilia of Murom）、多勃雷尼亚·尼基季齐（Dobrynia Nikitych）和阿廖沙·波波维奇（Alesha Popovich）是史诗中最受青睐的主角。木罗姆的伊利亚是他们当中最勇武的，在很多方面也是最有趣的，史诗中的他先是一个伤残的农民，只是在33岁时其残疾被奇迹般地治愈之后，才开始了抵抗敌人、保卫基辅罗斯的辉煌生涯。他巨大的军事功绩并没有使他丧失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且他并不好战，战争只是最后的手段。如果说木罗姆的伊利亚是基辅农民的写照，那么多勃雷尼亚·尼基季齐则显然属于上层阶级：他的行为举止与出身农民的武士截然不同。实际上，与其他壮士相比，他有更多的历史真实性，其原型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圣弗拉基米尔的叔叔兼朋友。阿廖沙·波波维奇，就像其源于父系的姓“波波维奇”所揭示的那样，来自教士阶层 。这是一个夸夸其谈、贪婪又不乏精明的家伙；精明使他能够无需勇敢就击败他的对手。除了上面所说的伟大的基辅史诗以外，我们还知道一些诺夫哥罗德的《壮士歌》，在后文中讨论这个城邦国家时将对之有所涉及。保存至今的还有一些零散的、独立成篇的史诗以及从艺术价值上来说逊色许多的莫斯科大公国时期的历史歌曲。

前面已经指出过，基辅书面文学的发展与罗斯人之皈依基督教密切相关。因此，书面文学还包括各种教会祈祷书、被称为“帕拉尔”（Palaea）——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指《旧约全书》——的《旧约全书》故事集（其中既有真经，也有伪经）、布道集和其他类似的说教作品、赞美诗以及圣徒的生平传略。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图罗夫的圣西里尔（St. Cyril of Turov）创作的赞美诗，与基辅附近的洞窟修道院有关的圣徒们的传记集，也就是所谓的“帕特里根”（Paterikon），以及伊拉里昂的著述。伊拉里昂是智者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的总主教和基辅时期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被费多托夫誉为“包括莫斯科公国时期在内的古代俄罗斯最出色的神学家和布道者”。伊拉里昂最著名的作品是一部名为《论律法和神恩》（ On Law and Grace ）的布道集。此书开篇就巧妙地比较了摩西的律法和耶稣的仁慈以及《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接着就浓墨重彩地描述了罗斯的受洗，并用赞歌赞美了施洗者圣弗拉基米尔。这本书常被视为基辅基督教的欢乐的和积极入世的精神的优雅表达。

这一时期的诸编年史特别值得注意。虽然它们多是由修道士写成的，而且强烈地反映了基督教对基辅文明的基本看法，但它们更应该归入历史文学，而非宗教文学。这些早期罗斯编年史因其历史意识、真实性和丰富的细节而受到专家们的赞扬。它们清楚地揭示了困扰着基辅罗斯的主要问题，例如针对诸草原民族的斗争和王室继承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详细的史实。诸编年史中价值最大的是我们已经多次提及的《编年纪事》，它的主要作者是两个修士：涅斯托尔（Nestor）与西尔维斯特（Sylvester）。此书主要记述了约1111年以后的历史。现存的《编年纪事》的最早抄本是14世纪的劳伦斯本（Laurentian）和15世纪的海帕斯本（Hypatian）。《编年纪事》构成了后来绝大多数编年史的基础，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的早期历史怎样被看待。专家赞扬它的细节丰富和现实主义，它也确立了传说和解说。比如，在叙述著名的瓦兰吉人到来的故事时，这部编年史就解释说，在瓦兰吉人带来“秩序”之前，土著人是“以野兽的方式生活着”。同样，《编年纪事》对基辅王公们的军事才华、学识、虔诚和献身于罗斯的伟大与荣誉进行理想化，并因他们的“罪过”而责备他们，尤其是相互之间作战而非与国家的敌人战斗的“可耻”。

基辅罗斯的世俗文学可谓琳琅满目，包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著名的《遗嘱》和在俄罗斯堪称家喻户晓的《伊戈尔远征记》（ The Lay of the Host of Igor ）。《伊戈尔远征记》是用诗体或韵文的形式写成的，叙述了1185年罗斯人对波洛伏齐人发起的一次不成功的战役。对于此书的评价，毁誉兼备。一种观点认为，《远征记》是一篇近代才有的赝品。持此观点的学者，先是马曾（Mazon），后有济明（Zimin）。但雅格布森（Jakobson）和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它是基辅罗斯人的艺术天才的真正的表达，在某些方面也是独特的表达。其不知名的作者对他所描述的事件显然非常熟悉，并有了不起的诗歌天赋。故事从罗斯的一个地方公爵伊戈尔及其僚属的一次战役和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开始，然后场景转到了基辅，在那里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得知了伊戈尔的灾难；接着读者又被带到普季夫利（Putivl），伊戈尔的妻子雅罗斯拉夫娜（Iaroslavna）在那里为她死去的丈夫大放悲歌。这段挽歌在俄罗斯文学史上非常有名。故事以被俘的伊戈尔成功地逃回到罗斯之后的快乐场景而结束。《远征记》的语言宏伟，逼真地再现了战斗中的铿锵声和大草原的沙沙声。它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想象力、抒情的旋律、对自然的富有生气和拟人化的处理以及蕴涵在它的叙述中的生动、力量和激情等，都是值得称道的。

建筑与其他艺术

如果说基辅文学可以很自然地分为口头或通俗文学和书面文学两部分的话，那么基辅的建筑也可以在类似的基础上分为木质建筑和石质建筑。就像民间诗歌一样，木质建筑也源于东斯拉夫人的史前时期。石质建筑和书面文学都与皈依基督教有关，而且都受到了拜占庭的深刻影响。然而，决不能因此就认为基辅罗斯的石头建筑仅仅是对拜占庭的简单照搬，因为在基辅时期它们就已经在新的环境中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可以肯定地说，模仿构成了文化史的真正内核。

由于木料极易燃烧，因此基辅时期的木质建筑无一幸存下来，但这一时期的石质教堂约有二十多个保存到了今天。一般来说，它们的基本形式模仿了拜占庭建筑，诸如由正方形或长方形组成的十字形结构，还有许多其他特征也是模仿拜占庭的。但是，基辅的石头建筑一开始就带有罗斯的特征，比如在一个建筑物上建几个甚至更多的圆屋顶。又比如，在北方，为了抵御恶劣的天气，厚厚的墙壁、小窗户和陡峭的屋顶特别流行。基辅时代有名的教堂的建筑师多来自拜占庭帝国，也有来自受拜占庭文化影响或部分影响的其他地区的，如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地区和高加索的某些地区，但也有一部分是罗斯本地人。

基辅市的圣索菲娅大教堂（Cathedral of St. Sophia）始建于1037年，它通常被视为幸存至今的基辅建筑中最辉煌的纪念碑。它以君士坦丁堡的一座教堂为模型，建筑师是几个希腊人，其外形轮廓是由几个正方形组成的一个十字形：十三个穹隆顶，五个中殿，在东边或圣殿所在的那一边还有五个半圆形后殿。它的内部颇为奢华，有斑岩柱、大理石柱和条纹大理岩柱，还有镶嵌图案、壁画以及其他装饰。诺夫哥罗德有另外一座宏伟奢华的圣索菲娅大教堂，这是在献给基督的众多东正教教堂中最讨人喜欢的一个。它建于1052年左右，建筑师是几个希腊人。建成之后成为了这座城市及其所在地区的公共生活中心。但是，按照格拉巴里（Grabar）的观点，在艺术上更为出色的是诺夫哥罗德附近的圣乔治修道院里的圣乔治大教堂。它是由罗斯建筑大师彼得在1119—1130年间建成的，它有三个半圆形后殿、三个圆屋顶，还有一些没有任何装饰的白色石墙，因而给人一种难以忘怀的优雅、宏伟和简洁的印象。

12世纪和13世纪上半叶，在基辅国家的东部地区即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地区，基辅建筑大放异彩。该地区在当时是罗斯的政治中心。这一地区教堂的建筑风格是本土传统与西方的罗马风格、某些来自高加索的风格和拜占庭影响的完美结合。仍然幸存的杰作包括：弗拉基米尔的两座大教堂，即圣母升天大教堂（Cathedral of the Assumption of Our Lady，它后来成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的同名大教堂的原型）和圣德米特里大教堂，带有明显的本土特征的位于尤里耶夫—鲍尔斯基（Iuriev Polskii）的圣乔治大教堂以及弗拉基米尔附近涅尔利河（the Nerl river）边的圣母祈祷教堂（Church of the Intercession of Our Lady），后者通常被誉为古罗斯建筑的最高成就。它建于1166—1171年间，呈长方形，有三个半圆形后殿，只有一个圆顶，因其设计的协调、形式和装饰的优雅而好评如潮。

基辅罗斯的其他艺术形式也很繁荣，特别是与教会相关的领域。镶嵌画和壁画把基辅的圣索菲娅大教堂和基辅罗斯各地的其他大教堂和教堂装扮得富丽堂皇。肖像绘画艺术也与基督教一起从拜占庭来到罗斯。虽然拜占庭传统主导着所有这些艺术领域，虽然在罗斯执业的许多艺术大师都来自拜占庭或巴尔干，但罗斯流派也开始逐渐崭露头角。它将要有一个辉煌的未来，尤其是在肖像绘画方面，洞窟修道院的圣阿里帕伊（St. Alipii）和其他的基辅先驱们在这一领域开始了通常被认为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出色的艺术成就。彩饰画和袖珍画方面以及各种各样的装饰艺术方面的精细艺术技法也流传到了今天。由于东正教会的消极态度，雕塑艺术的大部分门类被教会禁止了，罗斯人和其他东正教民族的艺术想象力被迫限于袖珍画和浮雕方面。浮雕艺术因此得到发展，并在弗拉基米尔的圣德米特里大教堂（它有一千多件浮雕）和尤里耶夫—鲍尔斯基的大教堂中达到了其发展的一个高峰。一种由音乐和初级的戏剧结合而成的通俗娱乐表演是由被称为“百戏艺人”（skomorokhi）的走街串巷的流浪艺人提供的。这种艺术形式不断遭到教会的压制，后者认为这是异教的不道德的残余。

教育及结语

基辅罗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问题至今仍是有争议的议题，过分的赞美和同样过分的责备使这个问题越发混乱不堪。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很显然，如果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那么上面所说的基辅文化就成了空中楼阁。此外，正如克柳切夫斯基、奇热夫斯基（Chizhevsky）和其他人所强调的那样，在诸如《编年纪事》和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遗嘱》这样的基辅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对知识的高度重视。具体地说，有一些零星的材料告诉我们：基辅和其他一些城镇有学校，有些修道院促进了学术和艺术，也有这样一些王公：他们懂外语、藏书、资助学者且通常都支持教育和文化的发展。另外，主要关于诺夫哥罗德的最新发现表明，识字者的分布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工匠等城镇居民中的许多阶层，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也包括农村的农民。尽管如此，基辅人口的大多数尤其是农民，看来仍然是文盲且愚昧无知。

即使是简略地描述基辅文化也会显示出它所接受的种种外来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基辅文化的演化的意义。拜占庭是最重要的影响源头，但不应掩盖其他外来影响的重大贡献。如果我们有时间讨论的话，那么基辅文化遗产的复杂性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例如，基辅史诗和伊朗史诗之间的关系，东斯拉夫人音乐的音阶和某些突厥部落的音阶之间的关系，基辅装饰艺术的发展与斯基台、拜占庭以及伊斯兰的某些图案之间的关系等。总的来说，这些影响激励而非抑制了本土的发展。也许可以说，正是这些影响才使得本土的发展成为可能。位于文化的交汇点，而非文化边缘，是基辅罗斯的幸运。

我们可能过于强调基辅文明的毁灭及其特性的丧失了。没错，就像其他社会一样，基辅罗斯消失在历史中，不会再来。但是，在社会和政治制度、宗教、语言和文化方面，它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这是俄罗斯人以耀眼的光芒初次登上世界舞台。在我们接着学习俄罗斯人在其后的漫长世纪里的历史时，我们将会再三与这些遗产打交道。 qZYAlAf/h0vlEtK8d17gsx9QdFi3808TzRoLCu9DI8ulp8wEQMdjJfHW6cw/t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