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文学革命早在1917年就已发轫，其借“五四”之风席卷大江南北之时，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似乎并无风吹草动；当北京、上海把文学革命进行得热火朝天、轰轰烈烈之际，广西似乎亦不为之所动。但当“三一八”惨案和“四一二”事变之后，新文学作家纷纷转向革命阵营或投身于北伐战争之时，广西文人恐怕早已在战火洗礼中淬炼成钢。1920年代的广西可以说始终处在战争和备战中。处在战争和备战中的广西自然很难顾及新文学发生所需要的条件，尤其是教育、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发展和建设。对此，1946年由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编印的《桂政纪实》曾这样记载道：“广西僻处边陲，文化落后；出版事业向不发达。二十年以前，言印刷，仅一官营印刷局，规模简陋；言编辑，间或各机关编刊公报，至于编刊学术研究性之书刊，为数殊少，其著者，仅教育厅出版之《广西教育》旬刊一种，及教育丛刊十余种而已。” 因而，1920年代的广西新文学发生在省外也就不难理解了。

韦杰三可谓是桂籍作家在省外的代表，其为壮族，生于1903年，广西蒙山人。1926年3月，因参加“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被段祺瑞政府镇压，不幸中弹，壮烈牺牲。韦杰三牺牲后，清华学校为其举行了追悼大会，《清华周刊》第26卷第4号出版了由梁启超题词的《韦烈士纪念集》专号，内收《私逃》（初刊时名为《逃》）、《父亲的失望》、《从圈里跳出来的一个》、《海上生涯》四篇短篇小说。入选本卷的小说《海上生涯》由四封信组成，四封信虽时间不同，倾诉的却是同一个主题：经济窘迫带给青年的压抑和失意。主题虽同，但写信人的心情却一直在变化，而这个变化则是由落款暗示的，四封信的落款分别为：残云在凄风苦雨中的死琴上写给你的、残云在寂寞的寒窗下写给你的、残云微醉后写给你的、残云在烦闷的黄昏后写给你的。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把四条落款连起来倒不失为一首诗，而且这首诗与韦杰三之前格调高昂的诗迥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为探求韦杰三诗歌的另一种精神向度提供了可能。小说《逃》采用的是倒叙的叙述方式，与《海上生涯》倾诉穷困潦倒带给青年的压抑和失意不同，《逃》写的是“升学”对青年的影响。除小说外，韦杰三创作的长篇自传体散文和童话也值得肯定，虽然在艺术上还欠成熟，但无论就体裁还是形式都对新文学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正如论者所言：“作为现代文学初建时期的作家的韦杰三，他与他的同时代的不少作家一样，不是以其艺术的精湛而流芳于现代文坛，韦杰三的历史贡献，在于他以自己的创作参加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并以其对新文学的多种形式的尝试、实践，尤其是以长篇自传体散文和儿童文学的创作，丰富和开扩了拓荒时期的新文学的创作领域。韦杰三在现代文学初建时期的贡献，应当得到人们的承认。”

二

与1920年代相比，1930年代的广西时局相对比较稳定，时局的相对稳定为广西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如1932年新桂系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倡导“三自”“三寓”的政策以及《广西施政方针及进行计划》（后形成《广西建设纲领》，于1935年8月通过）的实施，使得广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迅速发展。在此发展的形势下，广西的出版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正如当时官方所载：“二十年以后，省局底定，当轴为求积极推进文化建设，需要出版事业甚殷，出版事业乃随之发展。十年来，广西之文化建设，已有长足进步；出版事业亦殊发达，以较前期，判若霄壤矣。” 广西出版事业的繁荣无疑为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这为小说的登场提供了平台。

1930年代尤其是省会迁回桂林（1936年10月）之前的广西短篇小说，概括而言，有两大来源：一是期刊；二是报纸副刊。期刊又可细分为综合性期刊和文艺性期刊。综合性期刊如《柳州教育月刊》（创刊于1931年4月）、《广西大学周刊》（创刊于1931年10月23日）、《南方杂志》（创刊于1932年6月1日，广西省整委会、编译委员会编）、《广西青年》（创刊于1932年10月）等；文艺性期刊有《春雷旬刊》（创刊于1931年10月31日，春雷文艺生编，通讯处由广西大学号房转）、《黎明》（创刊于1938年7月1日，黎明旬刊社编，通讯处为桂林中山公园美术学院）等。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综合性期刊、文艺性期刊都刊有短篇小说，但由于种种原因，能够按周期出版的期刊并不多，这与报纸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广西省会迁回桂林之前，能够按时刊载文艺作品的报纸有《南宁民国日报》《桂林民国日报》《梧州民国日报》《柳州民国日报》《桂林日报》《梧州日报》《柳州日报》《田南日报》《镇南日报》《湘漓周报》等。由于是“日报”，因此在报纸刊载的小说从数量上远胜于期刊。从影响力上来说，又以《南宁民国日报》为最。“《南宁民国日报》为广西历史较久之报纸；在省会迁回桂林以前，该报实居全省各报之领导地位。二十四、五年（1935年、 1936年）间，行销范围及于港、粤、南洋各地，销数最多时达万份以上。” “当时所谓《南宁民国日报》，在香港上海南京各地，每份价值增至大洋四角或五角不等，菲律滨、星加坡、苏门答腊以及欧美华侨，均出重价购买，于此可见该报价值之一斑。斯时该社报份由八千份突增至万余份，其大众所欢迎，已□昭然。” 因此，《南宁民国日报》副刊所刊载的小说某种程度上显现出省会迁回桂林之前的广西短篇小说发展。省会迁回桂林之前的《南宁民国日报》副刊经历了四个时期，分别是《副镌》《新地》时期、《南中国》《青山塔》时期、《出路》《浪花》时期和《铜鼓》时期。其中《出路》《浪花》时期刊载的短篇小说尤多，且举其中的一部分，如黎端的《妈妈，告诉我呵！》、落生的《四个大学生》、胡兰成的《宝林》、野僧的《恐怖之夜》《田租》、头陀的《窃贼》、耘砂的《喝酒精的人》、阿龙《饥饿线上》、闲道的《周家大嫂》、禅背的《归舟》、国魂的《美姑》、阮亢的《卖糖糕者》、若雪的《一块黄金变了铁》、吴宗周的《三房东》、紫萍的《妖僧》、琪子的《阿大》、鸣的《出路》、超的《武大郎》、笑媚女士的《老婢》、蒋宗鲁的《坏酒饼》《牧牛者》《家》《被围困的连村》、慧姑的《械斗》《赌徒》、家珍的《上镇的火》、苏善《汪村长的威风》、炳森《细罗仔》《二奶》、小刘的《寰叔的死》、升俊的《六老爷》、极天的《连长》《阿根的死》、白天的《巡哨》等。这些小说虽然在质量上参差不齐，但它们的出现无疑为广西短篇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6年10月，广西省会由南宁迁至桂林，常为《南宁民国日报》副刊撰稿的作者随之逐渐转移至《桂林日报》副刊《突击》，文学重心也由南宁逐渐转移至桂林。而在文学重心转移至桂林之前，桂林已有文学基础。桂林的文学基础有两股力量贡献颇多：一是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二是《桂林日报》副刊。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今广西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广西师专）于1932年创办不久就诞生了“师专剧团”（后称“西大剧团”），师专剧团曾先后公演过由沈起予和宫亦民导演的《SOS》和《嫩江》、学生自编自导的《征兵》等。到了1935年初，陈此生任广西师专教务长之后，陈望道、陈致道、夏征农、杨潮、祝秀侠、马宗融、胡伊默、沈西苓等人先后到校受聘。在以陈望道为代表的文人的支持和参与下，师专剧团在原有基础上，又先后公演了由祝秀侠导演的《父归》《屏风后》《父子兄弟》和由陈望道、沈西苓、祝秀侠导演的《巡按》（又译《钦差大臣》）、《怒吼吧，中国！》等名剧。在师专剧团的影响下，校外的知识青年组织了“风雨剧团”，创办了《风雨月刊》，演出了《压迫》《梁上君子》等剧，与师专剧团遥相呼应。此外，广西师专先后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创办可刊发文艺作品的校刊《月牙》和由陈望道发起的反文言运动也为桂林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桂林日报》创刊于1934年9月，其前身为《桂林民国日报》（创刊于1925年）。在广西省会迁至桂林之时，《桂林日报》的副刊为《突击》，《突击》之前的副刊为《迈进》。在省会迁至桂林之前的《迈进》和《突击》时期，《桂林日报》已刊发了不少文学作品，仅短篇小说而言就有冰玲的《反抗》、万友愉的《晌午》、红白的《老鬼》、铁流的《大髻媳妇》、剑锋的《当》、嘤歌的《出发的前夕》《龙大哥之死》、夏日的《起来了》、赵醒寰的《大门外》、哈庸凡的《他们这一伙》《青面兽杨志》《卖刀》、仲海的《铁血的胜利》、陈迩冬的《南华梦》（收录于《九纹龙》时已改名《南华拟梦》）等。1936年11月12日，即省会迁至桂林约一个月后，《桂林日报》副刊由《突击》改为《桂林》。虽然当日《桂林》副刊的《征稿条例》写有“创作如：小说，戏剧等皆所欢迎”，但事实上，副刊《桂林》并没有刊登多少小说、戏剧等作品，而是登载了大量用于救亡宣传的戏剧公演、戏剧运动、木刻运动、漫画展等方面的介绍及其讨论。其后，副刊《桂林》的版面不断被诸如《国际周刊》《教育周刊》《统计周刊》《妇女周刊》《经济周刊》《政治周刊》等周刊挤压，以至于《桂林》几无适合篇幅的文稿可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7年3月底。1937年4月1日，《桂林日报》更名为《广西日报》，其副刊名称不变。5月16日，《广西日报》在副刊《桂林》的基础上另辟版面，增设由时为广西大学教授的祝秀侠任主编的《文艺周刊》。从此，《广西日报》开启了“一报两副刊并存”的格局。“一报两副刊并存”的格局为文艺带来的是版面的扩大，文艺版面的扩大为小说的登场提供了机遇，于是超白的《洗衣婆》、陈国琮的《赵老二的苦闷》、广略的《生之烦扰》、张天授的《征兵》、苏炳光的《学费与屋租》、吴成木的《出发之前》等纷纷亮相。然而机遇不久便被“七七事变”中止，全面抗战使得“抗战高于一切”，文艺副刊自然也不例外。《广西日报》的“一报两副刊并存”的格局虽然得以继续，但刊载内容已全面让位给对抗战救国宣传更直接、更有效的戏剧、诗歌、木刻、漫画及对响应抗战救国的剧社公演、木刻展览、漫画展等的评介。小说由副刊的“正课”转为“副课”。小说重获副刊的“正课”则是在桂林文化城之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救亡日报》《扫荡报》《中央日报》等报相继迁桂。夏衍、巴金、周钢鸣、林林、林憾庐、谷斯范、艾青、白薇、丽尼、舒群、欧阳凡海、司马文森、宋云彬、艾芜、王鲁彦等文化名人纷纷抵桂。桂林因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一跃而成为大后方名噪一时的“文化城” 。但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并没有马上使广西短篇小说百花竞放。正如田汉所言：“一般社会科学书籍的销量是很广泛的，而文艺书籍却不怎样好。” 事实上，桂林文化城初期的报刊也一样，“多为综合性刊物，以宣传抗战、唤起民众为主，对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舆论的导向作用。当时党的报纸《新华日报》和《救亡日报》以相当篇幅刊载时事和理论文章，它们与党的理论刊物《群众》杂志在桂林都拥有较多的读者，起到了‘抗战的号角’‘人民的喉舌’作用” 。但尽管如此，桂林文化城初期还是产生了一批短篇小说，如舒群的《海的彼岸》《祖国的伤痕》《一位工程师的第一次工程》、谷斯范的《株州之夜》、尼塞的《四月的乡村》、雷焚的《克罗米》、艾芜的《夜》《受难者》、王鲁彦的《我们的喇叭》、黄遗的《她的际遇》、朱雯的《逾越节》《鉏麑》《谜》、罗洪的《还站在边缘上的小刘》《活教育》、司马文森的《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散记篇之一》等。

三

广西短篇小说真正迎来百花竞放的繁荣时期是在1940年代桂林文化城的两次高潮期。说它繁荣不仅因其数量多，更因其质量高。不妨试举其中的一部分。如巴金的《某夫妇》、茅盾的《列那和吉地》、孟超的《查伊璜与吴六奇》、邵荃麟的《多余的人》《一个女人和一条牛》、葛琴的《吕克宁》、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一个唯美派画家的日记》、端木蕻良的《初吻》《早春》、王鲁彦的《陈老奶》、黄药眠的《一个老人》、方敬的《秦老先生》、彭慧的《四姑娘的喜事》、艾芜的《秋收》、司马文森的《花开时节》等。只是由于篇幅所限，本卷难以一一囊括，只好忍痛割爱，选在桂时间相对较长，艺术相对圆熟的代表性作家。如王鲁彦、艾芜、司马文森等。

王鲁彦，生于1901年，浙江镇海人，是桂林文化城时期较早到达桂林的作家之一，其于1938年12月从武汉抵达桂林，1944年8月病逝于桂林。入选本卷的《我们的喇叭》刊载于《国民公论》第2卷第1期（1939年7月1日），该期是纪念抗战的专号，有编者按语，按语对《我们的喇叭》如是写道：“负唤起民众之责的文艺工作者，特别需要加紧努力。因此我们在这一期里，特别向读者介绍了鲁彦先生的最新力作《我们的喇叭》。”《我们的喇叭》写的是一个安分守己、听天由命、退让忍耐、绰号为“小喇叭”的小贩如何成长为抗日战士的故事。从这一角度看，小说的确起到了“唤起民众”的作用，而从小说的艺术层面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人物由吹小喇叭到吹大喇叭的转变暗示其内心世界的悄然变化。《杨连副》写的是良好的军民关系，但小说却选择从一场军民的谩骂和对峙写起，等误会解除，军民关系趋向融洽时，小说又安排了一场童子军的对峙，童子军弱小的一方因受过杨连副的训练，在对峙时有组织、有谋略地完成了对另一方的包围，双方最后在杨连副的调解和教育下明白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小说故事一波三折，趣味横生，童子军的描写仿佛回到了《柚子》时期孩子气的天真，但韵味已随时代的不同而迥异。《陈老奶》是鲁彦桂林时期的一篇力作。陈老奶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抗战爆发后，二儿子出去当兵的生死未卜、大儿子的病逝、官商勾结的欺诈等一系列打击相继而至，陈老奶的内心受到的震动一次比一次强烈，尽管如此，陈老奶在面对生活时，尤其是在儿媳和孙子面前，极力保持平静祥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小说塑造了一个充满苦难却无比坚毅的母亲形象，这在战争时期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艾芜，四川新都人，1939年春抵达桂林，1944年夏离桂。据不完全统计，艾芜在桂林五年多的时间里创作了六十余篇小说，这些小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堪称艾芜创作上的大丰收，艾芜也因此成了桂林文化城时期小说创作成绩最为显著的作家之一。入选本卷的《秋收》1939年12月作于桂林，刊载于《抗战文艺》第6卷第1期（1940年3月30日），写的是姜家婆媳对旧军队的态度的转变，且不说小说心理刻画的精确、语言的贴切和叙述的老道，只这一题材恐怕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不多见。《苦闷》刊载于《新军》第2卷第1期（1940年1月1日），后收入小说集《秋收》，写的是一个名叫七保的兵开小差逃回村后苦闷的故事。以逃兵为题材，除了《苦闷》，艾芜还创作了《两个逃兵》《意外》。与《苦闷》写逃兵逃到家后的境遇不同，《两个逃兵》写的是逃兵逃回家前路上的遭遇，而《意外》写的则是老张和老李误打误撞当了兵后如何出逃的故事，在这一点上，《意外》中的老张和老李出逃远不如黄谷柳《王长林》中的王长林高明。《信——蒲隆兴老爷家一家的纪事》刊载于《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合刊（1941年3月20日），后收入小说集《荒地》。小说把讽刺的笔法用得甚妙，文字节制，但节制中又暗含嘲讽。寥寥几笔就让人物现出原形，如田主蒲隆兴老爷的吝啬和贪婪、大太太的爱管闲事、二姨太的护犊心切、三姨太的精明、儿子的不学无术、女工张嫂婆的察言观色等。

司马文森，生于1916年，福建泉州人。1939年5月，由广东韶关抵达桂林， 1944年秋湘桂大撤退时，撤往桂北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不久离桂赴粤。司马文森旅居广西六年多，其中有五年多的时间都在桂林，可以说见证了桂林文化城的兴起、发展和衰亡。桂林文化城时期是司马文森创作的鼎盛期。短篇小说结集出版的有《奇遇》（桂林白虹书店1942年3月初版）、《蠢货》（桂林文化供应社1943年1月初版）、《人间》（桂林白虹书店1943年3月初版）、《孤独》（桂林今日文艺社1943年5月初版）等。入选本卷的《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散记篇之一》原载于1939年9月16日的《国民公论》第2卷第6号。小说通过描述准尉章司书的几件“散事”，如对他人由前线负伤得到快速晋升的不满、工作由兢兢业业到怠工迟到、被炸弹吓破了胆从而听到初次警报就逃跑、本想通过到前线抗战尽快得到晋升却因那可笑的躲警报方式（到树洞中躲警报）而终没有躲过轰炸这一关等勾勒出抗战时代下小人物的可笑、可怜和可悲。《渣—一个青年的手记》原载于1944年2月1日的《当代文艺》第1卷第2期，小说写的是失意的抗战青年流落到大后方偶遇曾经的爱人的故事。单独来看，小说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和司马文森之前写爱情的小说如《路》《雨季》《希望》等篇连起来看，就显现出《渣—一个青年的手记》的意义。《花开时节》初收入司马文森、骆宾基等著的作品集《寂寞》，后收入短篇小说集《蠢货》。小说写一支战地工作队到几乎与世隔绝的桃花村所做的抗战宣传给世家独子方光寿带来的影响。小说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个人“入伍”后带来的伦理问题，这在抗战救亡压倒一切、个人入伍抗战早已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的彼时，实属难得。桂林文化城时期，除王鲁彦、艾芜、司马文森、韩北屏等旅桂的作家外，桂籍作家如陈迩冬、胡明树、曾敏之、严杰人等人也活跃于桂林文坛，他们虽整体比不上旅桂作家的创作成绩，但也和旅桂作家一起推动了文化城的繁荣。

1944年秋，湘桂大撤退，紧接着桂林沦陷，桂林文化城随之烟消云散。桂林文化城消散后，广西1940年代中后期的短篇小说发展如果从地域上桂籍作家的集中程度来看，大致有三股力量不容小觑：一股是以陆地、苗延秀、华山等人为代表的学艺于延安，尔后转至东北的文学力量；一股是由广西本土培养出的如黄勇刹、莎红等文学新生力量；一股是散布于各地的游勇老将们的文学力量，如在上海的凤子和在香港的黄谷柳等。三股力量如果从小说技艺上来看，文学新军自然敌不过老将，如黄勇刹的《王副乡长亏本了》《在K城车站》、莎红的《夜半哭声》《难忘的叮咛》等诸篇多是习作，但新生毕竟孕育着生机，还是值得肯定的。老将中的凤子早在桂林文化城时期就已到过桂林，但那时主要以演剧和办刊为主，如演出《曙光》《前夜》《北京人》《天国春秋》等剧和主编《人世间》月刊。桂林文化城时期凤子创作的小说并不多，凤子真正以小说名世还是在40年代中后期。如1945年12月，散文小说集《八年》（内收《构树夜话》《披风》《过路木匠》《金银世界》《银妞》《渡》《雾夜图》七篇小说）由万叶书店出版；1946年5月，长篇小说《无声的歌女》由正言出版社出版；1947年5月，中篇小说集《鹦鹉之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48年9月，中篇小说《沉渣》由太平洋出版社出版等。这些小说的出版使得凤子作为小说家的面目逐渐清晰。入选本卷的《金银世界》原载于1943年11月20日的《文艺先锋》第3卷第5期，写的是抗战时期艺人经济拮据下的艰难生活及对只顾做发财梦之人的讽刺。《构树夜话》初稿写于1943年10月，1944年6月改作，小说以“夜话”的形式讲述了抗战时期一个中年音乐家爱而不得意欲出家遁世的故事。如果说《构树夜话》是对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遁世批判的话，那么《画像》则是对抗战时期知识分子过分沉溺于自我情感世界的批判。黄谷柳是分散在异地的另一位老将。提起黄谷柳，首先使人想起的是其长篇小说《虾球传》。或许《虾球传》的名气太大，以至于此后无论香港还是内地都对《虾球传》一版再版，然而黄谷柳几乎写于同时期的短篇小说却无人问津，直到1990年花城出版社出版黄谷柳的作品集《干妈》。《干妈》收入了黄谷柳写于40年代后期的一批短篇小说，如《孤燕》《难友》《爱情的惩罚》《深渊——炼狱的片段》《饶恕——炼狱的片段》《一直落》《王长林》《七十五根扁担》等。其中，《孤燕》和《王长林》以内容的相对丰满和艺术的相对圆熟而突出。与老将和新军相比，以陆地、苗延秀、华山等人为代表的文学力量可谓是中坚，其中尤以陆地最为突出。

陆地，1918年生于广西绥禄县（今扶绥县），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一部《美丽的南方》被誉为广西现代长篇小说的奠基人，同时也开启了壮族文学的新篇章。这当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新中国成立之前，陆地的文学创作可以说起步于延安，成熟于东北。1938年10月，陆地抵达延安，次年初，考取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从此正式开启了文学生涯。延安时期，陆地虽随形势数易其地（如由“鲁艺”文学系到“鲁艺”文研室到部队艺术学校再到陕甘宁晋绥联合军区政治部等），但写作却从未间断（审查期间除外）。延安时期，陆地创作的短篇小说有《重逢》《落伍者》《参加“八路”来了—军中记事》《乡间》等。虽数量不多，却为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入选本卷的《落伍者》刊发于《谷雨》第1卷第4期（1942年2月17日），是作家首次以“陆地”为笔名发表的小说。小说写的是“百团大战”的火线下，一位不合群、冷漠、倔强，甚至有些顽固的老张头炊事员在一次紧急转移行军中掉了队的故事。小说发表后，老作家吴奚如、罗烽齐声赞赏，同辈作家孔厥则誉之为“鲁迅《孤独者》的姐妹” 。陆地也因此受到了文学圈的注目，成为文坛新秀。《乡间》刊载于1942年11月6日的《大公报》（桂林版），虽发表时间晚于《落伍者》《参加“八路”来了——军中记事》，但《乡间》却是陆地到达延安后的第一篇作品，目的在于暴露抗战期间“老家广西农村的反动统治鱼肉人民的阴暗角落，也是我个人对旧社会不堪回首的诀别” 。1945年6月，陆地随军南下，途中因抗战胜利转道东北，于10月抵达沈阳，从此开始近四年的东北生活。东北时期，陆地一边编《东北日报》副刊，一边从事创作。创作的小说有《在抚顺炭矿的日子》《最后的夜晚》《叶红》《黄昏时候》《钱》《大家庭》《好样的人》《生死斗争》（又名《钢铁的心》）等，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北方》（光华书店1947年12月初版）。与延安时期的起步不同，东北时期的创作显得更为成熟。其中以《叶红》《钱》尤甚。《叶红》连载于1946年9月25日、26日的《东北日报》，原题《新女性》，誊清时改名为《叶红》。《叶红》发表之初可谓好评如潮，以至于作者很有底气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不曾为自己的作品欣幸过，但今天，我却深深地自慰：叶红应当不朽！有眼力的批评家，他应该认同这是文坛上的收获。其实，这不是我自己的私见：好些人已经为我祝贺来了，还打听叶红的模特是谁。谁呢？我自己也难说清。” 文中欣慰之情溢于言表，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备受好评的《叶红》到了1947年秋随着苏联日丹诺夫批判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旋风从西伯利亚吹到哈尔滨之时，便被当作同左琴科鼓吹“小资情调”一路的货色，列为东北首届文代会的批判中心，在文学小组连续批了三天。而这一批判直接导致了陆地未能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这在陆地或许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或许是受批判的影响亦或其他原因，陆地在《叶红》收入短篇小说集《北方》时做了修改，尤其以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即第五节改动最大。陆地的《钱》刊载于1947年《东北文艺》第2期，写八路军老战士王励本勤俭节约，在随军路上由一开始“钱不到该花的时候，他绝不轻易浪费的，不管是公家的开支或私人的使用”到行军途中（经解放区、敌占区、国统区）因百姓一路的慰劳接待、公家的供给而感到钱的无用、累赘，再到主动把残废金、保健费等存款上交公家（修改版改为充当党费上交组织）。王励本对钱态度的转变可谓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只不过与《叶红》相比，《钱》写得有点理想主义而已。理想主义当然不只属于小说《钱》，更属于小说背后的陆地。事实上，同样学艺于延安，后来分散至各地的万里云、华山等人同样具有理想主义，只不过这批怀有理想主义的桂籍作家到新中国成立后纷纷被现实主义所苦恼，这当然是后话了。

李北京
2019年5月28日于南宁
2019年8月29日改定